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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CC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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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下，男人被认为该独当一面。雄性荷尔蒙代表着国家的盛衰，经济改革要求“民族复兴”，带有“狼性”，民族主义的抬头和“寻找男子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海小男人”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在1984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寻找男子汉》中用这一称谓讽刺上海男人：“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子汉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意指上海男人尽干些女人干的事，缺乏男子气概。
在沙叶新眼中，上海“小男人”阻碍了国家发展，在经济改革环境下毫无上进心。
但人们对上海男人的印象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上海男人受西方文化影响深，时尚、讲究；另一方面认为上海男人怕老婆、娘娘腔，精明至极，整天做家务甚至给老婆洗内裤。鉴于这些特质，现在大家干脆把上海男人都讽称为“上海小男人”了，以致于夸一个上海男人时可以说：“你看起来不像上海人啊！”
电视剧《女高男低》中，主角李远山是一个会跟妻子撒娇，让妻子挠痒痒的男人 / 《女高男低》剧照
清代的江南，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农妇远离农田劳作，不断增加的女性富余劳动力转移到纺织业中，加速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换句话说，江南女性从清代起就负有生产义务。
当时农妇纺织的日收入相当于长工的70%。一个农妇一年只要纺织130天，净收入合3.6石米，就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在同等生产条件下，农妇的贡献就不比农夫差。
在江南地区农村纺织业最为发达的松江，1860年一户纺织户每年工作256天，产出布料44匹。这些布料换取的收入和男性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相当。
《雍正版耕织图》中，女子在家养蚕织布 / Google
康熙年间的《上海县志》记载：“民间男子多好游闲，不事生业，其女子独勤苦织纫，篝灯火，至达旦不休。”乾隆年间的《上海县志》更有对“女人养男人”的记载：“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游手之徒，有资妇女养生者。”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纺织业对农村经济的补充作用，由于纺织业全年无休，因此女人的劳动地位得到保障，农闲时女人养家的状况也不少见。
因此，从清代起，江南女性不仅通过承担家务保障男性农业生产，而且亲自参与手工业生产，为家庭创收。女性在农业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清末江南特殊环境和纺织业特性所致，在全国其他地区难以找到参照。在江南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得到保障的时候，上海城市女性的地位也因移民带来的人口红利发生着变化。
晚清的上海是移民和多元文化的交汇处。受1843年上海开埠和“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大量外地人口移入上海。1865年，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人口就有14.5万人。随着城市的发展，上海人口呈几何倍数增长，截至“抗日战争”前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人口相较1865年翻了十倍。
民国时期繁华的上海 / Google
移民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两倍。尽管仍是清朝，但来上海的移民已经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可能像在老家一样娶妻成亲。男性人口红利也改变着都市男女的相处方式。据1878年《申报》报道，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台基”有两三百家，所谓“台基”，就是在城市隐蔽处招徕男女私会的场所，它和妓院不同，来“台基”的男女互相认识，女方可能还是有夫之人。
