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秘鲁也许听起来是个有些陌生的国度。实际上，这个国家有南美洲最高的华人后裔比例；在这个3000万人的国家，有接近100万华人后裔。
可我去到首都利马的唐人街，一个挂满“我家沙县小吃”或者“皮革感觉激情”这类生硬中文招牌的地方，都没有见到一张华人面孔。
在一家叫“福满楼”的中餐馆，我就着当地人最喜欢的印加可乐，把广式虾饺吞到肚子里。
买单的时候，我问服务员："¿Hablas chino（你会讲中文吗）? "
原住民长相的服务员摇摇头，利落的收走了桌上的碗筷。动作之快，倒像个中国人。
我在秘鲁看到的第一个广告，是在利马的豪尔赫.查韦斯机场。通往入境大厅的路上，三个鲜红的中国字映入眼帘：
红双喜
这个国家和中国的渊源，远早于近年来大举进军海外的中资。
19世纪，华工被葡萄牙人用烙铁打上印记，当做“猪仔”，漂洋过海，卖到秘鲁。
秘鲁于1854年废除了奴隶制。作为契约劳工的华工，是对当地劳动力的一种有效补充。
他们修路、挖矿、掏粪，做奴隶都不愿意做的工作。名义上不是奴隶，待遇上却和奴隶没什么两样。
华工在秘鲁的恶劣境遇，多少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但连个“驻秘鲁公使”都要拖上10年才能正式派出的清政府，让华工们心灰意冷。1874年后，清政府不再往秘鲁输送劳力；而根据条约，有权回国的华人劳工，只有十几个人选择了回来。
留在秘鲁的华工，和原住民的女子结合，在世界的另一边开花结果。他们的后代，连同面孔一起，融入了秘鲁社会。秘鲁建国一百周年时，旅秘华侨特意捐赠了一座喷泉，矗立在利马的博览会公园里。
秘鲁的亚裔，以华裔和日裔为主。在秘鲁共和国接近200年的历史上，出过两位华裔总理、一位日裔总统。
由于中国人到秘鲁的时间较早，分不清亚洲面孔的当地人，干脆把所有从东方远道而来的移民，通通称为“Chino（中国人）”。
哪怕是日裔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女儿，秘鲁人民力量党主席藤森惠子，都被她的支持者取了这么一个外号：
中国姑娘。
阿尔韦托.藤森和女儿藤森惠子在秘鲁，随处可见挂着"Chifa"招牌的餐厅。“Chifa”这个词的发音，既像普通话的“吃饭”，也像广东话的“食饭”。在这个国家，"Chifa"是中餐馆的意思。
1920年代，第一家Chifa在利马开业。华人们就地取材，发明了许多中秘结合的菜式。
这些菜式早已走出了Chifa，和华人一道，成为了秘鲁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我第一次吃到Chaufa（秘鲁炒饭），就是在以秘鲁家常菜为主的连锁品牌Roky's，而不是在Chifa。
从利马美术馆里的咖啡厅，到街边卖烤鸡的小吃店，跟服务员说一声"lomo saltado",就能吃到一份同样源自Chifa的牛肉里脊饭。
秘鲁的饮食文化丰富，中餐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要选出一样最具秘鲁特色的菜式，必定是一种我们中国人眼中的“宠物”。
这是库斯科大教堂里的《最后的晚餐》，你会发现耶稣盘子里的食物有些特别：
教堂内禁止拍照，图片来自维基百科耶稣他老人家的盘中餐，正是秘鲁名菜——烤荷兰猪。
荷兰猪在当地被叫做“Cuy”，是克丘亚语，据说起源于荷兰猪发出的声音。
在安第斯地区，荷兰猪作为一种食物来源，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荷兰猪的体积小，易繁殖，营养价值高。
