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看完《欧洲同性恋史》下，受压迫的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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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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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同性恋文化开始形成，出现了群体的特殊语言、着装、约会地点等，同时也出现争取权利的同性恋团体，甚至在英国萌生“同性恋崇拜”。

然而在同性恋认同萌芽时，对之的打击和排斥也随之加强，在20世纪前半叶，欧洲同性恋者面临着法律的制裁、警察的突击检查、纳粹的镇压、医学的强制治疗、公众的排斥和嘲笑……

简写 | 王轶鹏 编辑 | 十六 为为 AURORA

同性恋史：崭新而有争议的历史

同性恋研究：方法论问题

上篇

第一章 一个神话的诞生：张扬的时代
第二章 解放征程：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
第三章 价值的翻覆：同性恋崇拜
第四章 意识的觉醒：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艰难建构

下篇

第五章 打破的沉默：公众舆论中的同性恋者

第六章 同性恋者，政治的筹码

第七章 法律面前的罪人

第八章 幻梦的终结：德国模式的破灭

后记 走向同性恋解放
结论 进步抑或镇压的加强？
民族的互动、趋同和特殊性
探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含义和性质

第五章 公众舆论中的同性恋者

不同群体对同性恋的态度：当权者与民众

分析权力机关的言论主要通过媒体 ，分析媒体言论可以使我们得知当权者对同性恋的态度。 而出于无所谓或简单的从众态度，许多人会采用官方言论作为个人见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间， 尽管有宗教危机 ，教会在英、法、德国的影响仍然很强。 西方对同性恋的态度主要受宗教影响 ，鸡奸被作为逆反自然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宗教的谴责是最常被用来反对同性恋的论据，许多抨击败坏风俗和同性恋的小册子由天主教、圣公会和新教的宗教组织出版，这些著作出版供教士使用，形成对同性恋的一种封锁。与此同时教会大力镇压同性恋刊物的发行，大多数同性恋刊物被列入淫秽作品清单。

政府、议会、行政和司法机构关于同性恋的公众权力话语是可以说是国家的观点， 这些机构对男子同性恋保持严厉态度， 女同性恋者因为社会影响较小未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享有较大的宽容。

三国的报纸在20年代快速发展。 在德国，多数报刊在议会相关的内容里涉及同性恋问题，而“同性恋”“性倒错”等带有科学性的词汇的使用是常事。在英国，报界较为沉默，只有文学和戏剧评论中对同性恋问题的探讨比较多。法国的报界则极其谨慎，法国的开放仅局限于上层社交，远离政治与其他阶层，因此社会报刊也不开放。

民众对同性恋的反应受家庭出身、教育、宗教、个人偏见、舆论的总体倾向共同影响。多数民众反对同性恋，却避免谈论。 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同性恋者受到的影响差别很大，在大学、文学艺术界，思想的开放很明显，大资产者和中层阶级由于性学知识的传播较为宽容，中小资产阶级保持着建立在家庭价值上的清教道德观念，对同性恋者最为保守。

由于缺乏对农民的态度的了解，我们难以作出关于农民的判断。 柏林等大都市的宽容度比其他地区大得多，而德国其他地区以仇视同性恋著称 ，巴伐利亚尤甚。

舆论中的敏感话题

宽容的限度在一些敏感话题的讨论上更能体现，有三个话题在整个20-30年代反复出现：将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保护青少年的必要性、外族的危险。

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问题被直接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 英国女权运动在19世纪末由出身富裕中等阶层的约瑟芬·巴特勒为首的几位女子创立，斗争主要是政治性的，她们要求票选权，行使自由职业的权利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但奇怪的是 女权主义被舆论称为女同性恋的掩饰手段。 特别是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说女同性恋者借女权运动招募和引诱新的信徒，致力败坏年轻女性，将她们从家庭和丈夫身边支离。

