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二本院校教师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出版。12月初，我跟随黄灯到甘肃庆阳采访，在陇东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的讲座结尾，黄灯说起她最近在做的事情——去了解学生的家庭。三年多之后的2024年，在广州再次见到黄灯，她“在做的事情”成为了一本新书——《去家访》。
家访对很多人而言，仿佛已经是遥远的小学时代的记忆，中学之后，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了，大学老师去家访则未有听闻。“去到现场，才会有增量，才会让具体的人生动起来。”这是黄灯三年多前在讲台上说过的缘由，我坐在台下，觉得这更像是非虚构写作者的自我要求。
“叙述和描绘出‘讲台之上’和‘讲台背后’的双重教育图景，是我多年的心愿，五年的家访经历，让我意外地获得了机会。从某种程度而言，本书的完成，《我的二本学生》才算获得了相对完整的表达。”黄灯再次用到了“图景”一词。《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让黄灯为大众所知。这些年来，黄灯在逐渐展开她所见所闻所思构成的更为广阔的图景。
黄灯家的客厅里摆着两盆很大的鲜花，这是她的学生何境军所送。我采访过何境军。在《去家访》里，他提及自己“小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就是一个烂仔”。有一次在朋友家搞出恶作剧之后，朋友家人和善的态度，反而让他有了自我反省。他庆幸没有被咒骂或痛打一顿，假若那样，他可能真的滑向了烂仔行列。
何境军曾是考研大军中的一员，他和好友周泳彬在图书馆里想尽办法占座位的情形，令人记忆犹新。好友上岸，他没有。上岸的是少数。何境军现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一直表达着对罗翔的喜爱。“阳光照耀时，只需等那个阴翳飘过去，太阳就会重新现出来。”——他将此视为座右铭。
“穿过阴翳”的能力将学生的前途区别开来。黄灯写过一位叫李沐光的学生。这位学生的微信头像下有一段置顶的文字：“20岁，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我在教室神游，流云在窗户这一方天地游弋，下午的热风带来远古的声音。”
在李沐光身上，黄灯察觉到，“尽管家境贫寒，但他从未生出一定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难得的从容，也许与他从小获得了爱的充分滋养有关。”李沐光的母亲是越南人，她有着朴实的育儿观念。假如丈夫当着孩子的面骂脏话，她会跟丈夫理论，并阻止他。李沐光并不认为母亲有自觉的理念，她所遵循的是生活常识和对孩子本能的爱。
“爱”的作用几何？
黄灯提到过多次的张正敏的母亲同样来自越南。她在张正敏家第一次体会到了“家徒四壁”的含义。这里基本是毛坯状态的“裸露的家”，楼梯没有扶手，只有一间房有旧房门，厨房是家里唯一能看出装修痕迹的地方。
张正敏一心求学与母亲对她的支持，是其家庭的一种叙事，但她的父亲和哥哥被动接受社会的变迁，是更为基本的存在。在现场，黄灯亲眼看到了如此鲜明的对比。“教育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她必须直面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羁绊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妈妈的支持，给了她通过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和可能，那爸爸和哥哥的牵扯、妈妈的‘越南婆’身份让她感受到的不公，则构成了正敏成长过程中看不见的暗礁。”张正敏主动逃离“生命暗礁”的行动，让黄灯看到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起点出发、一步步往前走的勇气。“这是张正敏充沛的个体能动性，对原生家庭魔咒的破除。”
▲张正敏 （左） 和哥哥 （右） 与父亲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新书出版后，黄灯和白岩松做过一期节目。白岩松告诉她，如果你写的是一本学生，我就不来了。白岩松送给黄灯一本打印成册的集子，里面是学生写的读后感，《我的二本学生》是他给研究生们列的必读书之一。“他（白岩松）很认真，对我的书甚至比我还熟，一提到书里那些学生，他就知道。”
这本用A4纸打印的读后感集子里，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写道：“我们已经不像上一辈人那么敢闯敢做梦，不会对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感到惊奇，对个人力量感到渺小的丧文化和佛文化几乎成为常态。看完书后的沮丧，只是不希望自己当下的努力会成为十几年后又一个无力的小故事，淹没在时代浪潮的泡沫里罢了。”
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觉得，“从家庭到学习到生活最后到就业，虽然没那么极端，但似乎与他们也不差多少嘛，早知道高中就应该少学习一会，上个二本得了。”
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则用了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标题来发出自己的感叹，“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
在黄灯家聊天的时候，她的儿子练习合唱去了，只有她和她的先生在家。许多人认为黄灯夫妻俩都是大学老师，怎么样都能把自己的小孩安顿好。“我没有一点底气，还得靠他自己，其实家庭不能给他什么东西。”黄灯说，“我儿子今年16岁，他长大之后怎么办，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在做二本学生采访的时候，黄灯帮我找了她的几位学生在广东金融学院食堂吃了一顿饭。当我读《去家访》的时候，发现其中好几个学生便是当时在场之人。虽然他们在书中以化名出现，仍觉亲切。
