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 |立足中国大地 建构中国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意义

强世功 |立足中国大地 建构中国法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意义

法是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不同的事物性质会产生不同的法。因此，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说到底是由其政治体制、宗教精神、道德风俗、商业贸易、人口地理、环境气候等因素决定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法的精神” 。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究竟是不是良法，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政体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地理要素。法律越符合这些事物的客观规律，越能体现“法的精神”就越可能成为良法，否则就有可能变成恶法。正如习近平所言：“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法治建设无疑会受到西方法治的影响，也会积极借鉴吸收西方法治中的有益要素。然而，究竟是将西方法治作为普适价值来照搬照抄，还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扎根中国大地，在吸收外来因素的基础上走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近代以来的法治建设历程中始终贯穿着这两条道路、两条法治建设思路的分歧和斗争。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提出了依法治国战略，加快了法治建设步伐，但法治道路的目标定位也存在分歧。面对这个法治道路选择的根本问题，习近平特别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为此，他明确提出中国法治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重要思想。他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关于政治和法律关系的一般原理出发，强调“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正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十八届四中全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法治，第一次系统描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蓝图。

中国法治建设不仅要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历史实践，而且要立足于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从而 将现代法治与古典传统融合在一起，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正如习近平所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可见，中国梦中也包含着法治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政治目的就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而言，当年毛泽东在延安著名的“窑洞对”中，面对中国历史王朝兴衰的“周期律”问题给出了破解答案，那就是 “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而今天，同样面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性难题，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出了新的破解答案，那就是 “法治”，实现全面依法治国 。在这方面前苏联破坏民主法治、导致权力不受约束无疑是一面重要的历史镜子。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习近平将法治上升到“驾驭人类自身”的哲学高度，将法治看作是人类实现自我治理的重要途径，反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此他特别指出：“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法治在文明秩序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文明的核心价值贯穿于整个法治秩序，为法治秩序奠定了正当性和规范性基础；另一方面法治秩序必须要体现这种核心价值，并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来捍卫和弘扬这种核心价值 。因此，法治秩序渗透在整个文明秩序中，每一个文明秩序必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法治秩序，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法系”。不同的文明秩序也自然形成具有自身文明特征的法系。法系一方面是文明秩序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建构文明秩序的重要力量。

中国是一个拥有辉煌文明传统的世界性大国。中国法治建设不可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法治秩序，成为西方法系的一部分，而必须融入到自己的文明传统中，探寻与自己的文明秩序相匹配的法治秩序。中国法治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在中国法治文明的历史基础上创建新的法治文明。正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因此，接续传承传统中华法治文明， 在现代法治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理应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