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的女权运动多数与女同性恋隔绝。 在法国，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通过将女同性恋者从女权运动中排除、拒绝给她们同等的的妇女地位、甚至将她们表现为女性的敌人，女权主义者确保自己在舆论上的安全 。

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课本，尤其是面向男孩的课本特别能够代表“制度话语”（权力机关所持看法）的发展，针对女孩的课本数量有限而且很少涉及同性恋问题。

性教育课本数量的突然增长反映了医学理论的传播和战后表现出的对性问题的新兴趣 ，这些书籍针对10-15岁男孩，作者有的是医生，但通常是神甫、预科学校或公学的校长和清教团体的领导人。编写课本的目的是向他们普及适应学校生活的必要性知识，预防可能的同性恋冲动， 此时期性教育课本中存在谬误的性观点。

英国课本的特点危言耸听，关于手淫的问题无处不在，很多语句让人哭笑不得，例如“建议左侧卧睡眠，因为仰卧睡眠容易梦遗，而俯卧会因摩擦导致勃起”。法国的书籍警告的主要是妓女、性病和放纵。德国课本则更倾向采用厚厚的医学论著形式，用科学的文体提到同性恋。

公共舆论中对同性恋的另一个恐惧的地方是同性恋者与外国人的“联系” 。从奥伊伦贝格事件开始 ， 同性恋在法国就被说成“德国病”，而德国人则把它当作“法国病”， 攻击邻国是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的便捷方法。 法国的报刊《幻梦》甚至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发表了一篇名为《漂亮的阿道夫》的文章，把希特勒表现为一个无药可救的娘娘腔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时尚现象

20年代，同性恋在某些领域——主要是艺术和文学领域，成为了一种时尚、现代的象征。 某种意义上同性恋作为“抛弃社会”的同义词语，同性恋对于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一种表达他们否定传统的手段 ，它与叛逆、生命力、纯洁的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时尚有助于在社会范围内的更大的宽容，同性恋的形象因频繁出现而规范化、平凡化，不再惊世骇俗。

文学是同性恋时尚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个领域 ，两次大战期间出现了大量带有同性恋内容的小说。这些小说中一部分是由同性恋者的创作，但许多是异性恋者写的。很多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都是通过对同性性爱行为的描写来刺激读者的情绪、维持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性恋并不总是小说的主题，许多作者选择随便加进一些同性恋内容来装饰他们的作品。一些画家也很有兴趣表现同性恋的生活场景。

除了相关作品的增多，同性恋者的艺术形象也更加丰富。男同性恋的文学形象主要有：男扮女装的形象、青少年腐蚀者、潜在的色鬼、罪犯的同性恋形象。关于同性恋的罪犯形象与德国爆发的几桩丑闻有关，最有名的是同性恋者弗里茨·哈尔曼的谋杀案，他先后谋杀了24名年轻男子和男童，这起案件带来巨大的舆论影响，妖魔化的变态同性恋形象广为流传。

尽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同性恋话题有所突破，但从塑造出的形象来看，大众对同性恋的误解和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从整体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次大战之后的同性恋仇视仍然非常明显，宽容的进步有限。舆论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厌恶远远大过理解和支持。

第六章 同性恋者，政治的筹码

二三十年代同性恋者与政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性恋者作为一股民间力量开始很多党派争取的政治筹码。

同性恋者的政治倾向

很多出身中上阶级的同性恋者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理由耐人寻味。 中上阶级的同性恋者对工人阶级的少年往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迷恋。 上层的同性恋者接受清教徒教育，性快感和各类性异常是被谴责的对象，尽管性解放的运动一直在进行，大多数人仍然感到自己因为性而被人瞧不起。

而在工人阶级中，性是自然的，没有束缚和偏见。工人阶级的男孩还是一种同性恋理想的化身， 在这个为身体平反的时期，在对身体和生理价值的歧视中长大的中上层阶级的同性恋者怀有对强壮而健康的工人的好感。 E.M.福斯特的《伍拉科特大夫》中，一个残疾者认为在他的情人——一个农场男孩的怀抱中重新找回了力量。

