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00
年以来，在对发展传播学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关注社会公正、注重理论与行动相结合为特征的传播行动主义的学术领域。这篇论文结合中国在地的经验，特别是结合
2007
年以来的劳工传播研究经验，尝试提出了与此相关的“行动传播学研究”的概念，辨析了“传播行动主义”与“行动传播学研究”二者的异同，探讨了行动传播学研究的特征、方法论和能够促进社会改变的研究策略，并指出了在建构这一新的学术领域时面临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挑战。
关键词：
行动传播研究
传播行动主义
方法论
研究策略
赋权
为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我们在研究实践中发展了三种行动传播研究的基本策略：发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在研究设计（过程）中包含赋权；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等。
（一） 采用批判的视角发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行动传播研究的目的是改造社会。但为了改造社会首先要认识社会，而认识社会要从改造社会的需求中提出研究问题。这就需要行动传播研究者去发现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需要改变的“不公正”，就这些“不公正”发掘其背后的社会背景（结构或机制的原因），以从中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
在制定研究计划初期（2003年至2006年）和实施研究计划时（2007-2011年），我们持续地讨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涌现出哪些有价值的（急迫的和重大的）与传播相关的研究问题？主要途径是在实地与劳工社会组织的成员一起讨论我们以往执行的传播与发展项目，这些项目的主题涉及农村妇女和青少年抗击艾滋病、在流动人口中预防人口拐卖、反对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促进性别平等、健康传播、劳工文化等等。我们观察到，第一，从进城劳工的角度看，他们为摆脱贫困进入了陌生的城市，遇到了与他们生活环境有巨大差距的城市环境，这种差距“可以以一个中国人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来比喻”[21]。虽然大量农村务工者不是出国，是国内移民，但他们同国外移民一样，经历了“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第二，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边缘的流动劳工因为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后遇到身份认同的困惑，难以找到文化认同，更加被边缘化；第三，应该看到，主流政策“融入城市”几乎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即移民劳工需要学习认同城市文化或是一个被同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双方相互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增权的过程；第四，更重要的是，劳工社会组织开始建设自己的文化和传播系统。对各地工人文化的初步调研引发了我们强烈的研究兴趣，从2007年，我们通过大约20多个课题和行动研究来探讨如下基本研究问题：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在建构流动议题时，传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推动社会公正和变革中，传播如何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流动劳工如何使用媒介（包括大众媒介、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发展劳工文化？这种文化的内容、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其发展的原因、过程、动力和社会影响因素是什么？劳工文化如何能挑战边缘化劳工文化的主流文化？劳工文化如何能帮助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文化主体性，最终推动社会公正和社会变革？我们认为这是传播学研究在面临中国社会转型时的重大议题之一。
在传播学界，媒介中心或技术中心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主流。但行动传播研究要采用批判的视角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因此，研究的焦点不是媒体或媒体发展，也不是媒体对受众或边缘群体的影响，而是边缘群体如何使用媒介技术以及这种使用对生活的影响或是对社会改变的影响。比如，不识字的年轻女性如何通过电视识字、手机是否能被流动女性用来扫盲和身份认同、QQ如何能帮助年轻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们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山歌如何帮助少数民族预防人口拐卖、女性杂志如何帮助打工妹获得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信息传播技术如何帮助贫困女性减贫等。在此课题中，我们不是要研究新技术或新媒体对流动工人的影响，而是根据他们的传播实践研究流动工人如何使用媒介改善自己的状况，进而影响媒体和社会。我们聚焦的问题是：什么是工人的适宜媒介技术，什么是当地的传播传统，什么是工人的技术创新以及这些适宜技术和创新带来了何种影响等。