过去图景的不期而至会让人忽有久别重逢之感。就像黄灯在广东金融学院当2006级中文班主任时，听到学生杨胜轩讲到自己父母下岗的经历，让她想起上世纪90年代自己经历过的下岗潮。黄灯曾是下岗工人中的一员。“我在自己历经这一切后，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归于平静，直到遇到胜轩，才发现这个宏大的叙事，依旧以另一种方式作用到这个群体。在我离开工厂师傅后，竟会因为班主任的身份，和他们的孩子相见。”
黄灯在《去家访》里写到一位“懂事的人”——何健。何健的爸妈都是70后，与黄灯是同龄人。在黄灯眼中，他们所承载的家庭责任与她及其父辈没有任何差异。“作为农业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代，在精神结构上，就算面临社会转型的剧烈冲撞，这种来自祖辈的精神连接依然坚不可摧。”
在何健家家访的经历令黄灯难忘。到达安徽安庆乡下的时候，正值冬夜凌晨时分，为了取暖，何健的妈妈让黄灯跟她睡一张床，盖一张大被子，两人一直聊到早上八九点钟。黄灯觉得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姐姐，没有任何隔膜和生分，不需要客套，彼此自然地讲起各自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我第一次感知到，我课堂上的学生，他们背后站立的家长，其实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和我一样，来自同样的村庄，看见和承受过同样的困境，也感受过亲情的羁绊和温馨。”
由此而言，去家访，便是与产生“现在”的“过去”相遇，感知学生背后的家庭“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见到更多“立体而丰富的人”。
▲去家访时，学生林晓静的妈妈骑着摩托车载着黄灯 图/受访者提供
心态的变化
南方人物周刊：写《我的二本学生》和《去家访》两本书时，自己的状态有变化么？
黄灯：写这两本书时的心态是不同的，变化挺明显。写《我的二本学生》时，像是青春期的心态，现在对世界的判断和理解会有所改变。以前是那种线性的昂扬的有所期待的心态，现在人到中年，觉得很多东西的因果关系没那么强，有的东西已经瓦解了。很多人都有类似心态，你看，现在朋友圈的氛围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南方人物周刊：特别是过去这几年。
黄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现在也有这种感受。我丈夫的哥哥在2021年底去世，他长年身体不好，器官衰竭，几天人就没了。今年，我叔叔也去世了，他得了咽喉癌。我在《大地上的亲人》里写了家人，回过头去看，以前家里碰到各种各样的难，觉得还可以变得更好，但是现在我觉得，能够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南方人物周刊：《去家访》主要写了学生的家庭，在“原生家庭对个人的影响”这件事情上，你表达了自己的反思。
黄灯：我对原生家庭的理解也分阶段。比如，我在写《我的二本学生》时，我会觉得原生家庭对学生的影响很直接很单向度，什么样的家庭就导致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性格又导致他进入社会的态度。《我的二本学生》里原来写过一个女孩子，后来删掉了。她有点口吃，她在家庭很艰难的境况下考上了大学。上大学之后，她刚开始很兴奋，有一次在课堂上发言，她说她很感谢这个时代。我继续观察，发现她越来越沉默了。我主动跟她联系，她是回避的。我给她发微信，她开始偶尔会回，后来不回了。她看到了现实的艰难，消沉了，完全把自己包裹起来。
另外，我书里面写到了张正敏。她性格就很开朗，家里情况没比那个女孩子好多少，但她很主动。她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没直接教过她，她就敢主动来找我请教。同样是不太好的原生家庭出身的小孩，在大学里的态度不一样，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在写《去家访》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去分析学生的成长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原生家庭对学生是真的有影响，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到了大学以后，应该有力量摆脱那些东西，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家庭上。我就反思，我们的社会过于强调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了。我们要承认，家庭教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最重要的教育，比学校更重要。到了大学里，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引导学生，把他们的内在力量调动起来。
南方人物周刊：你上大学的时候，内心是怎样的状态？
黄灯：我们那个年代的苦闷主要是精神层面的，现在年轻人的困境主要是生存层面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谁去关心买车买房啊。年轻人关心的维度已经变了，我觉得他们的精神领域是越来越小。
南方人物周刊：就是各种卷，要完成各方面对他们的要求。
黄灯：以前考上大学了，好歹能轻松一下。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还真是挺轻松的，很自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大把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现在的小孩，好不容易考上重点大学，又想保研，保研就要搞绩点，搞绩点就得过跟高中一样的生活，每一门课都要考好。我们那时候只要及格就行了，管那么多，没有要求考到多少分。现在的大学课太多了，把他们塞得满满的，不管他们爱吃不爱吃，这会把人的肠胃搞坏的，肠胃坏了的话，就吸收不到好东西，分辨能力就会变差。