对工人的迷恋很快掺杂了一种对中上层阶级的厌恶，他们开始表现出摆脱自身阶级的愿望。因为熟悉了他们情人的经济和家庭困难，富裕阶层的同性恋者发现了受到英国危机打击的工人们的消沉和德国无产者的贫困，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想发生转变。

由于对工人阶级的热情、内心潜在的反社会倾向，很多同性恋者投身左翼政党，加入共产主义运动。 这种情况在英国特别普遍，在法国和德国也有表现。 然而1934年苏联宣布同性恋为犯罪后，很多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感消磨殆尽。

此时许多人表态自己是和平主义者，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众多前卫的英国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青年特别是德国青年的友谊被视作对正统社会的挑衅。 他们很多人喜爱德国，即使热爱自己的国家也无法接受与之作战，因此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自己主张和平主义。

二三十年代的很多同性恋者的政治倾向接近纳粹，尤其是女性同性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德克利夫·霍尔。 一些激进的女同性恋者矛盾地模拟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希望自己是歧视女性的、仇视同性恋的，同时也将对他人的仇恨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三畿尼》中确言女权主义与建立在社会父权观念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对立的，但她们充耳不闻。

弗吉尼亚·伍尔夫

党派对同性恋的摇摆态度

在20年代，许多同性恋者相信左派的支持，但是左派的态 度在30年代德国明确反对同性恋之前 是暧昧不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世纪末以来就对同性恋者的事业表示出兴趣，但党派本身对这个问题极为含混，只是党派中的某些个人宣布支持同性恋者。

德国共产党在国会宣布支持废除第175条，是唯一无条件投票支持同性恋免罪的党派。但是 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从未表明自己是同性恋事业的盟友，他们对同性恋问题采用一种两面政策。一方面他们支持同性恋运动，要求废除 第175条，另 一方面他们利用同性恋丑闻来质疑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竞争对手。

对于英国和德国同性恋者，苏联的境况在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参照。1918年，苏俄对同性恋免于刑事追究，这使苏联置身20年代性改革的前列，为其赢得了欧洲同性恋者的感激和崇敬。

但实际上，恩格斯以厌恶同性恋著称，他认为“鸡奸的可耻行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反天性的恶行”，是性挫折和妇女堕落的征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于同性恋没有任何宽容，同性恋受到大多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否定。 19 34年，同性恋作为“法西斯的变态”在苏联重新成为罪名，之前对同性恋者免罪的根本突破也只不过是苏俄对同性恋者的临时让步。

两次大战之间，也有某些无政府主义潮流表现出对同性恋事业的最大支持，但是因为他们人数少而且缺乏组织，所以对舆论的影响微不足道。

1934年后，欧洲的共产党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法西斯变态”。然而 从1933年起，对同性恋的镇压表明纳粹从根本上敌视同性恋。 实际上，纳粹党内的两种观点一直有冲突：一方是汉斯·布吕厄捍卫的男性联盟，另一方是希姆莱代表的对同性恋的疯狂仇视。

汉斯·布吕厄（Hans Bluher，1874-1945）写作了两部在德国获得巨大反响的著作《作为情色现象的德国候鸟运动》《男性群体中的情色作用》，是唯一者联盟成员。 男性联盟被他描写成组织团体的最高级形式，目的不是弱者追求所希望的平等，而是获得强者渴望的自由。 纳粹吸收了左派的形象，将裸露的、自由健美的身体转变为强制粗暴和战斗和毁灭的意义，其中散发的魅力是强烈的同性爱，男性的身体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身体象征。

