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摘录陆磊、张晓晶和王一鸣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的讲话，基本构成了2019年中国经济的主要关键词：
陆磊讲外部冲击溢出风险（美元周期和新兴市场挑战）；但是
内部健康性是外部冲击性强弱的前提。陆磊认为，中国正面对两种内部健康性挑战，一个是长期的，即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模式可能是不可持续的，在附加值层面上，我们在全球化产品当中所占的附加值比重是相对偏低的，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因为任何结构调整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短期的健康性挑战是对流动性的过度依赖，它主要体现为杠杆率。
“我最担心的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虽然大家不是很care这个问题，但我不得不说，以我能够找到的5个经济体以发生危机为t=0时，往前推5年，都发生了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陆磊说，就中国而言，我们无数次遇到企业杠杆率上升，这些问题都可以内部化，都可以通过协议来解决，比如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但是居民部门怎么办？这是必须要给予高度关注的。
杠杆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心腹之患。这一点一定会在社科院张晓晶这里得到认同。张主导参与了国家资产负债表制定。在他看来，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传统体制弊端才是中国经济的灰犀牛，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短期投资失速则是困扰政府和经济学家的第一个难题。国研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特意指出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要放水了”，他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稳投资，问题又回到杠杆身上，谁来加杠杆？！
原标题：陆磊：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伪命题，最担心居民部门的杠杆率
外部风险管理的优先序是什么？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2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指出，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当储备这样一个指标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的时候，一定会形成人们的行为的变化，进而在外汇市场上表现出来。陆磊认为，外汇储备是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逆周期缓冲作用的，而后才有所谓的汇率稳定和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关于2019年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风险冲击，陆磊表示，溢出风险是显然的，但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每一次美元上升，无差异地导致所有的新兴市场出问题，它一定会导致内部问题最严重的新兴市场出问题。因此外部冲击可能是个导火线，比如2017年的土耳其和2018年以来的阿根廷。
陆磊指出，中国和美国的周期正处于不同状态，中国处于低通胀率、低利率时期，而美国2018年以来正好是在4次利率调整之后，即便它已经放缓了加息步伐，但也不能肯定它今年是否会降息。即便如此，到2月12日，中美之间的利差依然达到-24.47点，这个可能会形成资本外流式的载体。
内部健康性是外部冲击性强弱的前提。陆磊认为，中国正面对两种内部健康性挑战，一个是长期的，即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模式可能是不可持续的，在附加值层面上，我们在全球化产品当中所占的附加值比重是相对偏低的，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因为任何结构调整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陆磊表示，短期的健康性挑战是对流动性的过度依赖，它主要体现为杠杆率。
“我最担心的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虽然大家不是很care这个问题，但我不得不说，以我能够找到的5个经济体以发生危机为t=0时，往前推5年，都发生了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陆磊说，就中国而言，我们无数次遇到企业杠杆率上升，这些问题都可以内部化，都可以通过协议来解决，比如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但是居民部门怎么办？这是必须要给予高度关注的。
来 源：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
新浪财经
原标题：张晓晶谈杠杆率风险：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于2019年2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出席并以“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杠杆率风险的视角”为题发表演讲。
张晓晶表示，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国提出去杠杆政策以来，虽然有些负面情绪，但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在2008-2016年，每年的杠杆率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杠杆率首次下降出现在2018年，但是中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去年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是恐慌。
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在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从整个结构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多，有的会高一点，说250%多，但总体来讲相差不会太多。这个数据是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中国目前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说明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治理上还是有很大问题。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非常高，当然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他表示，问题在于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中国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政府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没有纳入的原因是中国有了新的《预算法》。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
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门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
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王一鸣：要统一思想认识 稳投资“不是一种罪孽”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于2019年2月16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出席并以“稳投资的重点和对策”为题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