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模式能否复制？这个问题老早就已经有无数人问过，晋江这个舞台所有的优势都曾被一一掰开揉碎。或许答案依然要归结到“人”，在这里创业的，究竟是怎样一群人？
最初接触晋江，是在高中那年暑假，和朋友一同到闽南沿海旅行。当时，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并没有引发我太多的关注，依稀记得的，只有道路两旁的广告牌，以及脏乱的街道。很久以后才知道，当时晋江轰轰烈烈的造牌运动才刚开始没多久，我错过的，是中国品牌之都的崛起现场。
此后，由于专业的关系，读到著名历史学家、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傅衣凌的大作《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里面提到出身晋江安海的“安平商人”在明代的活跃，由此顺藤摸瓜，才知道原来海外有这么多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才知道从1978年以来晋江为中国贡献了无数第一。晋江人为什么这么牛?？这一问题自然而然就跳了出来。
晋江人为什么这么牛？这当然可以当作与“晋江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对等的问题来处理。毕竟如吴晓波所言，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迹的商业圈。但吸引我的，却是这样的几个略显乏味的问题：这是个怎样的地方？在这里活跃着怎样一群人？有哪些有趣的事在这里发生？
这里所发生的不过是一群平常人做出的平常事，只是放到过去近40年间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变局背景中去看，一切自然就不平常起来。
1979年，晋江陈埭镇，40多岁的农民林土秋的鞋厂开业了。
说是鞋厂，其实也就是在自家石头房子里放了几台缝纫机。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不应当是一件大事：林土秋并不是1949年后晋江第一个办私人企业的，早在1975年，一些家庭工厂就已经悄然出现，只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允许；1977年，在打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时，300多个晋江办企业的农民被叫去学习。
可以说道的是，这是陈埭第一家股份制乡镇企业。
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晋江的干部开始敢于发动农民办企业。就在那一年，林土秋的哥哥从香港回乡探亲，看到弟弟生活艰难，便劝他办个工厂，并从香港寄了8万元钱。尽管这笔钱在当时已经属于巨款，但林土秋依然担心本钱不够，于是他找了亲戚和邻居凑钱“认股”，一股2000元。最后14个乡亲认了股，林土秋的鞋厂就这么办起来了。
这样的创业历程，在此后的晋江，还将一再地出现。事实上，林土秋的鞋厂头一年便赚了8万元，让那些合股的人艳羡不已，他们也立即有样学样，将自家的“闲钱”和“闲屋”拿出来，雇些“闲人”，所谓的“三闲起步”就这样一点点扩散。
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晋江模式”时，股份制正是他所认为的三大重要特征之一。在他看来，“集资经营”正是晋江有别于苏南的村办企业和温州的个体企业的“基本特点”。
林土秋的创业历程，离开晋江这片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今天，提到改革开放，人们首先想到的多半是深圳，而深圳靠近香港、澳门的地缘优势正是其成为特区的首要条件。若以此去看晋江的最初几年发展，晋江也有它的“地缘优势”——港澳台乃至整个东南亚。
从地理上说，这是个荒谬绝伦的结论，但从历史上说，这却是千真万确。
从地图上看，晋江是一个狭长的县份，北部山地、西南丘陵、东南沿海。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山海交汇、本该是资源丰富的地方，历来却是地瘠民稠，粮食严重不足。泉州平原的土地含沙量高，本来便不适合种水稻，再加上从明代以来，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更挤占了稻米的空间，缺粮问题更形严重。清代县志上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总结：丝缕棉絮，仰资吴浙；稻米菽麦，取给台湾——大白话就是，穿靠江浙、吃靠台湾，方志还不忘了补上一句：海鲜不缺。
“集资经营”正是晋江有别于苏南的村办企业和温州的个体企业的“基本特点”。（《晋江模式》林永生 黄荔军 黄劲 作）
在农业为主业的时代，这样的地理环境简直没法活，即便是今天的工业化时代，也不能说这样的地方有什么资源，如果按照当地的优势资源，除了水产养殖加工，几乎不可能有其他的发展。
所幸泉州从唐朝以来就是南方重要商港，宋元时期更享有东方第一大港的美誉。晋江东边与惠安县交界的后渚，正是古代泉州湾的主港，而南边与南安县交界的安海，也是著名的古港。晋江人也由此得以商人的面貌见诸历史记载。
宋元明时期，有关泉州人活跃在今天东南亚的记录史不绝书，晋江与东南亚之间的历史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积淀下日渐形成。明清以后，泉州的地位渐渐衰落，然而，早已习惯出海讨生活的晋江人依然活跃在南洋、台湾各地。与此前政府主导的海外贸易不同，民间力量日益崛起，安海甚而一度成为明代民间商人走私的根据地，跟船出海、定居海外的不计其数，也由此让晋江成为中国重要侨乡。
美国学者孔飞力曾经总结过中国人在海外发展的两大特征：“小生境”和“通道”。概念很复杂，说起来相当简单。
从林土秋的创业历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同乡同族的小生境以及通道对于晋江商帮崛起的影响。回乡探亲的华侨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无论是当时国内少见的货品(这刺激了晋江的“小洋货”市场)，还是资金(这正是林土秋们找乡亲认股的初始资本)，还是信息(仅举一个例子，晋江、石狮服装的起步，正是依靠了海外传来的最新流行款式)，乃至后来的各种设备，都在晋江企业最初十年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晋江从代工生产起步的“外向型经济”，同样离不开“海外关系”这一大背景。
