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李斯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作为一名政治家，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颁布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可谓是位极人臣、风光无限。然而，就是这位千古一相，最后却落得个“腰斩于市”的凄惨下场，死后背负万世骂名。原因嘛，也很简单，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同样，嬴政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是这位相爷出的坏主意所招来的。而当初与赵高的沙丘之谋更是逼死扶苏，害死蒙氏兄弟，直接改变了大秦帝国的历史走向。
李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相信大多数人或许会这样总结李斯的一生：
李斯当初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帮助秦始皇建功立业，是为了得到功名富贵，而后来曲意逢迎，畏缩保身，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李斯的一生都在为地位功名而挣扎，由一个立国奇才而至于满身污迹，其一味的贪恋爵禄，唯恐失去既得的功名权势，是李斯人生哲学的悲剧所在。
这样来看，李斯这位一代名臣盛极而衰、身死名灭的人生悲剧，似乎是理所应当，不值得旁人同情。
然而，我却不这么看。
先来说说这最为人所熟知的“焚书坑儒”:
秦自公元前221年灭掉齐国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维护巩固这个统一的帝国，秦始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他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举措就是焚书坑儒。
但是，仔细研究历史，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焚书与坑儒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而且都有待探讨。
先来说说这“焚书”:
焚书发生在始皇三十四年，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有一次始皇在咸阳宫举办宴席，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始皇听后很受用。不料他的话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总之就是反对郡县制。
秦始皇心里开始嘀咕了，让群臣都讨论一下。李斯第一次提出了焚书的意见，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得到了始皇帝的同意。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在我看来，焚书的目的在于禁止以古非今。不否认这是把一统这种观念以一种强制的方式传递给百姓的粗暴做法，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对于所谓的“坑儒”，却是值得仔细分析。
坑儒发生在焚书之后，是始皇三十五年的事。始皇坑杀的是诸生四百多人。那么，这些诸生是不是都是儒生呢？
《史记》对坑儒事件有几处记载，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里面提到，坑杀的是术士，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儿。儒生里有真的儒生，也有只是托着儒生名号的人，始皇所招的儒生里就有后者，他们只着眼于自己的得失，有好处就对始皇夸赞一番，没好处就在背后骂娘，惹怒了秦始皇，所以才惹来杀生之祸，始皇针对的并不是儒生。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也许有人会说，即便把“焚书坑儒”这一页揭过去，还是无法洗脱李斯的罪名，因为李斯之所以在后世被唾骂千年，最重要的一点是贪恋富贵，与宦官赵高沆瀣一气，断送了大秦帝国的万世基业。
在我看来，李斯是权谋家，也是政治家。
专制制度本身对权力欲望的满足，决定了它对所有人都具有莫大的诱惑。对权利的渴求是所有政治家的软肋，李斯也不例外。
当同窗韩非说秦，而得到秦王的赏识时，李斯清醒地认识到，韩非入秦实在是大大的不利。韩国跟秦国是邻居，秦国要完成消灭六国的统一之路，只能从韩国入手。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当然不愿看到韩国灭亡，这才踏上了出使秦国之路。而秦王之前就读过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du）》等书，对韩非“尊主安国”的理论很感兴趣，并且十分欣赏韩非的才华，曾感慨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韩非要保韩国，李斯要辅佐嬴政完成统一天下之路，二者之间有着尖锐的政见矛盾。
必须除掉韩非，才能顺利实施秦国统一六国的计划，实现自己心中的抱负！所以为了秦国的利益，韩非必须死！这是韩非之死的最直接原因。
而在李斯的心中，还有一个最隐秘的念头：韩非的到来，在点燃李斯内心的嫉妒之火的同时，也给他的仕途带来的最大的障碍，打乱了他的计划。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论学识，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论在嬴政心中的地位，李斯也没有信心能比得过韩非。韩非若被任用，极有可能会取代李斯的位置，将李斯挤出权力核心，而这对于经过多年奋斗打拼才换来今天这种地位的政治家李斯是绝不能容忍的！他绝不能将手中的权利手杖拱手让给别人！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家间的斗争一直都是残酷的，政治上的斗争很难用谁事谁非或是道德的标准去衡量。在行动中，为了实现一种政治目的，政治家往往不择手段，因为政治本身就包含着“权术”。
