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1937年的英国成年选民，穿越到今天，并观摩此次美国总统竞选的话，他一定会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身上看到某个似曾相识的影子——温斯顿·丘吉尔。
因为今天的特朗普，与当年的丘吉尔实在太像了。
丘吉尔与特朗普一样，都是出身于伟大帝国黄金时代的骄傲老人，却眼睁睁地目睹了帝国在一系列战略挫败中不断沉沦。
丘吉尔诞生于英帝国无上威严的维多利亚时代，女王陛下旗帜飘扬的地方，即使是波涛也要臣服。然而，伴随着产业的不断外移和战争的持续消耗，英帝国逐渐沦为千疮百孔的泥足巨人，这是丘吉尔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特朗普生于美国二战胜利后不久，在他年轻的岁月，美国几乎就是永恒的胜利者，但是，到他垂暮之年，美国逐渐在产业外移和战争消耗中变成了步履蹒跚的输家，这是特朗普这样的美国老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的现实。为什么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永远是中老年白人群体，因为他们经历了美国的伟大和没落，感同身受。
丘吉尔与特朗普一样，在渴求和平的舆论环境中，不断鼓吹不受欢迎的“好斗”言论。
二战前夕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精英，如罗素、萧伯纳等，都极力反对与德国人开战，西方的媒体舆论亦是如此。这些在一战中被吓坏了的舆论领袖和民众，对本国任何好战言论都深恶痛绝，而丘吉尔不断渲染的纳粹威胁，更让西方社会对其嗤之以鼻，视其为战争疯子、甚至脑残。
罗素
1919年，苏共在俄国的统治逐渐稳固，丘吉尔不断渲染布尔什维克扩散论，坚持认为英国必须将苏联掐死在胎腹之中，为此遭到了英国舆论的猛烈抨击；1933年，纳粹上台后，丘吉尔不断鼓吹纳粹威胁论，要求英国趁早武力干预中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种言论很快被渴求和平的英国社会视为“好战”诳语而饱受诟病。特朗普同样类似，他鼓吹伊斯兰对西方文明的威胁、禁止穆斯林入境还要求对穆斯林监管的言论，使他成为整个西方舆论抨击的靶子。
丘吉尔与特朗普一样，在政策上常常异想天开，极为轻率，甚至莽撞。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大臣丘吉尔幻想着与俄军在安纳托利亚会师，不顾实际情况，发动加利波利战役，结果遭遇惨败；1924年，丘吉尔被首相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他的决策是轻率的，表现是灾难性的；在第二次世界初期，海军大臣丘吉尔幻想建立北欧战线，发动了纳尔维克战役，这一举措被李德哈特评价为“从策划到布置一塌糊涂”的军事灾难（结果却是首相张伯伦替丘吉尔承担了失败责任，丘吉尔本人并未因此受到舆论的诟病）。
曾任鲍尔温议会私人秘书的戴维森，这样评价二战前的丘吉尔：“他简直自以为是拿破仑，屡屡插手，然而他却不懂得，那些一辈子兢兢业业的人，对自己这一行所知道的要比他多得多。”特朗普同样类似，他宣称自己可以通过电话阻止企业外迁，通过会面与金正恩达成妥协，这些充满虚妄的设想何尝不是其轻率鲁莽的体现？
丘吉尔与特朗普一样，对外国政治强人心怀钦佩。
丘吉尔曾经毫不掩饰对墨索里尼的尊崇，宣称对方是捍卫西方世界抵挡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巨人；丘吉尔也赞美过阿道夫·希特勒，并惊叹于对方在德国重新崛起过程中的高明；甚至在波兰战役中，斯大林背信偷袭波兰的行动，也被丘吉尔欣赏，认为这是斯大林“防卫俄国自身安全的明智手段，”充分显示了“俄国领袖的果断。”特朗普同样类似，他极为钦佩强权领袖普京在维护俄罗斯利益时的勇猛；他甚至对金正恩的权谋和残酷赞美有加，称对方“敢说敢干”。
丘吉尔与特朗普一样，在外交中对俄态度惊人地一致。
当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迅速崛起后，丘吉尔不顾英国外交界的主流观点，不断鼓吹英国法国与苏俄结盟，压制德国；当伊斯兰移民大举进入欧洲以后，特朗普则鼓吹西方与俄罗斯结成基督教联盟，抵御伊斯兰的威胁。
二战前丘吉尔与特朗普一样，都遭到主流精英和社会舆论的疯狂围攻。
由于丘吉尔不顾舆论感受，不断渲染纳粹威胁，被西方民众视为疯狂的好战分子，再加上他对墨索里尼的仰慕，以及肆无忌惮的举止，都使得丘吉尔成为战前英国最不受欢迎的政客，以至于他一度想退出政坛。
丘吉尔
“温斯顿对墨索里尼的公开爱慕，已经使其成为英国政坛所能看到的最肮脏的鬣狗。”《泰晤士报》这样评价丘吉尔。
二战前，鼓吹纳粹威胁的丘吉尔在英国舆论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战疯子（当时的西方舆论领袖、大哲学家罗素，主张和平，并不断要求英法两国裁撤军备以免刺激德国人民；萧伯纳则沉醉在对斯大林、墨索里尼的崇拜中不能自拔），而丘吉尔的粗野轻率言行则使得他几乎被保守党战友抛弃，陷入众叛亲离的凄惨境地。特朗普同样类似，他鼓吹伊斯兰威胁，实际上使得他在整个西方文化精英和媒体舆论中成为魔鬼的象征。
伟大的克莱芙男爵，他的卑鄙、残忍、野蛮令人震惊，他是英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征服者，也是丘吉尔的偶像
事实上，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特朗普，他们都深深地沉浸在伟大帝国的荣耀之中，身上都遗留着那些文明开创者身上野性未驯、凶悍刁莽的影子。丘吉尔年轻时，作为记者多次追随英军参加海外战争，脑子里充满了伟大英国冒险家克莱武（残暴狡诈的印度征服者）式的幻想；特朗普毫不掩饰的贪婪狡黠暴发户形象，更像是“西进运动”中诡诈凶暴却忠诚爱国的美国拓殖商人。
恶俗的暴发户审美和狡诈粗莽的言行，使得特朗普更像是一个“西进运动”中凶猛狡诈、自私爱国的拓殖商人，而非衣冠楚楚的政治大亨
史蒂芬·F·奥斯汀，无耻却爱国的美国拓殖商人，德克萨斯的征服者
——在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眼里，他以残忍狡诈卑鄙著称，美利坚拓疆霸业的缔造者之一
这种脱胎于帝国开创者的美德或者恶习：一方面，使得他们如同行走在丛林之中时刻警觉的饿狼，具有野兽般不加修饰的危机洞察力，并且能够清醒地意识到那些真正的危险来自哪里；另一方面，则使得他们犹如一条径直闯入主人假面舞会，追咬那些伪装过的窃贼的猛犬——这种肆无忌惮的粗野行事，终究会造成被保护者极大的恐慌，并饱受厌憎。
而他们对大独裁者的认可，与其说是对独裁的赞同，不如说是其唯强视是之野兽本能的展现，如同鬣狗尊敬雄狮的天性使然。
如果天下太平，他们这样的人，永远只会是作家笔下的恶棍，精英眼里的小丑。
只有当国家的命运，因庸碌漠视而无可挽回；文明的灾难，因苟且绥靖而最终来临，他们才有机会说服怯懦的人民，承担起自己的使命：
跨上腐锈的铁马，
迎着帝国夕阳的余晖，
踏着积弊难返的荆棘，
发起注定失败的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