更有趣的是，尽管在明清历史上海禁曾经十分严厉，尽管出洋的人在官方立场上视同化外，但是历代福建地方官们似乎都十分清楚，离开这些“逐末”——在农业为本的时代，商业自然是“末”——的活动，当地人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他们采取了最务实的做法，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在奏折上为这类活动在当地经济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作用辩护。这种公与私之间相互合作的状况，在晋江颇为人所称道的“政企互动”中屡屡可见。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为支持当地民企发展推出“土政策”，到后来提出“质量立市”、打造产业集群、品牌之都，乃至后来推动众多企业上市，晋江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让外人艳羡不已，便是这种历史积淀的结果。
面向海外的“地缘优势”、活跃的民间力量、良性的公私互动，近40年来晋江商帮的崛起，所处的便是这样一个舞台。
在这样的舞台上活跃着的，是一群怎样的人？
今天归纳各个商帮的特色，已经成为研究商业的常态，但也正如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所指出的，类似的归纳，往往从家谱方志中来，这些材料难免说些好话，无非是“儒商”“诚信”“乐善好施”一类，千人一面，难以凸显商帮特色。
晋江也一样，人们感叹这个地方的人的冒险精神，惊叹他们胆子大、不等不靠，其实说实在的，他们只是务实而已。毕竟在一个历来连稻米都要靠进口的地方生存，如果再等再靠，早活不到今天。
实干家，这是晋江人的第一个面貌。晋江是一个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优势资源的地方，可是当地人十分懂得，拿手边现成的东西做点什么。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就是典型。一旦政策稍有松动，他们便迫不及待地摆出手边现成的海外小日用品，搞起了小洋货市场，此后，又将手边现成的来自海外的资本换成了工厂、设备。这个地方诚然没有资源，但在有心人眼中，处处都是资源。
爱扎堆，这是媒体对晋江企业家的一个评价。说起来的确是这样，晋江几乎每一个镇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陈埭的鞋、安海的玩具、英林的服装、磁灶的陶瓷、罗山的食品……
这可不就是草根创业、野蛮生长的明证么？
另一方面，始于1999年轰轰烈烈的“明星+广告+央视”的造牌套路，始于2007年同样轰轰烈烈的上市风潮，不都是晋江人爱扎堆的明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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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下，重复或者模仿毫无疑问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行为，理性人总会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的行为，这并不是晋江企业家的特色。
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扎堆的表象中，晋江人的精明之处。例如同一个镇的相似产业中，总会发现一个家族往往占据了产业链的上下游。
而说到造牌运动，人们想起的是央视体育频道被戏称为“晋江频道”的段子，可是当1999年安踏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下决定时的创新意义，却更需要记住。换作今天，一年80万元签下孔令辉，一年500万元签下央视体育频道的广告或许不算什么，可是当年的安踏，年销售额还不到1亿元。如果不是戏剧性的成功，这样的模式又怎么会在务实的晋江人中流行起来？
当“明星+广告+央视”的模式四处流行的时候，开创了这个模式的人却已经开始思考更多的东西，2005年，安踏花了3000多万元建立起了国内第一间运动科学实验室。当跟风者把精力花在品牌营销上时，丁世忠已经领着安踏转向“内在”，把产品研发放在第一位，研发设计费也从1991年的不到200万元，飙升到2014年的每年4亿元。
或许这才是晋江企业家的样本。晋江这些年，涌现出无穷品牌，山寨的牌子也不少，但真正让人耳熟能详的，无非是那么些：
安踏、匹克、特步、361度等体育品牌，利郎、才子、七匹狼等休闲服饰，达利、亲亲、盼盼等食品，以及老牌的恒安……
这些牌子各自有各自的特色。他们懂得重复与模仿，但那只是在它们真的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前提下。一旦发现代工做不下去，他们就转向国内市场，转向品牌塑造，一旦发现品牌营销已经泛滥，他们又会转向产品的内在提升。
其实模仿的另一面就是学习。晋江的企业家们十分善于学习，爱扎堆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他们善于向同行学、向老乡学。一旦有人想出一个好点子，圈子里的人很快开始考虑这是不是能用到自家企业上。
这些出身草根的企业家，保持着十分开放的头脑。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2003年北京大学开设的晋江企业总裁高级研修班，48家知名企业组团参与。可是，向高校借外脑，这早已不是第一次，泉州华侨大学管理学院的许多老师都曾在当地企业担任过营销顾问。1999年，晋江甚至还成立了第一家县级博士后工作站。
这个问题老早就已经有人问过，并把晋江这个舞台所有的优势都一一掰开揉碎了说：政企互动？或许早期能造成一点先发制人的优势，但随着各地政府服务的提升，无疑能复制。民间力量？和上一点一样，这构不成太大的优势，随着各地民营企业的日益增长，这一优势很快就会被赶上。无疑这也是可复制的。
最后的结论就是海外联系这一点不可复制。晋江的发展，的确是得力于海外关系，得力于中国政府曾经给外资的各种超国民待遇。
可是光就这一点来说，依然构不成不可复制。毕竟，这样的舞台不止晋江一处。温州也好、广东也好，都有类似的舞台。
那么，为什么是晋江呢？
或许答案依然要归结到“人”：因为在这里创业的，是这样一群人。真正不可复制的，或许就是这些实干、精明又有着开放头脑、不失创意的晋江人。
这样一群人，在近40年中国的大变局中，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