这样，以往从未被包括在媒介范围内的传播形式如工人民谣（音乐）、独立影像、网络工人视频、民众戏剧、农村传统戏曲、社区舞蹈、博客、网站、村报、小型杂志、工人MP3广播、黑板报、海报等，都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在工人的传播实践中，其所使用的媒介形式或分类并是非固定的：例如工人乐队创作的民谣《想起那一年》等，音乐公司制作成专辑公开发行，建筑工地上可为工友们现场演出，制作成演出视频可在网络上流传，电视台邀请工人歌手演唱并在电视上播出，其歌词、演唱录音和彩铃也被放在工人网站上供大家下载……这些基于民众实践的跨媒介传播还包括“工人MV”（Music Video）、“工人MP3”、“苗语影像”和“打工春晚视频”或残障团体创造的“非视觉摄影”等。在网上流传的工人MV《流动的心声》，由影像、摄影、音乐、歌曲创作以及视频软件和互联网技术综合而成，旨在表达流动儿童不再漂泊的渴望。
目前在传播学界，新媒介研究似乎更受到关注。在互联网早期普及中，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很快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但是，很早以来的就存在的印刷媒介鸿沟（如农村人大都不读报和杂志等）则很少有人关注。如Benjamin指出的，数字鸿沟与其他媒介鸿沟的联系被研究者忽略了，“今天的数字鸿沟其实就是昨天的学校计算机鸿沟，上一世纪50年代的电视鸿沟，30年代的收音机鸿沟，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阅读鸿沟”[22]。为什么现在我们几乎没有阅读鸿沟的研究？这可能与研究者潜在的意识形态相关：即要研究更有价值的群体和更有价值的媒介，有价值的群体通常不会是农民或底层民众，不会是使用印刷媒介或传统媒介的群体，有价值的媒介也不会是传统媒介，而是更能带来“先进观念”、“先进技术”、“强国”和巨大市场以及对主流人群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将“先进”、“强国”与市场捆绑在一起，建构了所谓的新媒体研究的价值取向以及互联网话语。互联网等新技术被理所当然地当作从外部输入的一种先进力量，人们必须或被迫跟上所谓的时代潮流。但一直以来，对“互联网必定推动所有人进步”的前提缺少反省，比如谁更会进步？谁因此会拥有更多的权力？为什么会进步？在什么条件下会进步？以及进步表现在什么方面？是增加了个人的权力还是增加了某些集团的控制？谁定义了“进步”？
“批判研究者与其他取向的研究者的区别不在研究技术上，而在于他们如何切入一个研究问题，他们所追问问题的类型以及他们进行研究的目的”[23]。对行动传播研究者来说，处于社会不公正情境中的脆弱群体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需求，就可能发展成为行动传播研究的研究问题，以促进社会改变。
（二）包含赋权的研究过程
行动传播研究本身被看作是一种促进改变的社会实践和增长边缘群体主体性的过程。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赋权自然会被纳入其中。
什么是“赋权”？来自心理学、哲学、工业和动力学等学科的学者已经提供了多种定义和解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其定义为学习活动，即“在学习过程中个人或社区能够创造、拥有和分享知识、工具以及技术，以改变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24]。另一则定义则说明赋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或组织可以获得权力、接近各种资源以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为此，他们必须首先获得一定的能力以实现他们个人的抱负和行动目标[25]。
实际上，“赋权”的概念与边缘或脆弱的社会群体有密切联系。社会学上的赋权概念经常指向那些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被决策层排斥或被歧视的群体，如残障人士、少数族群或女性等。《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在1995年曾出版了一期“赋权”专刊，专门讨论了赋权理论及其应用。有学者已总结说， “赋权”一般被定义为一个发生在地方社区的有意识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缺少有价值的资源以及未被社会平等对待的人们，可通过重建相互尊重、批判性反省、关怀和小组参与等手段重新获得接近和控制资源的权力 (Cornell Empowerment Group, 1989 in Perkins & Zimmerman, 1995)。Perkins and Zimmerman建议采用“赋权导向的干预”（empowerment-oriented interventions），以便在实践过程中以提高社区人民的能力来代替对风险因素的考量，以探讨影响社会问题的因素来代替责备受害者，以促进社区人民参与和合作发展知识和技能来代替“权威专家”自上而下的“指导”[26]等。参考上述关于定义的讨论，我们发展了一个相对简化的定义：即“边缘群体重新获得（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的过程”。
根据Perkins和Zimmerman的研究, 赋权理论一定包括过程和结果，且无论过程或结果如何，其赋权都会表现在不同层面上[27]。这些层面包括：个人层面，即个人在社区组织中的参与程度、个人控制资源的能力、自我认同、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及对生活和环境的控制感等；组织层面，即在组织内部分享集体领导的程度、组织网络的发展及对政策的影响等；社区层面，即个人或组织能否采取集体行动以接近政府资源和社区资源（包括媒介资源）、与其他组织形成联盟以影响社区发展等；政治层面——工人NGOs所发展的行动有力量改变社会结构或政策，以促进社会公平。
