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场在全世界捍卫、甚至促进、鼓励和煽动所谓民主原则的战争中……美国不能对整个世界的良好行为负责，但是美国对自己及其生活的世界环境所处的历史负责……在如今这个检验的时刻，可能会出现一个清晰的愿景，它将指引我们走向真实的20世纪——我们的世纪……自由经济企业制度——一个与自由和进步相容的经济秩序——在本世纪是否会盛行，应该由美国且仅仅由美国自己决定。我们非常清楚，如果这个国家的自由经济体系在其他任何地方没有盛行的话，几乎不可能有其他与该体系相类似的存在。
美国的媒体“天生自由”，但是它那年轻竞争对手，即收音机——随着卢斯写下预言性的话语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创造。1917年，美国一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政府就接管了制造无线电设备的主要公司的专利，并建立了对无线电技术所有用途的联邦垄断。战争结束时，政府向通用电气公司承诺：如果通用公司设立一家美国国有的无线电公司，其可垄断远程无线电通信。
这一承诺促使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诞生，庞大的国家网络也随之出现：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因此，从一开始，无线电就被一小群公司严格控制，并从1927年起受到联邦无线电委员会的监管。该委员会于1934年转变为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几年后一旦商业运营开始，联邦通信委员会将适时接管电视监管。
联邦通信委员会并未审查广播和电视（战争时期除外），但是它引入了“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要求广播公司“公平地发表社论”。这项原则在国内政治报道中引发诸多争议，但是在海外事务领域，那些仅为少数的媒体行业主宰者认为美国理所应当享有全球领导地位，“公平原则”反而不存在任何争议。美国政府现在有了自己的工具“美国之音”，以确保全球都能听到美国政府对世界大事的阐述版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严格控制新闻流量可以影响全世界舆论，拉丁美洲就是一个好例子。纳尔逊·洛克菲勒被任命为美洲事务协调员时，他“不仅提供了‘预先起草的’社论、照片、独家新闻、专题报道和其他此类新闻材料，还制作了自己的杂志、副刊、小册子和新闻影片，以大规模传播。为了确保对拉丁美洲正在推进的‘问题’的理解，【洛克菲勒】办公室向13000名精心挑选的‘意见领袖’发送每周通讯，帮助他们‘澄清’当日问题”。
战争结束，这种对新闻的粗暴操纵也随之结束。然而，由于1946年冷战开始以及几年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媒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报道、世界其他地区从美国新闻通讯社和主要网络收到的大量关于美国的信息都显示出明显的“归顺”特性。美国政府是与世界其他地区黑暗势力作战的“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一理念很快深深扎根于新闻报道中。
这一转变中，没有任何媒体比电影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好莱坞的主导下，电影业于1922年成立了美国电影协会（MPAA），并成功地自我监管，因而虽然担忧来自政府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从未实现。
好莱坞随后通过一系列电影塑造了美式历史想象力，这些电影更加偏重想象力而非历史。然而，由于电影风靡全国，这些电影已经成为许多人传播历史的主要手段。早在1935年，芝加哥的一位学者不得不写信向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总裁抱怨：“如果电影艺术要如此大量从历史中取材，那就要善待历史，并且将追求历史准确性作为其更为崇高的理想。在著名历史学家批评和修正之前，任何历史性质的图片都不应该提供给公众。”
显而易见，这一建议没有采纳，好莱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生存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手段证明了目的的正当性。这种观点在媒体上广泛传播，直到20世纪70年代，媒体才针对外交政策中的错误和过度行为发出了一些勇敢的声音。
这些勇敢行为的催化剂是越南战争——媒体这些勇敢行为数量庞大，以至于美国“当权派”指责媒体对美国在战争中的首次重大失败负有责任。然而，更为严谨的分析表明，“过去几年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报纸和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表明，媒体报道官方信息、声明和观点时，往往没有表示出什么异议。”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成本压力导致报纸、广播、电视能够供养的记者数量被无情削减，媒体因而越来越依赖于新闻通讯社甚至政府渠道对其的新闻供应。成本压力也影响新闻通讯社，首先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在1958年兼并为合众国际社（UPI），随后合众国际社也走向衰落。
美联社因而不仅成为美国的主导新闻通讯社，也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导。美国之外的人们对这一主导地位感到担忧，因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发起建立新秩序是一场严肃的尝试，始于20世纪70年代，旨在使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摆脱对美国消息来源的依赖。由此促使1980年《麦克布赖德报告》的出版，该报告指出，“国际关系和发展两大概念基础中的一个固有因素是国际通信结构的转变，人们经常呼吁该转变。有人认为，一个建立在相互理解、接受多样性、促进缓和与共存、鼓励走向真正独立之上的世界不仅需要、而且为国际通信中新的不同模式提供了空间。”
这直接挑战了美国在国际通信中的主导地位，并导致美国在1984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联邦政府自己着手整顿和解决美国大众通信的准垄断性质的时刻，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电话和有线电视领域解体、摈弃“公平原则”、以及最后于1996年通过了《电信法》。
《电信法》旨在促进竞争，但它放宽了限制广播和电视台所有权的规定，反而引发了一波合并浪潮，七家大型多媒体公司开始主导美国的通信。这些公司把持报纸和杂志、电影制作工作室、电视网络、有线频道（包括新闻、政治和商业频道）、出版社和互联网服务。这些公司由个人和董事会控制，这些控制者强烈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且认可联邦政府对由美国主导的半全球帝国的承诺。
因此，《电信法》没有改变美国媒体行业的寡头垄断结构，也没有撼动美联社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美国，国际新闻报道急剧减少。例如，网络电视上用于外国新闻的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的45 %下降到1995年的13.5 %。同时，媒体上的国际新闻从1971年的10.2 %下降到1988年的6 %和1998年的2 %。
媒体的高度集中与对国际事务的低频报道相结合，这一方式使得联邦政府在冷战期间以及之后得以相对自由地推行其帝国计划。媒体的批评倾向于关注战术而非战略（即使在越南战争期间也是如此）。与此同时，非共产主义世界从一系列美国消息来源接收关于美国及其外交政策的信息，这些消息渠道通常都是亲美国的。
只要其他非共产主义世界形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时，基本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美国的帝国利益通常——如果不是总是——受到保护。然而，互联网的发展、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蔓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形势，使美国处于更加脆弱的全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