两个90年代
南方人物周刊：从去年到今年，热播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和《繁花》，都讲到了上世纪90年代，但这似乎是两个不同的90年代。你是怎么看90年代的？
黄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90年代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时候二十多岁，各方面的触觉最灵敏。90年代的面向真是非常丰富。我当时在湖南的工厂工作，月工资就两三百块钱。下岗之后，最低的时候拿八十几块。我的表妹，一个农村姑娘，到广东打工，她当时最高的工资拿到过两千。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去广东打工，她告诉我，广东太发达了，从广州往周边走，全部连起来了，没有农村了。
90年代的两个时空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就是下岗工人，就真的是往下坠。还有一个就是沿海地区的蒸蒸日上，外资进来了，工厂遍布。我下岗以后，其实是从一个频道转到了另外一个频道。我通过到外地读书，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当时复习了几个月，命运就改变了。硕士文凭在当时的性价比太高了。一个大势下去了，另一个大势又把你托举起来了，算是时代给的机遇。
南方人物周刊：知道自己可以去读硕士研究生的那一刻，还记得么？
黄灯：我的考研成绩出来之后，武汉大学给我寄了一封信，我到工厂去拿，看到了自己的分数，知道可以去读研究生了。那天，我们工厂正好发生一件惨案，一个妈妈把自己孩子杀了，然后自杀，因为她老公跟她关系不好，她赌气。整个工厂都在传那件惨案。那是个悲剧，我也很不舒服，但是，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冲出厂门时，那种欢呼雀跃的心情。那种强烈的对比至今难忘，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场景。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人喜欢《漫长的季节》是有原因的，案件只是线索，串连起来的是90年代的人的命运，特别是那拨往下坠的人的命运。
黄灯：我当时在工厂团委工作过，工会为了创收，开过舞厅。我是团委的组织干事，就去卖门票，五毛钱一张。在工会的顶楼，我们特地花了700块钱把灯配好了，买了一个二手音响，开起舞厅来，主要是方便男女青工找朋友。我们工厂女孩子多，周边有一些工厂的男工多。舞厅里经常发生打架的事情。现在很多人怀念90年代，那时候其实好乱的。
南方人物周刊：可能怀念的是自己的一段过往吧。
黄灯：90年代很有活力，但确实是野蛮生长。我们工厂还有一个很极端的案子，两个开包子铺的人，有一家生意特别好，有一家生意很差。那家生意差的真的就把那家生意好的杀掉了，然后全部跑了。还有一个案子，一个工厂的领导的小孩，得罪了一帮烂仔，他被追得到处跑，没地方去了，就跑到我们厂区前面的池塘，淹死了。我那天下班，看到她爸爸妈妈跪在那里拼命地哭，那个小孩已经泡得发白了。池塘边有一片林子，很安静，有时候，我一个人会去那里坐一下。最可怕的是，头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还在池塘边坐了两个小时，那个小孩很可能就已经掉进去了，我根本没意识到那里有一具尸体，想起来都害怕。
小地方的小孩
南方人物周刊：《去家访》是不是把你又拉回了以前的生活？
黄灯：对，为什么我去学生家里家访，他们对我这么好，就像跟我家里人一样，因为我家里好多亲人跟他们的情况很像。我大姐也下过岗。我大外甥也是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我大姐开中巴，开网吧，做甜酒，喂猪，其实跟《去家访》里罗早亮的妈妈做的事情没什么差异，那种情感连接很容易建立起来。这么多年以来，我很想去找到工厂里的那帮师傅，去看看他们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时间过得足够久了，我都快50岁了，我当年下岗的时候才23岁，刚刚大学毕业两年。那时候很幼稚的，啥都不懂，就是那种很单纯的女大学生，师傅们看到我们，觉得我们都好可怜。
▲罗早亮 （右） 一家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一位复旦的毕业生写了一本叫《金榜题名之后》的书，表达了自己从小地方去读名牌大学后的困惑，你觉得，这跟二本学生的困惑有什么不同？
黄灯：我看了那本书，觉得人是很难脱离自己的处境。我刚到武大读硕士时有这样的经历，觉得自己啥都不懂。我以前上的专科，专业课不是特别扎实，能感觉到跟别人的差异。刚进武大的时候，真的是那种自卑心态，但也没那么严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二十四五岁了，有了社会经历，就算知道自己不行也没事，能接受，不会惊慌失措。
我觉得这位同学是强烈地感觉到了城乡差异，或者说地域差异。我自己的学生也会说，农村出来的孩子和城里受教育的孩子是会有差异的。这些现象一直存在，重点大学的孩子自己说出来了，二本大学的老师说出来了。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又回过头来说，在你之前，为什么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人写过二本学生？
黄灯：我也觉得很奇怪，当年也不能够理解。我在广东金融学院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是鼓励我的学生发言，向社会发声。2014年之前，我刚教书的时候，接触到90后的学生，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发言，80后出来了，现在轮到你们90后了，你们说自己的事情是有用的。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要自我表达。但事实上，学生们还是不会去讲自己的故事。
