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石斌
硕士博士俱乐部原创出品
最近看了一部英国纪录片，叫《人生七年》（《The Up Series》）。导演选择十四位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从他们七岁开始拍摄，每七年拍一集，2012年总共拍了八集，此时这些孩子已经56岁。
从这些孩子56年的人生可以看出，富人的孩子仍旧是富人，他们中，有的成了律师，有的成了老师，有的成了家庭贵妇（主妇）；穷人的孩子大部分依旧处于底层，他们有的靠工艺过活，有的靠领政府救济金贴度日，但有三个孩子通过奋斗扭转了人生轨迹，他们分别成了科学家、公务员、大学课程项目负责人。
其中有一个女孩，名字叫Sue，住在落后的伦敦东区，她高中毕业后经历婚姻破裂，各种工作不顺，最后进入伦敦大学研究生课程组做助理工作，49岁时成为研究生课程项目负责人。由Sue的履历可以看出，人生没有全然的命中注定，没有硬朗的背景和雄厚资本的孩子，通过个人努力，同样可以拨开云雾见天日。
虽然中国与英国的国情不同，但是在个人努力道路上都是相通的：如果你生在一个富奢之家，却顽劣成性，肆意挥霍青春，那么也只能像《人生七年》中的苏西，成为别人的嫁妆；如果你相信可以通过教育和奋斗来改变命运，那么你就有机会成为少数能翻版人生的那个人。
中国社会是一个层级性变动的社会，五十年代，如果你有官家背景，牢牢记住“阶级斗争”的口号，那么就会前途无量，衣食无忧；九十年代，如果你有商业头脑，纵海经商，那么可能会摇身变成暴发户；二十一世纪初，如果你对股票基金房产有兴趣，能持续不断研究投入，那么你可能现在已经是北京建国门外大街SOHO大厦的指挥人。
杨继绳教授在《墓碑》一书中对九十年代的中国进行了阶层划分，根据权力、财富、声望等要素考量，基于社会调查数据，杨教授把中国社会分为五个阶层，如下图所示：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九十年代的中国，下层阶级占大多数，但是通过教育的路子，还是可以轻松地向中层迈进——只要受一定的教育，都可以完成教师、记者、编辑、技术员等身份的转变。不过这毕竟是二十年前的中国，近几年又有人根据中国社会现状，把阶层划分为三层九级，流传最广的是下面这张表格：
且不说这张表格有多么严谨，若以其为衡量标准，通过个人努力，还是可以达到中层（若非很有实力，一般人达不到中层四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从边远乡村走出来的孩子，凭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完成中产阶层社会身份的转变，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相对久一点。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有一个著名的“场域”理论。布尔迪厄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大的场域中，这个场域是每一位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行动者要携带一定量的资本，为占据一定的位置或维持、提高资本总量而与其他位置上的行动者斗争。对他们而言，要么维持现有社会分配和等级格局，要么起而颠覆它。与布尔迪厄的观点相近，美国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认为，话语表述里有一片公共游戏场，人们在里面拥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尽管无法推翻这个游戏场，尽管只能在场内做材料的重新处置，但通过参与争夺资本和话语权，个人还是可以调整自己在场内的位置。
对阶层而言，表面上看似固化，但身处其中的个体是流动的，每一个生命都被赋予绽放的可能性，你所在的位置要么向上移动，要么向下逐流，想保持地位不变，必须付出捍卫它的努力。记得马云说过，中国最幸福的人是一个月有三四万块钱，超过一两千万，麻烦就来了，超过一两个亿，麻烦就大了。马云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前几天和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聊天，问起她的工作状况，她说，忙死了，每天都跟打鸡血似的，晚上回来还得学英语，学会算。后来得知，我这位朋友现在已经是一个外资银行的项目负责人，年薪35万。记得当年在学校，她每天除了化妆看剧买东西，就是拿着一个破相机满城跑，犹有玩乐人生的态度。毕业后，她进入一个三线城市的小银行打杂，每天不是端茶倒水，就是与古董打印机较劲，她曾说，如果老娘有钱，一定把这个银行的所有打印机都换了。仅仅几年时间，我朋友不仅学会了英语、财务计算、图片处理技术，也从一个地方小银行跨到一线城市的外资银行。高跟鞋高了，酒量高了，薪水也高了。
阶层的窗户纸是无法捅破的，但阶层的大门永远向所有人打开，虽然可能只有一个门缝，但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入场券，如果想再往上走一层，则必须脱胎换骨，化蝶为蛹。
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的女友珍妮总是告诉阿甘：“跑，阿甘，快跑！”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往前跑的动力，失去了“岁月不饶人，我又何曾饶过岁月”的魄力，那么也请不要惦念三里屯的房子和优质的生活，更不要打阶层的主意。
认同作者的观点，就去文末打赏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