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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的带鱼啥的都去哪里了?日本渔民半个世纪前就快给捞完了!

香港凤凰周刊  · 公众号  · 社会  · 2017-05-01 16:09

正文

记者 | 陈祥 编辑 | 邱锐

1931年4月,蒋介石收到奉化同乡庄嵩甫一份电报。电报写道:“日本渔轮,侵入江浙所辖佘山浪岗海礁洋面,巨舰大网,竭泽而渔”。庄嵩甫要求中央政府制止日本渔船的大举入侵。

时任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庄嵩甫,曾与蒋介石一道在辛亥革命时召集奉化渔民组成敢死队光复杭州,被蒋视为长辈。他毕生关心农渔林业,此番为宁波渔民的利益向最高领袖上书。


这封电报之前,1930年春,定都南京不久的国民政府就已经收到浙江、上海渔业群体的一堆请愿书。渔民们遭遇的难题迫在眉睫,日本轮船利用吨位大、航速快、设备新的优势,在嵊泗列岛海域大肆捕鱼,将渔获运到上海出售,这严重威胁到尚依靠传统技术的中国渔民的生计,毕竟渔业资源有限。而且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渔汛到来,曾习惯季节性去舟山海域的渔船,出于风险衡量只能忍痛放弃出海。


事实上,中国不乏有识之士注意到渔业危机。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3年出访日本,目睹了日本渔业和航运业的巨大进展,他回国后给商部提交咨文,率先呼吁要启动古老中国的渔业改革。“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张謇的警告被一一兑现。

△1932年广东沿海的渔船,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中国的渔船吨位小并且吃水浅,只能在近海活动。 


鼓励去中国近海捕鱼



日本渔船的革命并不早,但现代化速度很快,背后是国家的工业化、海军扩张做有力支撑。1908年,日本才从英国购入第一艘金属船体、蒸汽动力的渔船,属于新兴的拖网渔船。

同时,日本采取的新式捕捞法非常高效,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它在近海能将冬季潜伏海底的鱼群一网打尽,很容易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这类新渔船很快在日本扎根,也迅速引起传统渔船操作者的不满。政府为息事宁人,在1911年限制新型渔船在近海作业,鼓励它们去远海,当然包括中国近海。

1912年至1914年,为保护己国海域的生态,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禁止新型渔船作业的海域,加速逼迫它们来到中国的东海和黄海。对于从事远洋渔业以及去他国领海捕鱼的企业,日本政府不惜给予财政补贴。1917年,日本规定全国只能有70艘拖网渔船,新造船的排水量必须在200吨以上,航速至少11节,续航力在2000海里以上。1924年,日本规定内海及黄海、东海海域之外的渔船不受70艘的限制,这等于变相鼓励拖网渔船去南中国海。日本拖网渔船数量在1926年达到300多艘,在1937年达到1000余艘。


关东州、青岛、上海、台湾和香港,成为日本渔船的后勤基地。

关东州位于辽东半岛南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港,甲午战争后不久被强制租给俄国,日俄战争后被日本所得。它在“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在中国北方唯一的侵渔据点,从这里蜂拥而出的日本渔船扑向黄海和渤海。日本在1930年甚至计划在不冻港旅顺修建大型渔港,将渔获制作成咸鱼后运往市场无比广阔的中国内地。翌年,日本吞噬整个东北,该计划作罢,日本渔船在黄海、渤海海域横行无阻。

日本在一战后从德国手中抢到青岛,直至1922年底由中国收回,日本占领期间必然是纵容本国渔民来此滥捕鱼,并用行政手段打压中国渔民。北洋政府接手青岛后,由于中枢无力,日本渔船依然顺利进出青岛港。

以上海为据点的日本渔船,目标是中国当年最重要的产渔区——江浙沿海。《申报》1926年4月18日报道日本渔轮在长江口肆无忌惮捕捞甚多,“续捕三昼夜,获渔约二十万斤”。《申报》接着在7月11日向公众指出渔业遭受侵犯的严重现实:“江浙洋面,外人侵渔,本年尤甚。日本手缫网机船自由沿海侵捕,公然运沪销售。”

台湾在1895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渔船攫取台湾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进而把猎食范围扩张到华南地区。台湾总督府在1926年制定禁渔令,特意把渔船赶到福建和广东沿海。

1920年代中期,日本在香港设立渔业公司,方便本国渔船出入香港。不过,日本渔船在香港一带海域的收获不佳。



日本军舰护航


出入中国领海的日本渔船,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和保护。日本海军不时派军舰护渔,甚至直接向驱赶渔轮的中国军舰挑衅、示威。为争夺有限资源,占尽优势的日本渔船不惜欺负中国渔船,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破坏对方的网具。渔具一旦遭严重毁坏,中国渔船只能打道回府。最严重的情况,是日本渔轮撞沉弱小的中国木帆渔船,如1929年1月,“姬岛丸”号渔船在温州沿海撞沉一艘中国渔船;1931年3月,该日本船又在定海海域撞沉一艘中国渔船。

《申报》在1931年3月8日记录了日本渔船的野蛮状,“又闻该日轮在浙省洋面不但越海捕鱼,并且偷倒网舱之惯技,以至各钓船受害不浅,生计绝望。因日渔轮均装有柴油引擎,俟钓船下网后鱼已涨满时,只须渔轮在船旁驶过,连鱼带网均为叶子所卷,因此船家损失颇巨。”

