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不仅直接影响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也间接影响美国通胀预期，进而影响美联储政策。如何评估美国对华关税的通胀效应及可持续性？
文丨吴金铎
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后基本兑现了他竞选时期的关税措施，但也推出了意料之外的关税。关税扰动不仅直接影响了全球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市场，也间接影响了美国的通胀预期，进而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关税如何影响美国的通胀？怎样评估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通胀效应及可持续性？
关税的通胀传导路径
通胀数据（CPI和PPI）是一个百分比统计值，同比或环比的计算均基于基期或前值，因而若美国对进口商品一次性全面加征关税，则关税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是一次性的。若美国对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是滚动式，比如逐月或者逐季加征，那么关税对进口商品和通胀的影响就是多次叠加。例如，美国对外国进口商品一次性加征20%的关税，与对进口商品关税从2.5%的税率逐月上调直至20%封顶相比，前者是一次性影响，而逐月加征对通胀的影响更为隐蔽且通胀效应的持续性更强。若关税针对特定商品一次性加征且税率不一，那么加征的关税也是一次性的，但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非对称的，被加关税商品的替代品需求上升而互补品需求下降；若美国对进口商品全面加征，那么国内通胀抬升可能是等比例的。
若美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相应国家采取关税反制，那么加征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多轮的。如果还针对不同的国家，那么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重叠和多轮的。美国对外加征关税后，如果为了应对关税反制而对特定进口商品进行关税豁免，或者在国内采取退税等措施，那么加关税的影响是一次性的且对通胀的总体影响可能会趋于中和。
其次，关税加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哪个环节，对通胀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若是针对中间品或上游商品，那么关税可能加在生产环节，也可能向下转移到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转移过程中各环节也存在加点的可能性。若是针对上游资源品或中间产品，那么加征关税对通胀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存在向制成品转移的可能性。若是关税加在消费环节，那么关税直接转嫁给消费者，且加关税的影响是一次性的。如果上游资源品可替代性很小或稀缺性较高，那么关税较大可能加给进口商。若资源品或中间品具有低成本优势，那么出口商可能自行消化多加的关税。若是针对垄断性较高的最终消费品，如高科技商品和奢侈品，那么关税将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再次，进口商品的可替代程度以及出口商品所处行业的集中度对通胀的影响也不同。进口商品可替代程度越高，关税转嫁给出口商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商品的稀缺性和垄断程度越高，关税转移给进口商的概率更大。若是进口的商品属于完全竞争市场，产品可替代性高，那么关税可能转移给出口商。若竞争性处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那么加征的关税可能取决于进出口商的议价能力、商品的可替代性、进出口商之间的协商情况如对半承担等。
再者，进口商品的价格弹性也影响着关税的通胀效应。如果商品的价格弹性较小，那么进口商将承担加征的关税并可能转嫁给最终消费者。若针对的商品价格弹性较大，或者商品容易被全球其他国家的出口渠道替代，供应链竞争优势较弱，那么出口商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可能部分或者全部承接关税附加的成本。
此外，关税的通胀效应还取决于加征关税后的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对冲程度。若是加征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使得消费者减少了进口商品的购买，而被加征关税国家汇率会因美国关税压力而贬值，而美元升值可能导致美国进口商增加购买量，因而汇率因素会一定程度抵消加征关税的价格效应。
再者，若关税因素改变了美国消费者的偏好，使得美国消费者寻求替代进口品，那么加征关税可能导致进口数量的减少。如果进口商品的可替代性较低所处行业的市场垄断程度高，或供应链优势使得出口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那么出口商可能将关税一次性转嫁给进口商。
最后，如果关税威胁导致进口商的长期通胀预期改变，进口商将逐步调整关税，且关税将会被进口商转嫁给美国国内消费者。由于示范效应，加关税对价格的影响还会传递到没有另加关税或关税豁免的商品。关税的预期还具有反身性，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普遍性使得国内居民的通胀预期上升，企业“抢进口”，居民增加囤货。随着预期的不断自我实现，美国最终可能实现再通胀。
美国通胀和进口价格数据的一些特征事实
当前美国通胀总体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且自2024年9月以来美国通胀有抬头迹象。截至2024年12月，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为2.9%和3.2%（季调数据，下同），美国PCE同比和核心PCE同比增速分别为2.55%和2.79%，较2024年9月美联储本轮降息周期开启时，增速均有回升。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以来（2018年6月-2024年12月），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上升了0.1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PCE及核心PCE同比分别上升0.28个百分点和0.86个百分点，美国通胀数据自特朗普1.0加征关税以来有所抬升。不过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2018年6月-2021年1月）美国通胀并未明显上行，主要原因在于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滞后的，且疫情改变了美国“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双低局面，也说明美国的通胀效应具有持续性。
