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作于1923年的《歌咏儿童的文学》，提到《责子》时却是在另一个语境中。周作人说此诗好是为了引申出中国缺乏儿童诗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对儿童及文学的观念的陈旧”。周作人这一时期对于儿童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童话这一文体，尤为推崇安徒生的文艺的、人为的童话。
更早时，周作人已在《童话略论》中提到安徒生，而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到《随感录二十四》，他渐渐从戈斯（Gosse）对安徒生的评传中提炼出“小野蛮”这个重要概念：“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儿，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
更进一步丰满这一概念是在对安徒生和王尔德的比较中。他说王尔德的童话轻松、漂亮、机警又愉快，但略有些苦的回味，是在一层薄幕中观察成人的世界；童话最高明当然是复造出一个儿童的世界，然而安徒生也未能达到，仅能创造一个“第三的世界”，融合或超过成人与儿童的世界。这也成为彼时周作人论述童话、儿童剧、儿童诗的一大标准，具体而言，“第三的世界”是指“虽以现实的事物为材而全体的情调应为非现实的”，荒唐的、怪异的、虚幻的，脱离现实的虚构性文学。这个空想的世界为儿童安放路途中得到的见闻，替成人慰藉忧患而寂寞的童年。鲁迅的《朝花夕拾》、萧红的《呼兰河传》都可视作在文学中搭建的“第三的世界”。
如果遵循这样的文学标准，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的乙编应该也是这么一个充斥着小野蛮的故事的王国。可乙编却是以成人对儿童的慈爱之情为中心的，或者说“儿童故事”是成人关于儿童的“故”文与情编排成的“故”事。我以为周作人以“嘉孺子”代替“小野蛮”，在文学上，是一种妥协、放松，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又与他当时所处的心境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