在赋权的框架中，行动传播研究的研究设计[viii]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 “图绘”研究（mapping）；行动研究；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以及传播交流。分述如下。
“图绘”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流动工人的媒介使用、信息交流和文化实践，以及影响他们媒介实践的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因素。表面上看，“图绘”似乎与“赋权”无关，与其他研究并无不同。但实际上，“图绘”的重要内容都与“赋权”紧密相连：
（1）“图绘”大众媒介如何建构有关流动的议题及建构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要揭示这种建构对流动人群是增权还是减权，抑或使边缘群体更加边缘化；（2）“图绘”不同流动人口群体（性别、族群、宗教等）的媒介使用及其文化实践，其目的是发掘他们久已存在的使用模型和其内在的传播系统/传统，通过在社区重构其传播传统，帮助建立和发展其主体性，这是赋权的基础也是赋权的过程；（3）“图绘”劳工社会组织如何进行参与式传播倡导，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发展基于在地实践和有利于社会改变的理论，使其成为社会公共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进行文化与传播政策研究，以发现“减权”的部分，通过增强边缘群体对话政策的能力，提出新的文化与传播政策，以实现增权。
行动研究通过参与或发起传播行动，来探讨发展劳工文化的条件、动力以及有效传播渠道，探讨建立工人阶级文化主体性的行动方法以及相应的理论。（详见研究策略3）。
与其他研究不同，行动传播研究会包括“能力建设”。“能力建设”在这里被定义为“促进边缘群体文化传播的行动能力”和“参与社会能力”的过程。其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举办传播倡导工作坊。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我们在多个项目点实施了60多个工作坊，包括工人影像培训、工人读报兴趣小组、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记者媒介参与工作坊、“反对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人口拐卖”音乐创作工作坊等。我们也参与了工人团体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打工春晚”等重要活动。“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一个平台交流经验和提高传播能力，更在于这同时也是一个集体建构知识和生产知识的过程。
通常一项研究到成果出版的阶段也就完成了，但行动传播研究还要包含关于研究成果的 “传播交流”过程。经验表明，至少有四种途径可用来交流和推广研究理论与行动模式。
针对学术界，通过参加国际和国内研讨会并出版论著或论文增加传播与社会发展领域的知识，并促进其议题在学术界“可见”和讨论，以改变现有的传播学知识结构。
针对研究参与者，我们采用“论文工作坊”的形式，即将我们的研究结果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研究参与者进行宣读汇报并展开讨论。一方面可以重新检验研究理论和行动模式以及激发新的研究想法；另一方面，促进这些经过检验的理论和行动模式成为一种可接受的赋权方式，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
针对政策制定者或大众媒介，我们在政策研究和促进双方对话的基础上，采用倡导或游说的方式，发展支持工人文化和媒介的政策和行动指南。
针对社会公众，我们通过大众媒介、工人团体的另类媒介以及其他渠道，传播其研究成果，以促进公共领域的文化讨论和建立工人文化的主体性。如2012年5月31日，我们联合十家公益机构联合举办了“关注困境儿童”的倡导发布会，就帮助困境儿童的“赋权”和“慈善”模式等公共议题进行了公开讨论。
以上四种途径中，第二种“论文工作坊”、第三种“政策倡导”和第四种“社会传播”，被我们看作是改造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三种途径，我们与工人群体或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建立了联系以便能够就劳工与传播议题进行对话和发展新的行动。社会学领域已经发展了“公共（或公众）社会学”，即“将社会学带入与公众的对话中”，追求社会学家和公众的 “双向交流”和“相互教育”，使原本看来是“私人”的现象或学问变成“公共的”和“可见的”。“有机的公共社会学”（organic public sociology）的学者常常与劳工运动或其他权利团体等共同工作，这种共同工作（如讨论命名等）将会创造聆听和讨论社会问题的“公众”，同时，“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也建构为一个在政治场域中行动的公众”[29]。创造了公众同时也创造了行动的社会学家的公共社会学，由于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动力和力量，包括理性、公共辩论、知识和行动方法，因此比一般的采纳某种建议或行动的“改造”更具有社会意义。传播学领域还未有“公共传播学”，尽管在历史上公众中参与过讨论诸如“绿坝”、“实名制”等重要议题，但未能发展成学界与公众的“双向交流”和“相互教育”，这类似于Buraway指出的“传统公共社会学”，而非“有机的公共社会学”。由于文化、媒介等议题广泛地渗透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认为，作为促进改造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传播学的功能特别值得注意。正如布洛维所说：“社会学家必须锻造他们自身与社会的联结，也就是说，去发展公共社会学。我们不能仅仅消极地去服务社会，而应当去保存及建构社会”[30]。