通胀权重的动态变化也影响着美国通胀走势，通胀权重下调在技术上削弱了美国通胀势能，而通胀权重的上调则加强了美国通胀势能。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CPI细分项主要有食品饮料、住宅、服装、交通运输、医疗保健、娱乐、教育与通讯、其它商品与服务八大项。截至2024年12月，美国CPI中商品占比36.2%，服务占比63.8%，美国CPI中以服务消费为主。八大项具体权重分别为：美国住房CPI权重44.2%、交通运输CPI权重16.57%、食品饮料CPI权重14.53%、医疗护理CPI权重8.27%、教育与通讯CPI权重5.73%、娱乐CPI权重5.29%、服装CPI权重1.9%、其它商品和服务2.93%。可见美国CPI中权重最大的是住房、交通运输及食品饮料。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2018年6月-2024年12月），美国商品CPI权重下降了1.33个百分点，服务项CPI权重上升了1.33个百分点，而服务项受关税的影响小于商品项，意味着商品项CPI权重的下调抵消了加征关税带来的服务通胀的抬升。同期美国住宅CPI权重上升2.55个百分点，食品饮料权重上升0.37个百分点，而教育与通信项权重下降了0.82个百分点，服装权重下降0.5个百分点，医疗护理权重下降0.36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下降0.54个百分点，娱乐下降0.36个百分点，其它商品与服务权重下降0.25个百分点。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与权重上升的两项（住宅和食品饮料）关系非常小，这就解释了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但未推升美国国内通胀的原因。美国为了应对关税对通胀的影响，不排除动态调整关税影响较大项目的权重以此对冲关税影响的可能性。
通胀内部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美国的通胀水平。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后（2018年6月-2021年1月）上涨幅度较大的主要是能源类商品、二手车、大家电和洗衣设备等，这些商品价格在他卸任以后均有大幅回落。但能源等与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关系不大；还有一些商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大幅上涨而在第一任期并未出现上涨，主要集中在食品类，如咖啡、糖及糖代用品、无酒精饮料和饮料原料、牛肉类食品、培根和火腿相关制品等，这些与对中国加征关税也无关。还有一些消费品在特朗普1.0加关税后一直到拜登政府以及特朗普2.0，其进口价格一直呈上涨态势，如音响设备、摄影器材和用品、录影和录音；玩具、游戏、兴趣和游乐场设备、家庭其他家用设备和家具，表明这些商品是否加关税对美国进口影响不大，在美国具有需求刚性，而这类是美国自中国进口较多的商品。
就美国自原产地国家进口价格指数来看：截至2024年12月，美国自中国、德国、加拿大、欧盟、东盟、日本和墨西哥进口价格指数分别为：-0.7%、0.7%、3%、1.8%、0.5%、-0.3%和4.2%，较2018年6月开征关税时分别变动：-1.2个百分点、+2.5个百分点、-8.5个百分点、-1.6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和+2.4个百分点，表明总体上美国进口原产自中国、日本和东盟的商品价格指数较低，而进口原产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价格指数较高。特别是，美国进口原产自中国的商品价格指数自2023年1月以来持续为负数，且当前与2018年6月相比较仍在下降，说明原产自中国的出口商采用让价模式，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的出口企业仍在压降成本，以价换量，压降出口价格以保持市场份额。相对的，美国进口自墨西哥和欧盟原产地商品的价格指数较高（虽然欧盟原产地的进口价格指数略有下降但仍然为正），说明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和关税转移能力。
特朗普1.0加征关税以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供应链成本有所上升，供应链成本对美国通胀具有间接影响。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5年1月美国对亚洲空运服务（不包括空客）的进口价格指数为292.4，较2018年6月上升了55.2%，表明美国进口自亚洲的空运价格持续上涨。集装箱运价方面，截至2025年1月，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美东航线和美西航线分别为1299.07点和1166.65点，较2018年6月上涨了55.21%和84.01%。如果考虑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对美国的转口贸易，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东南亚航线自2018年6月以来上涨了83.35%，表明特朗普1.0加征关税以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供应链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有上升，尤其是集装箱运输成本。虽然供应链成本还需区分到岸价格和离岸价格，但不影响关税的加征，供应链成本间接影响着美国的进口价格。
中美进出口商品在特朗普1.0关税大棒之后有何变化？
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制，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自美国进口金额约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同时对自美进口的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自美国进口金额约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为了进一步考察中美两国自2018年6月特朗普加征关税对进出口的影响，这里对中美进出口商品细项进行拆解。
按照中国海关HS分类的22大类99个细项商品，考虑到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6月加征的关税并未解除，2024年与2018年相比，中国出口到美国的99个细项商品出口金额增加幅度由大到小有：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HS98章)215.54亿美元；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HS95章)75.13亿美元；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85章)64.66亿美元；塑料及其制品(HS39章)53.27亿美元、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HS61章)36.3亿美元；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HS24章)29.99亿美元；其他纺织制品、成套物品、旧纺织品(HS63章)23亿美元；车辆及其零附件，铁道车辆除外(HS87章)22亿美元；钢铁制品(HS73章)21.97亿美元；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90章)20.23亿美元；加工羽毛及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HS67章)18.87亿美元；动、植物油、脂、蜡，精制食用油脂(HS15章)11.7亿美元；药品(HS30章)11.58亿美元、玻璃及其制品(HS70章)10.64亿美元；贱金属器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HS82章)8.6亿美元；杂项化学产品(HS38章)6.9亿美元；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HS48章)共4.33亿美元；铜及其制品(HS74章)3.43亿美元；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HS57章)3.3亿美元。