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年龄与幸福感关联中的文化变异 | 唧唧堂论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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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论文《年龄与幸福感关联中的文化变异：不确定性规避的作用（Cultural variabilit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ge and well-being: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于2019年12月发表于《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由Smaranda Ioana Lawrie, Kimin Eom, Daniela Moza和Alin Gavreliuc等五位研究者合作完成。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如今世界老龄化愈加严重，为了应对全球人口不断变化的特点，心理学家开始迫切地寻找关于老龄化内心的研究结论以增进理解。其次，鉴于主观幸福感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其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同时，寿命与主观幸福之间的关系历来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因此，通过融入文化视角来促进对这些混合研究结果的理解。具体而言，本研究 将霍夫斯泰德的六个文化维度之一——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将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的控制感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究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

研究方法与结果

研究1：年龄与幸福关系的跨国差异

研究数据来自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包含60个国家2010年至2014年的数据（N=90350），在进行整理与删除之后，得到了来自43个国家的64228名参与者（M=42.49岁，SD=16.48）的最终样本。被试以开放式格式报告他们的年龄，通过量表来评价幸福感（四级量表：M=3.15，SD=0.75）。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得分进行标准化和平均，建立一个主观幸福感的综合衡量标准，r（64226）=.463，p<0.001。其次，测量控制感（十级量表；M=7.13，SD=2.19）以及六个文化层面（包括不确定性规避）的霍夫斯泰德指数指数，同时还将一些个人和国家层面的因素作为协变量（见表1）纳入对不确定性规避假设作用的稳健检验。

表1

首先，我们通过考察不确定性规避与国家一级其他关键变量（即，不确定性回避与国家平均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不确定性回避与年龄平均值（r（41）=0.015，p=0.925）以及主观幸福感（r（41）=0.187，p=0.230）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不确定性规避与人均GDP显著相关（r（41）=-0.329，p=0.031）表明不确定性规避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更为明显。不确定性回避与其他国家层面的协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接下来，研究了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零阶相关的跨国差异，将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了比较，并且有相当大的差异（rs=-0.288到0.131）。

其次，随着各国不确定性回避得分的增加，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出现更强的负相关（β=-0.578，b=-0.003，SE=0.001，t（41）=-4.536，p<0.001，b=[-0.004, −0.001]95%的置信区间（CI））（见图1）。

图1

同时，测试了不确定性回避在霍夫斯泰德其他文化维度（个人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气质、长期取向和放纵）之上和之外的独立效果后发现，不确定性回避是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性的唯一显著预测因子。

然后，使用多层次模型正式检验不确定性回避是否解释了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联的跨国差异。首先通过测试年龄（个人水平）和不确定性回避（国家水平）之间在没有协变量的情况下对主观幸福感的交互作用（模型1），检验不确定性回避是否减缓了年龄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斜率。与预期一致，随着不确定性回避的增加，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消极（β=-0.051，b=-0.043，SE=0.010，z=-4.19，p<0.001，b=[-0.063，-0.023]95%的置信区间）。在个人层面（即感知的相对收入、教育和性别）和国家层面（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政治稳定、老年人抚养比、凶杀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的所有控制变量都被包括在内之后（模型2），结果仍然与其一致。

图2展示了年龄和不确定性回避之间的跨层次交互作用。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低的国家内没有显著相关性。相反，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β=-0.068，b=-0.059，SE=0.014，z=-4.25，p<0.001，b=[-0.085，-0.032]的95%置信区间）。

图2

控制感的中介作用：第一步，检验了不确定性回避是否减缓了年龄与控制感相关的方式，发现年龄和控制感不确定性回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交互作用（β=-0.021，b=-0.046，SE=0.019，z=-2.47，p=0.013，b=-0.083，-0.010%置信区间）。年龄与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低的国家的控制感呈正相关；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年龄与控制感之间没有关联，但是研究发现了不确定性回避的预期适度性（即年龄与控制感之间的关联在高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中比低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中更为消极）。其次，控制感作为一个额外的预测因子添加到模型2中，以检查控制感的中介作用（模型3）。结果发现，控制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一结果表明，控制感部分中介了年龄×不确定性回避交互作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最后，进行路径分析以确定年龄与不确定性回避之间的互动通过控制感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模式，所有结果与前面一致：控制感部分中介了年龄×不确定性回避交互作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见图3）。

图3

研究2：重点文化群体比较（罗马尼亚与美国）

抽样了两个在不确定性回避方面有显著差异的文化群体：罗马尼亚（90分，排名第六）与美国（46分，倒数第八）。因为我们发现控制感在研究1中是一个关键的中介因素（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低的国家，年龄与控制感的增强相关，而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年龄与控制感的增强无关），所以我们调查了压力应对策略。

参与者包括382名美国人（73.0%女性；M年龄=34.81岁，SD=16.40）和643名罗马尼亚人（76.3%女性；M年龄=39.16岁，SD=19.22）。用生活满意度七级量表测量主观幸福感（M=4.67，SD=1.33；罗马尼亚人α=0.85，美国人α=0.90）；用简明应付方式量表测量应对压力的策略，并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两个因素：与更高控制感相关的应对策略（高控制应对：M=3.92，SD=0.63，罗马尼亚人r=0.41，美国人r=0.40，均P<0.001）和与较低的控制感相关的应对策略（低控制应对：M=2.35，SD=0.67，罗马尼亚人α=0.61，美国人α=0.70）。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年龄与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罗马尼亚人的年龄与幸福感显著负相关，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年龄与幸福感之间没有关联；并且，美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罗马尼亚老年人。其次 ，罗马尼亚年轻参与者和美国年轻参与者的主观幸福感没有差异（见图4）。

图4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了年龄×文化交互作用对主观幸福感的模式，与研究1的发现一致。

应对策略：年轻组在应对策略上没有显著的文化差异，老年组在应对策略上有显著的文化差异。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年龄与幸福关系中的文化差异是否可以由年龄应对策略使用中的文化差异来解释。

通径分析（见图5）显示，与上述结果一致，应对策略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高控制应对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而低控制应对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应对策略完全介导了年龄×文化交互作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图5

研究结论

不确定性回避在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负关联更多；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回避的国家，年龄与控制感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其次， 控制感在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美国是具有较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国家，美国老年人面对压力较多地使用高控制应对方式，因此与具有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罗马尼亚，他们积极应对压力状况的倾向可能会阻止主观幸福感的下降轨迹。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横截面的，因此无法清楚地区分老龄化、周期和队列效应。此外 ，研究2中的罗马尼亚和美国不仅在不确定性回避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其他文化维度和客观指标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存疑。最后，在现有研究模型的基础上，未来的工作应直接确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回避文化中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Smaranda Ioana Lawrie, Kimin Eom, Daniela Moza, et al. (2019).Cultural variabilit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ge and well-being: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 3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