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药是什么？是翻译”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 《翻译真正的作用在于构建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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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 今天的话题叫做“ 翻译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为什么要讨论这一题目？从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慢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现代化进程。就翻译而言，我觉得毕飞宇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作家，一直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今年8月份在上海的书展上，他讲过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认为如果没有白话文，没有翻译，这句话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在古汉语语境下不可能译出这句话的。这引起我的思考，让我意识到语言思想观念，包括思想的创新、行动，实际上都结合在一起，文学方面同样如此。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聊这一话题，里面涉及一个重要问题， 即在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文学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所以我想就这一点请毕飞宇老师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毕飞宇： 我不懂任何外语，但是有关翻译这个话题，我特别愿意多说话。我1964年出生，很小的时候就赶上“文革”。这期间对很多文化形态都持否决态度，尤其是对我们自身传统的一些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讲，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在精神上开始进行建设的时候，我们的传统其实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相反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用我父亲的话讲，我喝的人生的第一口奶反而是翻译文学。如果没有翻译，我这个小说家，我这样一个人，是不成立的。 从翻译开始出发，进入小说修辞，这是一个表象的东西，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内心的软件灵魂建设跟整个世界的潮流——近代化之后的现代化进程相统一？ 正是有了对翻译作品的阅读，我才有资格以一个现代人的姿态坐在这里，否则，我可能还在苏北某一个乡村里面生活。

提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五四的翻译我们必须要认可。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历史往前推，实际上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当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场文化的革命。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皇帝姚兴遣军西伐后凉，迎 鸠摩罗什 至长安。至此，鸠摩罗什率众僧开始翻译佛经。这一时期，汉语的语言跟外国的语言尚不对等，鸠摩罗什的译经使得汉语的语汇产生爆发式的发展。后来到了五四，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翻译最大的一个功能就在于：只有当你的母语词汇产生爆炸式的增长时，它才有可能谈其他的东西。没有语汇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不能谈任何东西。如果仅仅因为鸠摩罗什翻译了几本佛经，我觉得历史不会那样去铭记他。比如，“烦恼”这个词，“烦”和“恼”是两个单音字，在鸠摩罗什之前并没有。当一个概念出现之后，对于接受这一语言的人来讲，这一心情就出现了。 所以在我看来，人类的心理活动不是自己天生就有的，是天才事先创立概念，然后这一概念呼应了我们，我们才开始产生相应的心理活动。 张爱玲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我们首先对大海熟悉了之后，我们才能看见大海”。 在我看来，翻译从来不是翻译，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创造。 只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才能有所谓的翻译，没有创造力，把一个东西硬翻，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鸠摩罗什，我们的汉语出现第一次大量膨胀。某种程度上，三四百年之后的唐诗之所以灿烂，缘于鸠摩罗什在300年前就种下了一颗非常重要的种子。通过翻译，他梳理了一遍汉语，突破了它的边界。

就我个人来讲，当我读了五四之后的那些文学作品，几乎有一个跨越式的变化。大概一两年的功夫，我由一个自然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知道了体制、知道了批判、知道了政党、知道了社会、知道了公民、知道了阶级、知道了良知、知道了理想，这些翻译带来的词汇积压在我的内心。作为一个人，不管大写和小写，我站立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依然是饿了抓一把米饭，渴了舀一碗生水，困了往扁担上一躺，完全是自然状态的一个人。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天坐在这儿的我，既是父母给的，也是阅读给的，也是翻译给的。

许钧： 飞宇说的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重要。今年是五四一百周年，回望这一历史过程，我就想到季羡林说过的那段话：汤因比说每个文明有产生，有发展，有鼎盛，还有颓败，这个过程好像是必然的。 但是唯独中华文明一直永葆青春。这个药到底是什么呢？是翻译。 因为在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上，有两股大水，一股就是佛经翻译，它把另外一种文明的形态传入了中国，带来了2万余言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的产生。还有一股大水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这两股大水无论对于社会，对于民众，对于文学，对于文化，都起到重要作用。

我曾经说，翻译因“异”而生，唯“异”而译。因为语言的差异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比如文化的差异、生态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思维的差异等。翻译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不同的差异引入到一个新的民族当中来，因为差异可能引发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刚才毕飞宇讲的那几点，我觉得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还是我们作为个人的一种成长， 翻译实际上是因为他者、他民族文化产生杰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或者说不可回避的途径。