可见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金额增加较大的主要是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以及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等商品，与前文美国相应项目的CPI自2018年6月来上升的商品一致，说明这些商品在美国需求较大，且中国出口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或者说中国出口商在该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而2024年与2018年相比，中国出口到美国的99个细项商品中出口金额减少较多的有：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84章)-104.7亿美元；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HS64章)-22.2亿美元；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HS62章)-12.44亿美元；有机化学品(HS29章)-10.32亿美元；木及木制品、木炭(HS44章)-9.49亿美元；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HS71章)-8.51亿美元；橡胶及其制品(HS40章)-7.45亿美元、陶瓷产品(HS69章)-3.82亿美元、化学纤维长丝(HS54章)-3.71亿美元；化学纤维短纤(HS55章)-3.7亿美元等。中国对美出口额减少较明显的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这一项，可能与美方所言的“国家安全”有关；而中国鞋靴、非针织服装等这些商品出口下降的原因或在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或贸易转移；而木制品等出口下降的原因或在于美国因环保原因而减少进口，或就近原则加大了对邻国加拿大的进口等。
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商品来看，2018年-2024年进口金额增加额度最大的细分项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HS27章)125.69亿美元；油籽、子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HS12章)49.54亿美元；铜及其制品(HS74章)21.84亿美元；谷物(HS10章)19.85亿美元；药品(HS30章)16.92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HS第15类)14.24亿美元；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制品(HS第4类)14.17亿美元；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84章)14.16亿美元；有机化学品(HS29章)12.69亿美元；塑料及其制品(HS39章)9.83亿美元；矿砂、矿渣及矿灰(HS26章)8.59亿美元；杂项化学产品(HS38章)7.83亿美元；棉花(HS52章)7.5亿美元；精油及香膏;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HS33章)5.68亿美元。而同期进口金额减少较多的是：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HS88章)-103.26亿美元；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HS71章)-37.38亿美元；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HS87章)-36.4亿美元；木浆等纤维状纤维素浆、废纸及纸板(HS47章)-22.06亿美元；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85章)-15.48亿美元；木及木制品;木炭(HS44章)-14.53亿美元；铝及其制品(HS76章)-6.16亿美元、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90章)-3.95亿美元。表明第一轮中美关税摩擦之后，中国加大了对美国上游矿物燃料、铜等资源品、菜籽等农产品，药品等化学品，以及核反应堆机械器具及零件的进口；但中国进口自美国的高端制成品却出现了大幅下滑，特别是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等，这或与中国的自力更生的国产替代战略有关；而木浆等纤维状纤维素浆、以及造纸等细分项目，我国的进出口均出现大幅下降，或与行业全球供过于求、环保因素等有关。
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企业试图降低出口价格以消化关税成本，中国外贸出口总体议价能力明显弱于欧盟和墨西哥，关税压力之下中国外贸出口企业竞争压力明显增加。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外贸新格局下，必须抛弃价格和低成本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出口竞争力，实现价值链攀升。以往依靠低价竞争的发展路径，可持续性越来越有限。出口企业也可着手推动出口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实现外贸企业的强强联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强竞争优势，提高行业在全球的议价能力。
实践证明，美国可通过降低关税相关商品的CPI权重，动态调整进口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特朗普1.0时期的数据与人们预期的美国对华加关税推升美国通胀具有较大的反差。不过有一些商品，如音响设备、摄影器材和用品、录影和录音、玩具、游戏、兴趣和游乐场设备、家庭其他家用设备和家具，关税前后这些商品的出口仍在增加，表明这些商品中国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和竞争优势，在美国国内刚需特征明显。
美国进口的供应链成本自特朗普第一轮加征关税以来已经显著增加，尤其是集装箱运输。美国加征关税以及潜在的关税威胁，扰乱了市场预期，打乱了供需均衡格局，可能将继续推升全球供应链的成本。对美国而言，这可能形成国内供应链成本推动型通胀。鉴于供应链已成为全球出口竞争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应进一步巩固供应链优势，加强优势企业资源整合，加强供应链的科技化和数字化转型。
最后，鉴于特朗普2.0时期美国关税是全面推行的，因而被美国关税威胁的国家可形成反关税同盟，加强互惠互利合作。当然，总体上，中国在特朗普2.0时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预期已降至最低，这也可能使得中国2025年的增长目标基于净出口为0的假设之上，进而加大全方位扩内需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