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熙先生为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出生时嘉定县行政上属江苏省苏州市，先生的家在嘉定县城所在地的城厢镇西大街。其父亲经营一家粮店，家庭经济状况在当时处于中产水准，因而对子女从小读书有较高的要求。先生高中就读于著名的嘉定一中，这是一所有良好学风和师资的重点学校，在这里先生打下了良好的扎实的文化基础。1956年，先生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步入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道路。与同时期的同学大多数是调干生相比，先生的优势是年纪小，心无旁骛，刻苦用功。期间通读了
《资治通鉴》
《宋史纪事本末》等文献，通过摘录卡片，分类整理保存，来积累资料，为此后向宋史方向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大学阶段，朱瑞熙还被安排到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参加新《辞海》条目的编写和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学会了史料的收集、整理的基本方法。
1961年7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大学历史系工作，9月即报考川大研究生。因为在这之前读过不少宋代的基本史料和部分宋代笔记，朱瑞熙遂决定报考蒙文通先生的宋史专业。由于试卷成绩较好，录取比较顺利。尽管60年代前期政治运动不断，但在蒙文通先生的要求下大量读书、摘抄卡片，并写作读书日记，在学业上提高较快。至1964年7月，朱瑞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宋代的佃客》写作完成。不过当年研究生都没有按期毕业，直至第二年川大才将学生送出校门。
1965年5月，朱瑞熙分配至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编写组，协助所长范文澜先生编写
《中国通史》
。范文澜在和朱瑞熙见面后，要求他整理宋朝的相关资料，以便写作《中国通史简编》。不过，安静的时间没有多少长，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1967年，曾被近代史所派到历史所参加中国农民战争史编写组，完成了农战史的相关内容的写作。1972年，回到《中国通史》编写组，协助蔡美彪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第五、六、七的工作。至80年代，这三册《中国通史》正式出版。
在宋史研究方面，朱瑞熙最初对经济史最有兴趣。后来因为《中国通史》编写的需要，他系统地探讨了宋代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化产生了不少新看法，并且思考怎样更好更恰当地估计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文革结束，他马上投入到科研写作中去，发表了一部分论文。如他专门研究宋代社会新特点的论文，后来名为《宋代社会研究》，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最后由中州书画社于1983年正式发表，引起较大的反响。1979年9月，他晋升为助理研究员；1983年4月，晋升为副研究员。在当时来说，能评上高级职称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说明朱瑞熙的论著受到学界同仁的充分肯定，学术影响力超过同年代和他相仿年龄的一些学者。
1984年底，朱瑞熙调入上海师大古籍所工作。调入前后，他参加了邓广铭、程应鏐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的工作，是主要的编写和审稿者之一。《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是集众多宋史学者智慧的集体成果，朱瑞熙主要编写的是宋代选举、科举、学校类条目。由于此前学术界对宋代选举研究很少，可以参考的材料几乎没有，所以朱瑞熙对这些条目的撰写必须从阅读基础资料开始。他化出了很大功夫，在一些问题上展开专题性研究，这为以后他对宋代官制、铨选、科举、学校、法制等方面制度的全面研究积累了许多知识。此书于1984年年底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编写辞典的过程中，上海师大古籍所所长程应鏐先生和朱瑞熙有了交往，对他撰写的条目非常满意，对他的学识也非常推崇。程应鏐对引进朱瑞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说服学校提供了当时来说最为丰厚的经济条件。1986年程应鏐因病不再担任古籍所所长，他向学校提议由朱瑞熙先生担任。从1986年夏天开始，朱瑞熙担任古籍所所长，组织和领导全所的科研工作，对研究生的培养实施了很多改革举措。1987年8月，朱瑞熙晋升为正研究员。之后因为感觉行政事务非常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1988年夏天，向学校提出请辞。