关东州水产实验场、台湾总督府水产课、农林省水产局,则成为调查中国沿海地区渔业资源的专业机构,它们细致调查各种鱼群的洄游情况、入水深度、栖息场所等,将情报提供给渔民。除作为主力的三大机构外,还有东京水产讲习所和各地的水产实验场。从事渔业情报收集和研究的,机构之外尚有个人,较有名的如东京大学教授岸上谦吉,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来中国科学考察,最终死于长江渔业调查途中。




中国渔民的反击


“致我国沿海类(数)千百万之渔民,均受其欺凌压迫,以致渔场日缩,生计日穷,既乏相当渔业组织以谋抵抗,而政府又不为之后盾,含酸饮痛,莫可如何。”中国水产学会在1928年10月致电农矿部,“速令取缔,取消其协约,停止其进行,否则我国东南领海最优美之处女渔场,必尽为日人所攫取。”

当日本先进渔船以中国渔民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效率捕鱼时,中国渔民只能通过民间自治的渔业团体向政府申诉委屈和愤怒。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对此最敏感,海员总会、水产学校同学会、总商会、江浙渔业公会、渔轮业公会及各鱼商团体,先后向南京政府的外交、交通、实业等部门请愿。势力雄大的上海总商会提出特别强烈的抗议,因为作为理事的镇海人蒉延芳拥有8家渔行。

实业部长孔祥熙、部里的渔牧司官员皆坚定反对日本侵渔行为。


孔祥熙的办法在1931年2月由国民大会通过,开始执行。首先,中国外交部通知日本,两国尚未签订渔业协议,故日本渔船禁止入中国港口。接着,财政部通知海关,禁止日本渔船携带渔获进入港口,除非是正规商船,但征收每斤4.4元关税。孔祥熙还补上一条,禁止排水量100吨以下的小船来往于两国港口,名义上是堵上走私漏洞,实际是驱逐大批汇集在上海、小于100吨的日本渔船。3月底,中国政府免除了一切渔业税和鱼税,这是中国反击战的辉煌时刻。

这措施必然遭到日本的外交抗议,同时还遭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嫌税收有损失。又因为中国海上力量不足以常态化执法,偏偏日本又是得罪不起的海军大国,事实上执法时打了很多折扣,但侵渔危机总归改善诸多。

而且日本人还可以找到许多变通的法子,例如将满载渔获的船开往日据的旅顺和青岛,装入中国船的冷藏柜后转去上海销售,或船上借挂中国国旗,诸如此类的做法当然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日本渔品的竞争力。故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渔船借己方海军撑腰,抓住窗口期,疯狂在上海卸货。

不幸的是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沿海主要港口首当其冲被占领。中国彻底无力抗拒日本的渔业侵略,以及背后的强大海军。


战争让人类遭殃,让鱼类休养


大肆侵占中国沿海地区后,日本成立大批侵渔机构,在华东地区就有华中水产公司、东洋贸易公司、中支水产炼制公司、中国水产公司、帝国水物株式会社。日本在华北、华南也有许多侵渔机构。以成立于1938年11月的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它垄断了上海的水产批发,并特许日本拖网渔船在附近作业。日本当局为垄断渔业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指责中国渔民运输和经销水产品的方法低效又浪费,亵渎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事实上,上海所售水产的收入很大部分进入日本海军囊中,海军方面更是需要严控市场。

沦陷区渔民并未被禁止出海捕鱼,只是需要获得日伪当局的海关号簿。中国渔船若要在上海卸货,只能固定卖给日伪的侵渔机构,如华中水产公司。不幸中的幸运,难民潮水般涌入租界,导致上海水产需求远超战前水准,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让在舟山海域捕鱼的中国渔民多少能克服战争带来的苦难。

不过,虽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浙江沿海仍有很多地区处于中国政府掌控下,但中国海军在战争初期就损失殆尽,横行无阻的日本海军和混乱秩序催生的海盗,给国统区渔民带来很多危险。例如,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渔汛到来,曾习惯季节性去舟山海域的渔船,出于风险衡量只能忍痛放弃出海。更有国家大义让位给养家糊口的时候,1938年7月,上海的定海同乡会代表渔商向宁波市政府求情,希望获准让渔获从定海运往上海。战时的物资封锁是双向的,国民政府一样禁止物资流向沦陷区。

国统区的渔船出海时携带中国的海关号簿,但遇到日本军舰时须把号簿藏起来或扔进海中,否则日本人会没收、销毁渔获,或强制把船带到上海,强制把渔获出售给日方的营销机构。而当渔船来到尚未沦陷的镇海港时,需要接受军队和海关的检查,上缴给地方渔会1到5元,船然后才能获准去宁波卖货。宁波沦陷后,渔船需要获得日伪的证件,否则遭重罚甚至生命危险。

抗战胜利后统计,中国沿海地区在战时共损失渔船几万艘。以浙江地区为例,1937年前约有26000艘渔船活跃在浙江海域,随后到来的战火毁灭15000艘。损失方式包括日军在海上击沉渔船、日军焚毁当地渔船、海盗掠夺和毁坏渔船、渔船因长期无法出海而年久失修,等等。中国渔船在舟山海域的渔获量在1936年是93000吨,至1947年仅剩12000吨。

不过,活跃在中国海域的日本机械化渔船,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急剧消失,一方面是海军征召了许多船,另一方面是日本对原材料的严格统制导致新渔船的制造几乎中止。经历太平洋战争的血与火,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联合舰队,逐渐坐沉海底成为人工鱼礁,曾在中国海域耀武扬威的海军官兵则葬身鱼腹。荒谬的是,战争先后把中日两国的捕捞业带入冬眠期,从而让鱼类得以休养生息。


 新媒体编辑 | 丰泽 马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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