史载：“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实际上，关于韩非是否真是李斯所杀，历史上也是值得商榷的。就算把杀韩非这一条算到李斯头上，还有一件板上钉钉的铁案是李斯无法逃脱的，那就是与赵高为伍，同流合污。
那就接着再往下看，听听我对李斯的理解。
李斯，这样一位谋虑出众、足以同后人张良、诸葛亮、刘基等任何一位谋士相媲美的大秦重臣，会为了富贵荣华，甘愿自降身份、与赵高之流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么？而所谓的努力成为一只“仓中鼠”这种典型的小人物心理更不可能是李斯这样一位为中国统一大业立下赫赫功勋的大人物的毕生追求！
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苦衷。
如前文所言，李斯是一位政治家。身处乱世之中，李斯敏锐地觉察到了统一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而唯有秦国实力雄厚，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所以才入荀子门下，潜心钻研“帝王之术”，他要辅佐帝王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凭借自己的出众的智谋和卓越的政治远见，李斯终于助嬴政横扫六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样的李斯，哪里有半点阴险自私的猥琐形象？
问题在于，这样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被赵高的几句话轻易说动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赵高所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斯和扶苏在政见上是有分歧的。扶苏一直推崇儒家思想，也就是王道。苏多次劝谏始皇帝要注意休养民息，“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而这也是始皇帝贬斥扶苏的原因。
而李斯是推崇法家的，儒家和法家之争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法家强调严刑峻法，打击儒生以古非今、修长城、建宫殿、筑陵寝、开边戍守，哪一样没有李斯的参与？如此不爱惜天下百姓的行为，怎能获得扶苏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扶苏掌权，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李斯！不光收拾李斯，还会推翻法家在秦帝国的根基，更有甚者，后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很可能会提前出现！
反观胡亥则不然。
胡亥的老师就是赵高，赵高也是推崇法家的，所以胡亥是支持法家的。扶持胡亥上台，更有利于李斯继续实行他的治国方略，在全国进一步推行法家的统治思想。综合下来，李斯选择胡亥，是必然的！
更让李斯深感不安的是，扶苏有蒙氏家族背后的支持，扶苏上台，丞相之位将归蒙氏！李斯想起了吕不韦的下场，他不甘心！
李斯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的前台，他要继续在历史上书写辉煌。大秦帝国刚刚统一，百废待兴，有太多的事要李斯去做，有更宏大的蓝图等着他去实现；这是他用尽一生的心血帮助始皇帝建立的大秦帝国，他为之付出了太多的泪水和汗水，李斯已经把个人的荣辱同秦王朝的兴衰紧紧连在了一起，他无法在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黯然离去，他不是陶朱公，陶朱公能做到的，他做不到；他亦无法像历史上的那些谋臣一样在功成名就之后飘然隐退，那不是他李斯的理想和追求！
而这，才是李斯最终屈服于赵高的真正原因！
为了实现自己胸中的抱负，为了芸芸众生的富足太平，李斯甘愿冒着被人诟骂和舆论非议的风险，继续踽踽独行。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与李斯胸中的雄心壮志同样不甘的，还有他对权力的渴望。
权力，这个撒旦的魔杖，伊甸园树上的苹果，黑暗魔王索伦制造的魔戒，吸引了多少人渴求的目光！权力的魅力无穷无尽，有多少豪杰英雄拜倒在它的脚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一个长期身居高位执掌大权的丞相，怎能轻易舍弃自己荣耀的源泉？！李斯不是圣人，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和欲望，他无法放下手中的权杖，消除心中的欲念。
这是李斯的悲哀，也是所有政治家的悲哀。司马迁不明白这些，只好揪住李斯道德上的缺陷口诛笔伐，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李斯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暗面，也借此抒发自己胸中的抑郁不平之情。
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刻的失足，让李斯付出了整整半生的代价！
几千年来，人们对李斯的这一变节行为无不喟然叹息，甚至将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谁又想过，两千年前的那个夜晚，李斯心中的挣扎与苦痛？
鲍鹏山先生曾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小人往往少犯错误，小人往往比君子聪明；君子往往触霉头，在小人的精明伎俩面前往往一败涂地！
在赵高这个小人面前，李斯屈服了。
我没有为李斯所做的这一切狡辩的意思，历史的车轮已碾过千年的时光，隔着数千年的风霜雨雪路，当初再清晰的历史现场也会被岁月侵蚀得支离破碎，了无迹痕，再鲜活的历史原貌也会被时光风化得面目全非，今古遥隔。沧海桑田，时间的大河潮涨潮落，谁又能保证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真实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