到上师大工作期间，朱瑞熙的学术成果更为丰硕，大量的著作和论文面世。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宋代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崇高地位。他从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立法和司法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角度，全方位地论述宋代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特点，同时首次论述宋代的中央决策体制，探讨中央决策机构和决策的依据，信息传递渠道，决策和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序、方式，决策的特点与效应等。由他和一些学者合作完成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是国内系统研究宋代社会生活类著作中的第一本，他负责的称谓和排行、避讳、押字、纹身、休假、民间家族组织、节日等章节，在以往是很少有学者关注的，都是开创性的成果。
政治制度各个具体侧面的研究，是朱瑞熙学术论文中最受人称道的亮点。如关于宋代的宫廷制度、经筵制度、皇储制度、职官制度、幕职州县官的荐举制度、官员的用餐制度、官员的回避制度、官员的休假制度、官员的礼品馈赠制度、行政奖惩制度、科举制度、官署的简称和别称、“敕命”的书行和书读等等，这些具体制度中的相当部分，都是国内外第一次进行的研究，对深入推进宋代政治制度的探索作用巨大。
对人物的研究的见识，是朱瑞熙论著中比较让人赞叹的地方。如他谈到澶渊之盟时，与主流观点不同，认为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肯定该盟约有其历史作用。论述范仲淹庆历新政，他认为虽然失败了，但对以后的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庆历新政随着范仲淹等人的离朝，大部分改革措施被废罢了，但也有一部分措施照常实行，有的措施还被进一步完善。再如谈王安石变法，他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持全盘肯定的态度，很多人的依据为列宁的“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这句话。朱瑞熙指出人们忽视了经典作家的原意，其实列宁是认为王安石曾实行过土地国有的措施，因此对王安石大加肯定。然而，在王安石推行的各项新法中，却没有涉及土地制度的问题，更没有实行过土地国有之法。列宁之所以对王安石有此评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提出王安石曾经推行过土地国有的措施，其实是普列汉诺夫搞错了这段历史。对岳飞的讨论，学术界观点纷纭。朱瑞熙在论述宋高宗朝的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时，他从中央决策制度角度论证秦桧一手遮天，假传圣旨杀害岳飞是断然不可能的。他谈岳飞，认为岳飞有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并不是只知有君、不知有国的愚忠，而是与爱国融为一体的忠君。在他生活的时代，人们难以把皇帝和国家严格区分开来，特别在民族危难时，更把忠君当作爱国，把勤王当作救国。君主与国家、君权与政权结合在一起，忠君和爱国难以分开，忠君的思想和行为自然被看成是爱国的表现。对朱熹，朱瑞熙是文革后大陆第一位实事求是评价的学者。他提出要为朱熹平反，并且认为长期以来对朱熹的评价都是歪曲了原意对其批判。其实抗金方面，朱熹一生前后有三种主张，但不失为爱国者。对人物群体，朱瑞熙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关于官员子弟这一复杂的群体，他认为朝廷并不鼓励他们应举，但高级官员子弟往往优先注授近便、优轻的差遣及馆职，官员子弟还享有减免赋役和荫赎的特权。他对宋高宗、唐仲友、陈亮、林栗和一些人物也有深刻的专题性研究，不再一一枚举。
朱瑞熙还有不少论述是关于宋代经济的，既有宏观的论述，也有微观的讨论。他赞同范文澜的论断：“宋朝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提出宋代只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虽然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宋代已经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条件，但由于宋朝在外部不断受到北方邻国的侵扰，在内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压抑，因此始终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的萌芽。他对宋代商人的地位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人联系了城乡经济及生产与消费，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他在文革以前，有数篇论文研究宋代役制等；本世纪，他对宋朝乡村催税人、土地价格等，都有深入的思考。
对宋代社会生活、文化和社会风尚，朱瑞熙有大量论述。如他考察了宋代的生活用具、服装、朱熹的服装观，探讨了宋人的婚姻观念对婚姻礼仪的影响，考察了宋代社会的丧葬礼俗，对宋人的官私的称谓、避讳习俗、南北方的饮食特点、节日、八股文的形成与没落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如关于八股文的雏形，他认为应是宋代的时文，大概在南宋中期已经形成了文章的八股体式，这是科举和学校考试的客观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是在宋代科举制度史和教育制度史、文学史方面的一个新的突破。