秘鲁甚至有一年一度的荷兰猪节。在这个节日里，荷兰猪会被主人打扮成不同的样子——然后再被吃掉。
西班牙人征服秘鲁后，见这东西相貌憨厚，就把它带回欧洲，当成“宠物”养了起来。荷兰猪在欧洲风靡一时，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都是它的粉丝。
在讲究“颜值”的今天，荷兰猪算是“颜值改变命运”的励志典范。
本张图片来自网络在去神圣山谷的路上，导游车路过一个以烹饪荷兰猪闻名的村庄。导游转过头来：“这里的荷兰猪做的最地道！”
我们朝窗外望去，看到路边的炉子里，插着一根根拖把长短的棍子，每根棍子上都戳着一只英勇就义的荷兰猪先烈。
一位在街边招揽顾客的妇女，拿着“一根”荷兰猪，向我们走来。
“45个索尔一只，”导游不怀好意的笑笑：“连棍子一起给你！”
也许是这个场景过于惊悚，等车子开出去之后，大家才大呼后悔：
“忘了拍照片啦！”
来秘鲁前，我就下了要尝尝鲜的决心；可我对这种动物，同样先入为主了“宠物”这个概念。吃荷兰猪这件事，要拖到我离开库斯科前，才了了心愿。
库斯科是印加帝国的首都。这座高低起伏的古城，是多数游客前往马丘比丘的第一站。
在西藏都没有任何高原反应的我，在高海拔的库斯科省，吃尽了高反的苦头，症状就是流不完的鼻涕。
秘鲁盛产古柯，据说古柯茶可以抗高反；就是喝完之后的满嘴烟味，让我决定继续接受高反的折磨。
当年征服印加帝国的西班牙人，在库斯科的原址之上建城。太阳神殿被改成修道院，耶稣会的教堂在广场上拔地而起。
秘鲁的政治中心，则转移到了太平洋边的利马，一座由征服者皮萨罗建立的新城。
两种文明的交汇，让今天的库斯科，成为了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殖民地城市。
我在旅行中遇到的秘鲁人，淳朴而友善。让我上当的，反而是来自美国的谷歌地图。
在库斯科的一处咖啡馆，我用热牛奶舒缓了一下自己的鼻塞，准备前往印加古迹萨克塞华曼，一个西语发音酷似英文"Sexy women"的古墙建筑群。
谷歌地图告诉我，从咖啡馆步行到附近的耶稣像，再到旁边的萨克塞华曼，只要15-20分钟。
它忘了库斯科是座山城。光是从山脚爬到基督像，就花了我快半个小时。
山上布满民宅；不时坐在路边歇脚的我，总会遇到几个本地人。看到我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外国佬，他们笑笑：
“Buenas tardes（下午好）!”
然后就接着往山上走，大步流星的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等我半死不活地到了山顶，遇到一群正在修路的秘鲁工人。其中一位放下手里的铲子："Hola!
De dónde es usted（你好，你从哪里来）?" 怕我听不懂西班牙语，他又用英语补了一句："Where are you from? Japan? Korea（日本？韩国？）?"
我插着腰，吐出一句西英结合的怪话："I'm from Chino（我来自中国人）."
工人指了指身后："You want cristo blanco, you go this way（你想去基督像，你就走这条路）."
因为在过去的旅行中，碰到过满嘴谎话的“带路党”，"this way"这个短语迅速让我警惕了起来。我开始脑补接下来的套路：老店祖传500年，只交朋友不谈钱；只要三千八百八，印加尿壶抱回家。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疑虑，修路工没有再多说什么，朝我点点头：
"Goodbye Chinese."
