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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华民国台北市议员，原民进党主席，原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
注：陈水扁于1991年7月，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并在北京得到相关部门的接见。
据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陈的北京之行，意图获得中国军方支持，为其宣扬的“国防舞弊案”背书；并有意获得中国政府支持，进行政党整合行动。
陈水扁
“今日能有机会，在诸位贤达面前畅言，我本人，是十分激动和欣喜的。
在台湾时，我没有机会认识如此之多的社会贤达，因为那里弥漫着封闭的政治气息。
今天，在伟大祖国的首都，我终于体会到了强盛、文明、开放的空气，这就是回家的感觉(掌声)。……
我从小时起，立有两个志向：
一是以终生之奋斗，助我中国台湾省，重回祖国母亲的胸怀，完成伟大祖国的统一;
二是以蓬勃的革命精神，打破笼罩在台湾上空的污浊空气，实现人民民主与地方繁荣。
在这一点上，我与我的同仁们，亟需祖国大陆各界贤达的鼎力相助。
你们对我们的善意与帮助，就是打破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暴政统治的推动器;
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与协助，就是对我们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同仁的最大保证!……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陈水扁 1991年7月23日《在伟大祖国首都的感言》
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原行政院副院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
张厉生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
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
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
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
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
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
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
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
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张厉生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
原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朱家骅
朱家骅
“我们的情报工作，实在不能说和成功。对日方面，近一年来有些成绩，尤其是在满洲里和上海的同志，工作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情报较多，也较能切合战况，这是领袖比较欣慰的，也得到了全党同仁的高度评价。
但在对匪(指中共)方面，我认为，很不理想，不仅没有大的成绩，甚至比(民国)二十六年(指1937年)以前，还要退一大步！
我的这个说辞，不是没有依据的：就以匪之领导体制为例，甚至到了(民国)二十九，我们的情报系统，仍认为逆毛(国民党情报部门对毛的诬称)不过是匪之头领之一，并专职于党政。
(民国)三十年，我们从太原递交的消息，还宣称逆朱(指朱德)主军，逆王(指王稼祥)主政，逆秦(指博古，又名秦邦宪)主外事，周先生(指周恩来，国民党情报部门唯一不用‘逆’字指代的中共领导人)主情报……
即所谓‘五头领’体系。
现在看来，这个匪情判断，何其荒谬，又是何其失实！
当下，我们已知，逆毛至迟，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匪帮整顿，成为集权之第一人。所谓某某主军、某某主政等，不过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研判而已。
试问，连匪之领袖体制尚混沌不知所谓，我们又怎能在请报上战胜之?
所以我要说，对匪之成绩，我们做得很差。”
——朱家骅 1943年4月《我们的成绩与教训》
原中华民国台湾省主席，原中国国民党中常会执委，原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
李登辉
“总统(指蒋经国)说的话，非常正确，非常智慧。
我只有一点要补充：
匪军(指解放军)近期战事胶着(指1984年开始的‘两山轮战’)，在局部地区，颇有难分难解之势。
我党内部，有些人提出，要对越共暗加声援，甚或输送些给养，所谓借势剿匪。
这是愚蠢的行为！
匪(指中共)之于我，叛逆贼寇者，终当剿灭之；
越共之于我，外国恶邻也，诸夏故土也，遗留旧疆也，终当重收之。
今正当举国同心，秉三民主义之伟大光辉，积蓄财力物力，有朝一日光复大陆，拯我同胞于残共水火中；
进而壮大国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挥师一扫印度支那的赤色污浊，还我中国故民以朗朗晴天。
此为今日之正理。
岂可为一时利诱，助外敌而惩凶顽?
请同志们牢记，我们的革命目的，始终如一的，是剿除赤匪，重整中原，并收蒙古、西陲(指藏南)、印度支那等失地，再造统一之大中国！”
——李登辉 1985年1月《在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原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李焕
李焕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
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
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李焕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
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王建煊
王建煊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
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
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
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
——王建煊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张静江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张静江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张静江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安春山
安春山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
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
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
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安春山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
那边又在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
这本是赤毛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
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
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
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
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李明睿 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
《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叶楚伧
叶楚伧
台湾省，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
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乡绅，是士人!
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
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叶楚伧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
国民党政府甘肃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贺耀祖
贺耀祖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是学习，向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
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
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 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郑道儒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刘宇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
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
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
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刘宇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
台湾省，国民党中y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z府审计院院长，检c院院长于右任
于右任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
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的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
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于右任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
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
钱思亮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
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
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
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
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钱思亮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