许钧：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发展，文艺复兴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翻译的一个排头兵，重新发现，重新阐释，慢慢地产生了一些新的语言，比如说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因为语言之间，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接受、历史的基因，要把民众当中的、民族土壤中产生的具有特质的一些东西跟外界的东西进行嫁接、交融，然后产生一种新的东西。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期间的翻译，可以说现代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都不可能存在。无独有偶，五四期间，五四现代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科学与民主。科学的精神是理性！我们讲科学的时候，并非狭隘的跟技术相结合的科学，而是一种理性，对求真的精神的一种弘扬，这是启蒙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而民主实际上就是针对每一个人。我们的人文主义如果没有人和民主，有什么人文主义可言呢？那么针对这两个字，为了渗入新的观念，让老百姓的语言即我们的白话文能够成长起来，成为人人可以掌握的一种工具，一种思想表达、思想创造的工具，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跟新文学运动三者的互动。如果要讲中国的现代文学，把翻译文学撇过，我觉得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阅读外国文学，与自己的创作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毕飞宇：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翻译的精神问题。 把A语言变成B语言，这就是翻译吗？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里面牵扯到许许多多的外部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名”，它是中国的哲学、文化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当我遇到了物，就要表达它，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名”，它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一个伴随着时代变动而变动的东西。

新文化运动前后，有人终于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汉语。最后一句话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如果我们完全处在古汉语的语境底下，当时有人把它翻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能不能如此翻译呢？ 我认为不仅不能，而且是反的。因为在古汉语里面，兄弟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兄弟跟兄弟之间团结、联合，这与全世界无产者是合拍的。兄弟之间团结起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四海一家，所有人都成为兄弟。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通过阶级分析告诉我们，在大机器生产面前，掌握了大机器的人是资本家，而出卖劳动、为大机器生产服务的那帮劳动者，由于失去了土地、生产资料，没有财产，被马克思命名为无产者。他们为资本家生产了财富，为自己生产了赤贫，为别人生产了健康，为自己生产了疾病，给他人带来了美，给自己带来了丑。所以马克思认为世界是不对的，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斗争，要完成一次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目的是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是以阶级论为前提的。所有人都成为兄弟，那就没有敌人。因此，只有现代汉语出现之后，这句话才成立。 对我来说，任何时候面对翻译，我从来不把它看成A语言和B语言之间的关系，翻译真正的作用就在于构建新文明，构建新文化。

所以我曾经对许钧说过， 没有翻译就没有新中国 ，道理就在于此，当然我指的是文化里的新中国。这是我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认知，丝毫没有夸大其词的意思。

许钧： 飞宇对于翻译理论的理解很深刻！海德格尔曾说，语言规定了我们。 任何一个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无论是小说还是社会的普遍表达，语言一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永远是先锋。 如果没有白话文，后面的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顺利地完成的。我们再回望1966年，当时也是从语言暴力开始的，形成了那个时期特有的语言。所以语言往往是思想革命、思想创新的一个排头兵。

关于翻译的语言问题，在鲁迅身上有一个极端的体现。 他的小说、散文、随笔的文学成就毋庸置疑。但是为什么他的翻译从语言而言有那么多的诟病？这么一位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语言是那样无可挑剔，但是翻译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变一下呢？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他想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语言，改造国人的思维，丰富汉语。回望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语言风格、文风在每一个时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不一样的特征。何时语言的空间大了，表达自己的可能性大了，那一时期的语言表达、文学作品就比较好。如果一段时间被某一种语言所规定，那么这一时期的语言表达、文学作品就一定不好。

毕飞宇： 其实我觉得翻译对我真正影响的不在面上。阅读雨果的《九三年》，朗德纳克被逮住了。共和军司令郭万陷入思想的挣扎：正义有什么资格要人性命？如果正义有资格要人性命，正义和杀人犯有什么区别？在思想的挣扎之后，郭万最终放走了朗德纳克，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他的生命。我作为一个少年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不能理解，等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我意识到《九三年》的故事告诉我：我代表人民枪毙你，其实“我”是没资格说这句话的。雨果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绝对正确的正义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从那天开始，我告诉自己，可以做一个三流、四流的乃至不入流的作家，但一定要做一个人道的作家，一个把人的生命、人的生存权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作家。为作品当中的一切人物争取到生存的权利，这才是一个作家该做的事情。直到现在，面对生和死，面对惩罚，面对灵与肉的绞杀，每写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处在一个无尽的痛苦之中，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因此，翻译和翻译文学让我慢慢地理解了人的生活，理解了社会，理解了民族。 虽然作家在写小说的过程当中，经常要充当一个杀人犯的角色，被它折磨，但我还是看到它的意义。但是不管它的意义有多大，我认为小说家是不洁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许钧： 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对人的环境、人的生存、人的命运做深刻的思考，人文主义一定是其底色。在你的小说当中，无论是《平原》《玉米》《一个哺乳期的女人》，还是到最后的《推拿》， 你的这种挣扎，实际上是对于人的生存的一种别样的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