正文
1976年的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人们抬着周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穿过十里长街……
萃花记忆里的周总理，是课本上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工作一丝不苟的周总理。
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的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我叫你。” ——选自《一夜的工作》
虽然小学的那篇课文没有告诉我们，那一晚总理在批阅什么稿件。但萃花相信：对文物的保护绝对是重要的一部分。
要除掉的是封建思想
拿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来说：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守军在故宫周围建起了防御工事，周总理担心交战会损害到故宫，在他的建议下，毛主席
起草了保护故宫的电报
发到前线。
总理还多次
跟前线指挥林彪通电话
，要求他们特别注意保护故宫，他的工作甚至细致到，
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故宫所在位置，并印在战士手册上
。
故宫在战争中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但是不久后，新中国成立，要重点建设首都北京，一些老干部看到故宫容易触景生情，想起在旧中国统治下的穷人受苦受难，于是在制定建设规划时，
提议拆除故宫！
而周总理则认为要除掉封建思想，最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进步，不是拆除一座宫殿。故宫是古代建筑的典范，应当予以保留。
于是，拆除故宫的决议被否定了。世界现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宫殿建筑群得以保存下来，与周总理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除了保护声名在外的故宫，周总理还曾致力于保护颐和园的牌楼，重修了清代规模最大的王爷住宅——恭王府，又将府里康熙题的“福”命名为“天下第一福”。在1969年，他还拨款13万元，维修山东曲阜的孔庙大成殿，保护了“世界三大圣城”之一的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
如果不是周总理力主保住故宫和其他古建筑，恐怕如今的明清史料只剩一堆冷冰冰的文字吧……
国家的不能流落海外
古人留给我们的除了古迹，还有珍贵的书画，这些也都在周总理的文物保护工作之内。比如我们在故宫看到的中国传世名画，唐代韩滉的唯一传世之作《五牛图》。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这幅画被掠走。直到1950年初，一位华侨给周总理写信，说一个收藏者打算出手《五牛图》，他希望中央政府买回这幅画，以阻止中国绘画珍品流失海外。
周总理当即给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
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确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
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
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
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到了香港，鉴定《五牛图》是真迹后，专家和出售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
像这样经由周总理，回到祖国怀抱的国宝级文物不胜枚举。解放前，大量文物因为战乱流落各地，周总理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咬咬牙
成立文物收购小组
，秘密收购文物，收回的文物中最著名的包括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此外还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作品。
敦煌石窟是国之瑰宝
在书画、古建之外，周总理涉足最多的，是佛教艺术的保护。说起佛教艺术，大家最先想到是敦煌石窟。以常书鸿为首的敦煌守护人曾感慨道：“是新中国挽救了敦煌莫高窟的命运”，而周总理又是他们着重要感谢的人。
国民党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却几乎不拨经费，1945年，常书鸿为了催取经费前往国民党陪都重庆，此行不但没拿到经费，国民党单方面还宣布
要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常书鸿和工作人员为了抗议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把从敦煌带来的临摹壁画放到中苏友好协会中展出，向社会呼吁帮助。恰巧，周总理一行人看到了，周总理了解了他们在敦煌的工作情况后，对研究和保护敦煌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并称“
敦煌是国之瑰宝，应好好加以保护
。”
周总理这么说，绝不只是随口说说，在这之后，敦煌保护工作成了他的心头病。1951年他
拨专款，
修复了敦煌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问题。
1962年国家拨巨款，开始第一次对敦煌石窟进行
全面的维修加固工程
。而当时，我们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周总理担心的是
：敦煌保护不好，无法向后世交代。
在敦煌石窟之外，周总理在1973年9月走访了大同云冈石窟，要求把修复工作进度加快，在三年内让大家看到宏伟的云冈石窟。紧接着又在十月，总理视察龙门石窟时，发现了一些佛像和洞窟有破损，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列出修缮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