在《台基、姘居、弃夫之风与“上海小男人”》中，作者蒋晗玉提到了清末的一件趣事。1882年2月14日情人节，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人和马夫到“台基”私会。马夫没钱先溜了，店家向妇人要钱，进而在街上扭打起来。经旁人指摘，这名女子是一个粥店老板的老婆。《申报》报道最后还揶揄，粥店老板驾驭不了自己的老婆，只能任其乱来。
这样，这名上海粥店的老板就成了低眉顺眼的“小男人”。
清末纺织业的发达和移民造成的男性人口红利可能是外界认为上海男人“唯唯诺诺”的历史原因，不过，当今大众形容上海男人的那些“缺点”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民国时期的上海男人不用自己做饭，因为上海是中国当时餐饮业最发达的城市。自1875年第一家餐厅荣顺馆在城隍庙附近开业起，“到20世纪初，上海已有5000家餐馆和1000个路边摊。30年代在普通餐馆吃顿好的只需28个铜锭，而技术工人的日薪是210个铜锭。”
现已改名为“上海老饭店”的荣顺馆 / Google
餐馆迅速发展成为男人们社交的公共场所，三教九流都在外面吃。相反，家里的厨房成为女人的空间。不管住公寓、公馆、亭子间还是平房，家中厨房被女人独占着，并且女人的社交网络也从自己准备的饭菜展开。比如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用饭菜取悦到访的客人：
“王琦瑶请客吃饭，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虾，剥几个皮蛋，红烧烤麸，算四个冷盘。热菜是鸡片、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
男人不下厨的状况在五十年代发生了改变，“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当时的上海成为全国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城市，“1960年6月前，77.58%的家庭主妇走出家门，投身集体生产活动”，要知道在1949年，上海女性就业率只有1.42%。
“妇女能顶半边天” / Google
由于上海住房短缺，许多家庭不得不共用厨房。宿舍公用厨房和过去的家庭厨房不同，厨房空间的性质由私人空间转换为公共空间。 男女分工成了宿舍生活的规则，从这时起已经能看到男人买菜，参与女人做饭的场面了。
但真正使男人走进厨房的是粮食自由贸易的结束。1953年，中国禁止了粮食自由贸易，并建立起称作“统购统销”的食物配给制。农村的粮食率先由政府采购，满足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这项遍及全国的政策彻底改变了上海人过去的餐饮方式，并且，由于上海人吃得比较挑剔，食材品类较多，因此在上海出现了全国最复杂的粮票系统。
据上海市档案记载，各类粮票用于购买大米、糯米、灰面、白面、猪肉、鱼、糖、蛋、鸡肉、豆类、芝麻、黄豆、豆制品、蛋糕和糖果，其它票券可以购买衣服布料、针织品、线、自行车、电视机、香皂、洗发水、火柴、厕纸等等。有的票券可以同时购买多种商品，比如一张半两的粮票要么买一块奶油蛋糕，要么买一根油条，要么买一晚鸡肉粥。
仍然留在多数中国人记忆中的粮票 / Google
家庭需要根据需求，计算到达不同国营商店购货的时间，搭配使用票券，用最省钱的方法买到最物有所值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男人加入了家庭的购物活动，帮女人精打细算。现在这种上海男人被称为“门槛精”，来自“猴子精”（monkey精）的洋泾浜英语读法，形容一个人像猴子般精明。
除了动用脑力，男人还要动用体力参与食杂购买，因为在配给制下，不是你想买就买得到的。在今天的上海街头，我们依然能看到中老年人为购买打折商品不惜排数小时队伍的场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奇，因为他们年轻时也经历过。
《上海老味道》，读来非常好吃的一本书 / 豆瓣阅读
《上海老味道》的作者沈嘉禄回忆说：“虽然大多数副食品是凭票供应的，但春节前几天菜场里依然是人山人海，一看到有人排队，大家会蜂拥而上，先别管他卖什么，跟上就是。等轮到自己了，才看清是冻成半透明的白萝卜。来吧，称一支。”
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也会出现食品短缺的情况，有的食品要在市场上排6-8小时队才能买到。排队时，各家家庭成员轮番出动，难免争吵和推搡，这时候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如父亲、兄弟等就能成为后盾。
1974年，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愚公移山》中拍摄了片段《上海第三医药店》，从女店员的话中能看出解放后男女性别角色的转变 / Youtube截图