总的看来，促进个人层面的赋权大都靠“能力建设”，“图绘”研究、行动研究和公共的传播交流则更有益于社区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赋权。
（三）采用互动参与的行动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起源于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心理学家Kurt Lewin在1944年提出了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概念，并于1946年发表了“行动研究与少数群体问题”的论文。他将行动研究看作是一种比较研究，即比较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与结果，其目的是更好促进社会改变[31]。行动研究在社会科学界被看作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管理”或“技术理性”，是一种以社会实验来回应主要社会问题的过程，并在其过程中通过反思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和有效的行动方法。行动研究过程通常被概括为一种循环过程：（1）问题陈述与界定（需求评估或需求研究）；（2）寻求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3）拟定计划和可能的行动策略；（4）采取行动；（5）对行动进行评估；（6）根据评估改善计划和行动策略；（7）继续采取行动……与非行动研究相比，行动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应用性。行动研究将集中力量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以促进社会改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有关行动的知识和理论。行动研究通常在教育、护理、企业组织等领域中实施。这类为促进社会改变做行动的研究，我们也称之为Action-oriented research initiative。如果以行动为中心做研究，那么，这类研究大都需要研究对象不同程度的参与，因为改变最终是研究对象行动的结果。所以，行动研究的学者非常重视研究对象的参与。
参与研究则起源于不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实践。“参与研究的三个典型特征使之与一般研究区别开来：所有研究参与者共享研究计划的所有权；对社会问题进行基于社区的分析和具有社区行动的倾向”[32]，其背景是对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关注[33]。在一般的研究中，被边缘化的群体通常作为研究对象。但在参与研究中，他们是研究的主体[34]。他们试图通过参与式研究，重审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并获得新知识、信息和技术以增进对现状的深入理解并确认自己所拥有知识的价值，建立自信和发展主体性，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改变生活现状。在参与研究过程中，边缘群体为改变自身的处境提出研究问题，就研究问题实施社区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发展行动，对行动效果进行评估……其研究结果会直接导致社区问题的解决，即“通过建构和利用他们自己的知识使处于底层的人们获得权利[35]。可以看出，这类研究虽然被冠名为“参与”，其实不是指边缘群体来参与他人主导的研究，而是直接作为行动研究者来进行研究。对这种边缘群体作为行动研究者的研究，一般概括为由当地人为当地人所做的研究。
参与式行动研究可看作是参与式研究与行动研究的集合[36]。但笔者认为，这种集合不是也不可能是参与研究与行动研究的简单相加。根据以上定义，参与式研究的研究者来自边缘群体，而行动研究的研究者则是经过研究训练的有一定专业背景的学者，那么，参与式行动研究究竟是学者来做还是边缘群体自己来做？我们暂且放过这个问题，而尝试回答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有边缘群体作为行动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非参与式研究相比，参与式研究具有何种优势？这种优势是否不可替代？从上述对参与式研究的概括可以看出，“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优势在于不仅会产生对人们直接有用的知识和行动，还可通过建构边缘群体的知识和行动经验而使之赋权”[37]。我们的研究实践表明，非参与式研究，即并非由边缘群体直接做研究，也可达到用于行动的知识生产和赋权的目的，并且，还有可能结合学者的经验和理论，增加边缘群体关于行动的知识，扩展边缘群体行动的视野。实际上，在课题实施时，我们遇到了“参与研究”与“行动研究”不同的“集合”。如果研究是为了改变社会，“参与式研究”的要义在于：（1）研究问题是否是当地人提出和界定的，即当地人是否需要这个研究？（2）在研究中当地人的视角、观点、经验和地方知识是否受到重视和考虑？（3）在研究过程中，当地人是否能有效地介入并作为研究伙伴或咨询角色参与讨论？（4）研究结果是否是能服务于当地人或社区改变？是否能够发现改变的途径和行动方法？因此，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关键不在于谁来做研究，而在于是否能通过研究产生有效的行动和“赋权”边缘群体。经验表明，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一种互动参与研究——研究者和工人NGO/工人的相互参与，使学者与边缘群体能够分享其不同背景的知识和行动经验：边缘群体或NGO可提供在社区行动中已拥有大量的地方知识和经验，学者则可带来超越地方知识的理论和行动经验，双方可一起分析行动的可能性，提出并实施和评估新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