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2年的短篇小说《另一个》中，博尔赫斯想象了70岁的“我”与19岁的自己在美国坎布利奇城查尔斯河畔长椅上相遇的场景。“我”与另一个博尔赫斯谈论文学，谈论童年时代爱读的书（自然少不了《一千零一夜》和《堂吉诃德》），谈论父母及世界局势（发生在“我的过去，也就是你的未来”），也陷入了关于身份与梦境的探讨——“如果今天上午以及这次相遇都是梦境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会认为做梦的是自己。”而在1983年发表于阿根廷《民族报》的另一篇小说中，61岁的叙事者博尔赫斯梦见了84岁的自己如何死去。“他不再讲话，我明白他已经死了。”其时78岁的作者博尔赫斯写道（事实上，博尔赫斯是1986年在日内瓦去世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和他一起死了（⋯⋯）我逃出房间。在外面等着我的是另一些梦。”
双重性的观念——即苏格兰人所说的fetch或德语中的Doppelgänger——始终浸淫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并不止于小说，而且也体现在非虚构作品及现实世界里的博尔赫斯身上。在著名的《博尔赫斯与我》一文中，博尔赫斯尝试将非公开的、真实的自己与身为作家“被拍照、被采访，意味着政治、观点”的那个博尔赫斯区分开来。他指出那“另一个博尔赫斯”虽然与真实的自己一样喜欢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字体、咖啡的味道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但却“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博尔赫斯代表着我所嫌恶的一切。”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真实的东西是感受、梦、写作。”
在收录博尔赫斯1980年前后访问美国途中的11篇访谈的《博尔赫斯谈话录》（译者是诗人西川——而由一位诗人来翻译另一位本质上也是诗人的作家谈话录再合适不过了）一书中，我们有时的确可以感觉到“另一个博尔赫斯”谈话时的表演性和游戏感——比如在被问及谁是他最欣赏的女作家时，他答“艾米莉·狄金森”；而当主持人继续问有没有别人时，他说“那当然，比如还有希尔瓦娜·奥坎波，她目前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翻译着艾米莉·狄金森⋯⋯”——然而在更多时候，这位八十高龄的老者是谦逊（有时也显得过度谦逊）、和善、健谈而真实的：他以简短、睿智、诗意、有时更像谜面而非谜底的回答谈论他的哲学观、创作母题及热爱的作家们，照亮了那些对博尔赫斯的思想所知甚少时或会显得晦涩神秘的短篇小说文本。
本书的编者、美国诗人及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通也是博尔赫斯诗集的英译者。1968年，他们在纽约92街诗歌中心里相识。1975至1976年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博尔赫斯合作翻译诗歌，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博尔赫斯谈话录》中，他为每场谈话提炼出了一个最具揭示性的主题，每每直指博尔赫斯的哲学观点及中心议题——自我（和另一个我）、梦（与噩梦）、迷宫（或“感受和生活的方式”，“思想状态的正确象征”）、时间（根本之谜）、镜子（及身份的增殖）等。博尔赫斯相信“唯我论”（当然也意识到其缺陷），认可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唯我论的核心思想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个人。其余的人都是他梦中所见。”相较于“有利于一切伪装和谎言”的心理小说，博尔赫斯更愿意“把自己交给梦”。他将做梦与构思等同起来，“我整天构思诗歌和故事，到了夜里我就做梦，这与构思是一回事”；他认为写作“必须丰富这个梦”、“赋予梦以形式”；而地方色彩、民族主义和历史真实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东西。他将“噩梦”视为地狱存在的证明——他指出地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状态。他例举了自己经常做的三个噩梦：迷宫、写作和镜子——而这些恰恰是在博尔赫斯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因为对博尔赫斯而言，写作便是“忠实于梦”，让诗或者寓言——他将两者等同起来，“反正最终都一样”——让主题来寻找自己。“我尽量避免让我的观点打扰我的写作。我只考虑寓言本身而不考虑其寓意。”甚至，只需要“时间与河流、生活与梦、睡眠与死亡、眼睛与星辰”少数几个隐喻就够了，或者说，只需要赋予“基本的隐喻以新的形式”。
在《博尔赫斯谈话录》中，博尔赫斯以大量篇幅谈论他所热爱的往昔的作家及哲学家——但丁、惠特曼、斯蒂文森、坡、狄金森、弗罗斯特、叔本华等等——这并非仅仅出于谦逊或热爱，而是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一遍一遍地写着同一本书”。他的论据颇有说服力：“我觉得一个人仅凭他自己不可能改天换地，另起炉灶，因为他毕竟要使用一种语言，而这语言就是传统。”而除了母语西班牙语之外，博尔赫斯还学习了法文、拉丁文、德文、古英语、甚至冰岛文，但他最欣赏的语言还是英文——1966年，他甚至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们上过25堂英语文学课（2013年9月美国New Directions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这些讲义）——他认为英语比西班牙语“更有质感”；而西班牙语“也有其长处，例如开元音。老式英语里也有开元音。”博尔赫斯对这些往昔的作家们作了精辟的评点：惠特曼的《草叶集》是一部史诗，而史诗中总有一个“大于生活的人”；但丁比弥尔顿出色，“每一个词都卓尔不凡”；坡“论说式”（而非“神话式”）的说法可能是个圈套，《阿瑟·戈登·皮姆记事》是他的最佳作品；而弗罗斯特常常“给出一个隐喻，我们以为那是一个简单的直截了当的陈述”，一如那著名的诗句“睡前我还要赶上几英里／睡前我还要赶上几英里”；而哲学家叔本华同样是“诱人的作家”，“但今天的哲学看来是变得与某种拙笨的术语难解难分了。”
除了在印第安纳大学朗诵会上逐一评点被朗诵的诗歌外，《博尔赫斯谈话录》中分析自己作品的比重很小。他只是以稍长的篇幅解读了如何在《南方》中尝试“一次写三个故事”——“你读到的首先是一个拙劣的模仿”；也可以当真实故事读；最有趣的，则是“把小说的后半部分当成那个人在医生手术下死去时所做的梦”。他声称自己最好的短篇小说集是《沙之书》，因为80岁的博尔赫斯对自己早期竭力模仿的巴洛克风格已心生厌恶（甚至套用了《堂吉诃德》里著名的那句“它的名字我不愿提了”说道，“出版《全集》的真正原因，就是将两本书清除：《判决》和另一本书，cuyo nombre no quiero acoordarne”)，而转向用简单的语言作简朴的叙事，“既然宇宙间没有平直的事，既然每件事都是复杂的，我把它们装扮起来，写成朴实的小说”。同时，博尔赫斯也认同“所有的书都包括在第一本书里”的说法：他认为在1923年出版的诗集处女作《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中，“我的大部分小说都包含在其中，只不过它们是潜伏在那里。要找到它们需要诀窍，只有我能从中搜索出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