在萨克塞华曼，我第一次看到了身穿传统服饰，牵着小羊驼的克丘亚人。
如果你问他们“拍照要多少钱”，他们会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你：
"It's up to you（你来决定）。"
许多介绍秘鲁的攻略，都会建议游客跟小贩砍价。其实就算不砍价，他们卖的东西，也算是物美价廉。
比如雕刻成人形的一副国际象棋，主题是”印加人大战西班牙人“，售价10索尔（注：1索尔约等于2元人民币）。还有绣着"Cusco"字样的毛线帽子，和国际象棋一个价。
卖毛线帽子的克丘亚大妈急于揽客，差点把自己绊倒。面对扬长而去的游客，又喊了一嗓子：“8索尔！”
小贩们会主动揽客，但绝不会纠缠。在商铺云集的武器广场上，也是如此。背着大包的克丘亚妈妈，摇摇晃晃的来到你面前，向你推销手里的毛毯。
不想买的话，只要回上一句"No, gracias（不用了，谢谢）"，他们就会走开，一摇一摆的去寻找下一个买家。
这些克丘亚人从乡下进城，住在库斯科周围的山上。从武器广场上望去的星罗棋布，是他们连自来水也没有的家。
他们是印加帝国的后裔，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我的一位哥伦比亚朋友曾对我说：南美洲没有种族歧视，有的是另一种潜规则。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很多时候从他肤色的深浅，就能略知一二。
等到了秘鲁，我才对这个简单粗暴的说法有所感触。
秘鲁的人口结构，以美洲原住民（占45%，包括克丘亚人）、梅斯蒂索人（即欧洲人与原住民的混血儿，占37%）、白种人（占15%）和其他族裔（以亚裔和非裔为主，占3%）这四个族群为主。
当年带领南美洲各国走向独立的将军，以白种人和梅斯蒂索人为主。他们大多是殖民地的贵族出身，一直处在社会结构的顶端。肤色黝黑的克丘亚人，则正好相反。
在利马，我住在算是富人区的布兰科。晚上在公园里嬉笑打闹的小朋友，几乎全是白人长相。
到了库斯科，那些和利马的小朋友们同龄的克丘亚孩子，已经开始持家，向游客讨生活了。
除了西班牙语，克丘亚语也是秘鲁的一种官方语言。政府为了保护传统文化，提倡克丘亚人讲自己的语言。可来自社会上的歧视，让年轻的克丘亚人，不愿意讲这种“下等”的语言。
为了改善生活，一些克丘亚人进城闯荡。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多数从事一些小买卖。
小贩有时会绕到巷子里，再收游客的钱。或者面对端着相机的我，突然抛出一句"later"，转身就走。原因很简单：警察来了。
警察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小贩别当着警察的面收钱，警察就不管他们。
沿着库斯科上下起伏的街道，我来到了一家以荷兰猪闻名的餐厅。不等我翻开菜单，老板就直接问道：“你是来吃荷兰猪的吗？要等上一个小时。”
我点点头，顺便要了一杯秘鲁国酒——皮斯科酸酒（Pisco Sour）“壮胆”。
一个小时以后，老板把整只烤熟了的荷兰猪，端到了桌上：
为了满足客人的猎奇心理，荷兰猪烤熟以后，老板会先把它端出来，供顾客拍照。
等客人拍完，由大厨去掉头部和四肢，切成方便食用的大片。
除了荷兰猪，还有一个用荷兰猪和牛肉馅包的包子，再配上玉米和土豆球。老板又放下两碟辣酱，指着盘子里的食物：
“这个配这个，再加上辣酱，mia mia mia！”老板咂咂嘴：“Mua bien（棒极了）！”
我硬着头皮，”mia mia mia“了起来。
看起来烤的很脆的荷兰猪皮，吃起来却很软，很有嚼头。至于荷兰猪肉的味道，大概介于鸡肉和兔肉之间，并没有什么怪味。
作怪的是我的心理，以至于每吃一口荷兰猪，我都要蘸上一大块辣酱，来掩盖不存在的“怪味”。
那个荷兰猪和牛肉馅的包子，倒是货真价实的好吃。我刻意把它留到最后，强行让自己对”荷兰猪“这种食物留了个好印象。
在库斯科的最后一晚，我遇到了一对叫卖的克丘亚母女。妈妈背着装满毛绒帽子的大包，女儿手里抓着成串的钥匙链，上面挂着一只只小羊驼。
我从妈妈手里，买了几顶送给朋友的帽子。小女儿见我只买了妈妈的东西，没有买自己手里的钥匙链，低下了头。
我正好没了零钱：“不用找了，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母亲听了哈哈大笑，一口答应。小女儿跳到妈妈身后，抓着妈妈的外套，探出脑袋。
她笑得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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