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之际，认真学习研究那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历史，有许多新的认识和感悟。党的历史确实是一部非常深刻又很晓畅易懂的教科书,也是我们永远学之不完、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宝库。它不仅写在史书中，而且镌刻在亿万人心中。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决反对和抵制上面的“左”倾错误。1927年11月，因为不执行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1929年6月，在中共红四军七大期间，毛泽东因坚持正确主张，被选掉了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1931年11月的 赣南会议 （即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主义”。1932年10月的 宁都会议 ，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把毛泽东战胜敌人三次“围剿”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说成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接着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派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军队直接用于进攻江西 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及其顾问李德，刚愎自用，不听毛泽东正确意见，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同优势之敌拼消耗，红军受到严重摧击，伤亡惨重，最后只有一条路，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后来在路上才称之为长征）。

长征出发一个月后，即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伤亡巨大，由8.3万余人剩下3万余人。这是中央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恶果。

笔者前几年观瞻湘江战役纪念馆（ 广西全州县 ），含着泪写了《湘江碧血》：“血洒湘江救国难，血溅长空天泪潸；血染战旗旗更艳，血溉苗木成栋梁。血沃大地五谷丰，血涤积污铸江山；血浸骨脉豪气壮，血润九州华梦圆。”

血的惨痛教训逼迫红军指挥员们反思，大家不得不寻找走出绝境、低谷的出路……这就是遵义会议之前悲剧的强烈启迪。

二、遵义会议是一个历时五个月的过程

——之前3次预备会议，之后6次后续会议

通常说的、写的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这是经典性、标志性的狭义表述。其实，遵义会议经历了一个准备性、有3次会议的预备过程；还有一个后续的6次会议的善后过程。前后从1934年12月至1935年5月共10次会议，才是遵义会议主题、主要任务的研究、讨论、辩论和不断深入、具体的逐步形成决定、决议的过程，这也是党从比较幼稚到比较成熟、逐步稳健发展进步的过程。其中都是血与火的锻造、洗礼，是苦难艰险的砥砺、湼槃。

前期的3次预备会议：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称之为“突围”“长途行军”“反攻”“西征”，到1935年2月,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首次使用“长征”一词。同年5月，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也出现了“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的表述。

遵义会议也是水到渠成，之前的3次预备会并非刻意安排，也是根据长征中瞬息万变的情况随时调整变化而定。那3次预备性会议如下：

一是，1934年12月12日的湖南通道(县)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主要是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博古（秦邦宪）的顾问李德（共产国际派来支援）坚持红军行动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毛泽东力主西进，因为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红军西进到贵州那里敌军薄弱才比较安全。 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赞同、支持下，毛泽东主张通过了。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

二是，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关于继续西进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政治局常委）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

三是，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决定向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为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会议决定：关于重要的军事问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最重要的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议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批评了博古（秦邦宪）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辩解洗白……毛泽东的长篇发言还正确总结了之前失败的教训。大多数同志支持他的发言。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秦邦宪、李德的最高 军事指挥权 。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帮助者。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四年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央领导核心，周恩来、张闻天等特别信赖、尊重他，总是听取他的意见），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及其后来的革命任务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有6次延续性、完善性的后续会议，情况如 下：

一是，1935年2月5日，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一说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一说在贵州毕节市郊区），毛泽东同周恩来谈张闻天提出的变换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当时博古（秦邦宪）思想不通，周恩来与他长谈，做通思想工作，实现了顺利交接。

二是，1935年2月9日，在云南威信县城扎西镇的老街江西会馆召开的中央负责任人会议，确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并提出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三是，1935年3月4日，第二次进入遵义城并召开会议，中央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四是，1935年3月10日在遵义附近的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上多数同志赞成打。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建议缓发作战命令。周改变计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五是，3月11日在遵义附近的苟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设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这是对之前集体讨论、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容易误事的教训的矫正。

六是，1935年5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此后行动方针。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会议认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战作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摆脱了敌人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精神。“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第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三、遵义会议的启示

遵义会议的启示比较多，90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对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的研究，包括历史经验教育和启示。本文结合历史和现实谈谈新的感悟。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及其领导核心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在谈到中国历史时讲过：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前不能说是强大的党中央，但是都是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领导班子。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瞿秋白宁死不屈，英勇牺牲。周恩来从1927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至病逝，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总是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相忍为党，在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团结统一和夺取胜利的作用。只是1928年6月党的六大，由于共产国际批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知识分子比较多，容易脱离群众和实际，要求增加工人成分，才推选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可是，他在理想信念及个人品质方面严重不纯，以至叛变投敌。即使如此，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等人以崇高的责任感，维护了中央的团结和工作。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评价，六大路线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