鉴于朱瑞熙先生在宋史研究上的巨大成就，1992年他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他被评为上海师大优秀教授，2002年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0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朱瑞熙先生较长一段时间内担任上师大中国古代史专业的负责人，他组织、策划和推进了一些集体项目。如他最早提出要用电子化手段对宋代笔记进行整理，尽管当时的电脑硬件还没完全具备条件，但他还是储备专门人才推进这行工作。后来上海师大古籍所上马《全宋笔记》的整理，与当年朱瑞熙先生最早的设想密切相关。《全宋笔记》整理和研究工作全面开展后，他有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使整理工作避免了很多弯路，做得更为完善。上世纪90年代，他担任《传世藏书•集部》宋辽金元部分的主编，组织了多位古籍所中青年教师整理点校其中的十多部文集，对这些老师在学术上的培养和训练起了重要的作用。1988年，庐山白鹿洞书院恢复建制，他担任院长，组织了古籍所几位教师标点《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从1992年起，他接受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推荐，主编二十五史系列专书辞典之一的《宋史辞典》，在克服经费少、编撰人员不固定的困难之下，他统一体例、文字，审读校样，将945万字的文稿全部交到了山东教育出版社。
朱瑞熙先生关心学生和年轻教师的成长。他在上海师大先后协助程应鏐先生指导了戴建国、杨师群两位硕士生，独力指导了徐敏栩、何润香、祝建平、范平、刘学锋、周蓓等硕士生。九十年代后期，他在四川大学担任兼职博导，指导了陈国灿、戴建国获得博士学位。同时他还担任本科生的导师，古籍所历年来有很多学生受惠于他。
朱瑞熙从内心深处热爱着自己的出身地嘉定，常常会对故乡的文化事业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不但有多篇文章研究嘉定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还标点了《南翔志》、《安亭志》，为嘉定的乡镇志整理做出了贡献。嘉定博物馆标点、校释《嘉定碑刻集》，其中的二百多通碑文是他点校注释的。他对家乡的爱是真诚的、无私的。
上海师范学院成立于1954年，历史系是最早建立的几个系科之一，创系主任是程应鏐教授。程应鏐为了发展历史学科，引进了张家驹先生来学校工作。张家驹先生从大学撰写毕业论文开始，主要兴趣就在宋代历史方面。他很早就发表宋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如《宋代公路考》、《南宋两浙之盐政》、《两宋与高丽之关系》、《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发表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宋代造船工业之地理分布》、《宋代社会中西南迁史》等发表于4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赵匡胤传》、《沈括》等研究专著。他从北宋政权的建立和南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中心移动对南方社会的影响、南渡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南方人材的勃兴等方面，说明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并说明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这一论断，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形势渐渐有所变化，上海师院一批研究历史的教师一边劳动、参加政治运动，一边开始了二十四书中《宋史》的整理和校勘。文革结束后，以程应鏐为首，包括裴汝诚、徐光烈、颜克述、陈九思等先生，又进行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书的点校。学校专门于1983年成立了古籍所，具体负责古籍的整理工作，首任所长为程应鏐。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研究宋代历史和文献的特点比较明朗。为了整理古籍，先后从各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上调入了很多学有专长的人员加入古籍所，加上原有的科研人员，有了一支相当庞大的研究队伍。其时古籍所和历史系研究宋代历史和文献队伍非常壮大，如古籍所有朱瑞熙、许沛藻、顾吉辰、郑世刚、杨博文、金圆等，历史系有董家骏。古籍所最早培养的研究生，如俞宗宪、朱杰人、王松齡等也留校工作。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前辈先生留下的宋代历史和文献研究特点继续保存着，他们的学生，如戴建国、虞云国、范荧、程郁，加上九十年代调入的汤勤福，至今仍然活跃在宋史研究领域，保持着研究宋代历史的这一传统。
19年夏天，上海师大召开全校中层干部大会，新来的学校党委书记林在勇谈到他对上师大学科的了解时，首先说上师大“宋史研究在全国是很出名的”。之后，他到人文学院，又再次提到宋史研究要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古籍整理学科的特色一定要保持。学校主管科研的陈恒副校长多次对我说要对朱瑞熙的科研成果宣传推广，上师大担任国家级学会的副会长有很多人，但担任会长的并不多，说明朱瑞熙的学术成果在国内是被大家认可的。今年7月份，他打电话给我时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我思索了一下，认为朱瑞熙先生学术的一个特点是重要论文很多，和人合著的书稿很多，因此是否可以考虑编辑出版文集。陈恒副校长认为应该可以，并且说让我具体负责此事，出版费用由他来协调。这样，出版文集的事情经我和朱瑞熙先生沟通后，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