在配给制时代，获得至高权力的有两类人，一是居委会成员，二是国营商店店员。前者决定家庭人数和成分，进而决定粮食配额。后者则在具体的购买活动中起关键作用，如果正巧认识在国营商店上班的人，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在第一时间获知今天在哪个市场能买到新鲜的食材、哪里卖的米不是陈米、哪里卖海鲜等等。因此，动用男性的社会关系，有可能获得更多市场信息。
无论“小男人”的那些特性源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制度，还是源于更早的文化背景，这些特征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污名化。
如果你在生活中不曾去过上海，也不认识上海男人，那么你在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上海男人可能是辽宁籍小品演员巩汉林。
1990年央视“春晚”，巩汉林在小品《打麻将》中饰演了一位“妻管严”丈夫，苍白瘦削的脸庞，整个身体像根豆芽，毫无阳刚气可言。尽管2012年巩汉林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扮演的角色并不针对上海人，但这些角色已经深入人心。
巩汉林在1990年春晚中表演小品《打麻将》 / Youtube截图
如果说巩汉林扮演的是“妻管严”式“小男人”，那么另一位春晚小品演员严顺开塑造的则是懦弱、多猜忌、没有责任感的“小男人”形象。两类形象在“春晚”舞台上交替出现，迄今已有7个小品影射上海男人：《打麻将》（1990）、《陌生人》（1991）、《张三其人》（1993）、《一个钱包》（1996）、《我在马路边》（1998）、《花盆儿》（2002）、《装修》（2005）。
演员通过蹩脚的“上海普通话”和一惊一乍的神情，把“小男人”的“小”演到了极致。然而，所有对“小男人”之“小”的描述都基于单方面的生活经验，是地域偏见中的典型。
比如在1996年的小品《一个钱包》中，捡到钱包的上海夫妻反复验证失主身份，相比之下北京人和陕西人就爽快得多。上海夫妻的行为被表现和解读为“防备心理”，是缺乏信任的表现；北京人和陕西人的行为却被解读为“质朴”和“真实”。
2016年春晚小品《是谁呢》中郭冬临塑造了春晚舞台上为数不多的“小男人”形象 / 视觉中国
屡屡以负面形象示人的上海（人）并没有通过“春晚”达到理想的形象传播效果，这是由宰制“春晚”舞台的东北文化决定的。
上海人的形象设计并没有上海本土创作界的参与，因此，“春晚”展示的“上海人”是北方人想象的上海人。
和其他偏见不同，“上海小男人”这种修辞的背后除了地域偏见，还有性别偏见。
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下，男人被认为该独当一面。八九十年代后，原本让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条件迅速消失，并向相反方向发展。如果一个男人围上围裙干家务，就自然和没有事业心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资本的世界里赚大钱，需要野心，而不是怀柔。此外，雄性荷尔蒙代表着国家的盛衰，经济改革要求“民族复兴”，带有“狼性”，民族主义的抬头和“寻找男子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对“上海小男人”的嘲弄伴随着对“女性状态”（womanhood）的重新定义。也就是说，“小男人”除了影响男人思考自身，还影响着女人的自我认知。
过去的“模范丈夫”成了贬义的“围裙丈夫”，舞台上的“上海男人”反映出社会的性别偏见，认为做家务、“怕老婆”是“小”的，男性“女性化”的背后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偏见，即认为她们做的事不重要，不该是“大男人”所为。
自称“黄小厨”的演员黄磊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模范丈夫” / 视觉中国
上海“小男人”的“小”只是相对“大男子主义”的大而言，显然前者更适用于成熟、开放的市民社会。2016年上海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64%的18岁以上受访女性认为自己身处于男女平等的环境，94.1%的女性认同“妇女能顶半边天”，超过半数的市民表示男女双方共同理财。这些数据并非表明上海男人在女人面前卑躬屈膝，而是说明上海女性地位在一个应该在的位置上，女性的家庭和社会价值没有被低估。
沙叶新所说的“寻找男子汉”不只是男人的任务，也成了女人的任务。“女性解放”被重新阐释为逃离“男性”工作、重申女性德行，做家务、美化女性气质以迎合更能赚钱的“大男人”。正因如此，经济的进步与女性意识的倒退并行的矛盾状态才让丁旋那样的“女德班”存在下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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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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