2015年底，我去重庆参加上海大学组织的一个会议，跟王晓明老师第一次讲这件事情。我一个是想写跟自己家有关的事情，一个是想写跟我学生有关的事情。那时候我还没有进行非虚构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那篇文章还没出来，就觉得有好多话要说。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家庭，你的家庭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黄灯：我的家庭对我的影响蛮重要。我小时候是跟外婆长大的。老一辈人有非常善良的东西。我外婆一辈子都看不得别人受苦。看到别人过得不好，她心里会不舒服，其实她一辈子也受了很多苦。有很多人觉得我蛮善良，这不是刻意为之，是因为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我的价值观就是那样的。
我的妈妈尽管性子很急躁，但其实她是最看不得别人受苦的。我爸爸当老师的时候，我妈妈比我爸爸对学生还要好。我爸爸帮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交学费，我妈妈不会阻拦。学生到家里，我妈妈会给学生做饭吃。那种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喜欢，给我的影响蛮大的。所以，我不觉得跟学生交往麻烦。我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对学生好。
大城市的大学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去家访》里提到“完整的人”和“工具的人”，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教育问题。
黄灯：大学没扩招之前，大学生很少，那时候把大学生当作“人”在培养，现在很多时候，是把大学生当作“就业的工具”。
现在大学生很多，单位有挑选的余地。单位怎么挑人，可能就是看你的匹配度怎么样。有时候就是看人脉。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年轻人来说，他除了专业上的基本素养以外，其实就面临“精神成人”的问题。没有同时兼顾的话，人才培养就是有问题的。人文教育很重要，能让学生成为一个“人”。没有人文教育，培养的可能就是“就业的工具”。一个有精神世界的人、有基本价值判断有常识的人，和一个只会就业不看书的人，是不一样的。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看到很多有光鲜简历的人，什么指标看上去都很好，但就不像一个“人”，没有公德，没有同理心，不会设身处地想一下别人的处境。这种内心傲慢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问题对年轻人很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里感谢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和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为什么？
黄灯：刘道玉和黄达人两位校长是教育家，给学生提供了好的人文教育。当年没什么感觉，但人到中年，回过头去看，那些东西在关键时刻是会让人托住底线的。
我在武大读书的时候，刘道玉校长早就退休了，但我始终记得他曾是校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我曾经跟刘道玉校长约稿，有联系，后来他年纪大了，就没去看他了。武大有一个校友群，能明显地感受到，刘校长的学生跟他有很深的连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断掉，这是很难得的。
2003年是我最苦闷的时候，我刚写完了《细节》这篇散文，自己的两个导师得病。有天下午，我想找个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就直接往中大校长办公室去了。黄达人校长在办公室里，跟我聊了一二十分钟。那种感觉特别好，我不觉得自己去见一个权威，我就是一个苦闷的大学生，想找校长说几句话。黄校长那么忙的一个人，甚至在别人眼中还是一个高官，你一个学生想见他就见到了，他还笑眯眯地跟你聊天，这很难得。
学校有好的人文氛围，学生内心会不一样。我自己教书之后，在很多场合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哪怕给学生播一点点种子，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我跟学生聊天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提到，自己以后混好了，会去帮助别人。这些东西跟老师的引导有关系，不觉得自己的利益就那么重要。学生有这些想法，是很宝贵的。
南方人物周刊：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书，又是什么感受？
黄灯：这里的学生也会有自己想法的。我有一个学生，找过十几份工作，现在一个外资企业里上班，每个月几千块钱。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关注社会问题，他知道项飙，能说出项飙的代表作。他说他经常到南方科技大学的图书馆上自习。他考过研，对更好的大学有向往。这些小孩的内心有很闪光的一面，只是我们以前没有跟他们好好聊，没有发现。跟学生交流多了，他们也会改变我的认识。
南方人物周刊：他们和二本学生有哪些不一样？
黄灯：差别并不大。如果按照高校的链条来说，已经到末端了，但他们的就业质量，是差不多的。学校在深圳，有活力的一面，那些孩子，更愿意说话，更愿意交流。他们创业的热情更高一些。北方的小孩到深圳来，有一些改变，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还是不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你打算写他们吗？
黄灯：没有。让他们自己写就好，他们写得蛮好了。
（文中提到的部分受访者名字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