希姆莱则是一个狂热的同性恋仇视者，希姆莱在对党卫军将领的讲话中明确地表明了纳粹与同性恋敌对的原则， 列举了纳粹仇视同性恋的主要理由：一是因为德国需要众多的人口，同性恋对生育只有坏处；二是体制内的同性恋者有可能私下勾结，选人用人上不公正 ；三是党卫军内部的同性恋不可容忍，党卫军是民族精英，注定要复兴国家，它 不可以包庇变态者。

希特勒在长时间内以实用主义对待这个问题，不表明立场。他之所以最终倾向镇压，是因为这是种族和人口论政策下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阐述了性批判的主要论点在，他始终肯定性与种族之间的联系， 对于他来说，性行为的唯一目的是生殖。真正有罪过的是那些在生理和精神上不健康的人，即不育、身体残疾、智力优于体力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20年代对于同性恋者而言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时代。没有一个政党明确表示支持同性恋者，相反，对同性恋群体的仇视与利用无处不在。同性恋始终是政客斗争中的一种工具。

第七章 法律面前的罪人

根据基督教传统，男女之间、男性和动物之间以及男性之间的肛交都是禁忌。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很多国家针对同性之间（尤其是男性之间）的性行为都有法律的判罚。

英国

在英国，1533年亨利八世法典将鸡奸（buggery，男子之间的肛交）定义为“性反常的罪过”对于这种“卑劣恶行”的裁决是死刑， 这条法律针对的是性行为的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类人，目的是保护种族的繁殖，避免男性精子散播于非生育行为。

1885年《刑法修正案》规定“所有公开和私下猥亵和参与猥亵的男性可被视为有罪”这个表述非常模糊，可以被随意解释，罪犯不再以性行为定义，而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寻找同性伙伴来定义。判罚的范围不再只有鸡奸，也包括了手淫，英国成为唯一一个判决男性之间手淫的欧洲国家。女同性恋者仍然不受法律制裁。

在1885年《刑法修正案》颁布后，警方统计显示犯罪案例大幅增加。警方通过加强突击、搅扰集会、逮捕众多嫌犯来维持一种恐慌气氛，促使同性恋者退缩于匿名和私人空间中。所以尽管在20-30年代英国的同性恋风俗由于思想的进步、同性恋群体的形成而日益解放，但绝不是司法纵容的年代。

德国

在德国，从1328年起犯鸡奸的男子被处以绞刑。1872年国家刑法第175条写明：“若公民有性反常的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还是人兽之间均可被判处监禁，并免去公民权利。”不难看出条款的陈述十分模糊。

德国刑法改革拖延了很多年，每次预案都提出了关于第175条的问题， 预案中对对这条法令的加强和废除交替出现，这体现出了在德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加强镇压的意愿与对自由主义的渴望势均力敌。但最后，斗争以同性恋阵营的失败为结果。 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总的路线是对同性恋行为予以判罚，甚至加重刑罚。

德国20年代同性恋群体由于同性恋运动而不断发展，与此而来的是警方愈加严厉的镇压。与之有关的种种资料表明 德国的警方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默许一些大都市（主要是柏林）流行的同性恋现象，比如当时很著名的同性恋舞会、同性恋酒吧等，却严厉镇压其他地区的同性恋行为。

德国对同性恋的读物有着一套特别的审查制度。法官只追究扰乱社会秩序的刊物，例如有寻友小广告的刊物、或有性刺激的刊物等，并非主观审查所有的同性恋出版物。

法国

法国是唯一一个不判罚同性恋的国家，风气很自由。尽管如此，法国警方和军方对同性恋行为有着一定的监控，尤其是对港口的同性恋者，原因是担心水兵对国家秘密的泄露和他们与反军队的共产党的勾结。对于同性恋刊物，法国也有相关的审查制度，但是并不系统。

这些事实是沉重的，尽管同时期同性恋解放的思潮和运动发展迅速，这些方面依然给大多数同性恋者带来巨大的压抑和不安。可以说一种阴郁的恐惧气氛在当时的天空下一直存在。

第八章 幻梦的终结：德国模式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