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林奕华 大豆
感谢这位伟大的导演。他只有7部电影，但每一部都穿透了现象，穿透了时间，使看电影不只是看故事，看表演，而是看见了我们在那里。
2000年，杨德昌在一次《一一》的
映后交流上发言
1983年之后，我一次又一次来到“海滩的一天”。它是我第一次认识杨德昌导演的电影。终于等到了修复版面世的一天。
杨德昌和吴念真的剧本，使海滩的一天峰回路转
开始的时候，她只是哥哥心爱的小妺。哥哥把女朋友带回家，她替他开心。
但父亲已替他安排了婚姻。哥哥的女朋友后来也出国了。
很多年后，前女友学成归来，接到小妺打给她的电话。二人久别重逢，当年青涩的女孩己是成熟的妇人。
久别重逢
她把别后的故事从头说起，而在所有曾经发生的事情当中，有一件特别重要，那就是，
海滩的一天。
一个男人在海滩的一天消失。
一个女孩在海滩的一天成长。
她经历了私奔丶早婚丶婚后抑郁，然后，明白有些路终于要自己行走。
这过程不止是她的故事，还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杨德昌正在拍摄《海滩的一天》
昨天看《青梅竹马》，终于看到了这部自1985年起便没有再见的电影，然而它却让我看见了今天（2017），以至，未来。
the past imperfect留下的阴影，使新旧交替永远胶着，永远真空。
未来如是成为虚无的代名词。人，也在这种状态里变得冷漠，抽离，绝望。
《青梅竹马》里的蔡琴
存在，但没有存在感。
拍于1985的《青梅竹马》用来解析32年后华人的人心与社会困惑，有着别家所无的洞悉力与前瞻性。
但不要说32年前的人很抗拒（那也是当年的「现在」），就是32年后，很多人也仍然听不进去那些话（那仍是我们的「现在」）。
没有激情的人不会有如此沸腾的心血（虽然表面冰冷），不过愿意和他做朋友的人却很少。
D写：「杨德昌一定很寂寞。」
但，有谁不是呢？
CC出版的《青梅竹马》修复版蓝光碟
银幕版正在巴黎，东京，香港限量放映中
《青梅竹马》修复版预告片
◎
你可曾收到杨德昌这封发自三十年前的警告信？
他像一个时间穿越者，发现了这个世界惊人的秘密。然后，在1986年的胶片上，他冷静地写道：你（们）——所有的人——也会成为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中，臆想的复仇
你可曾收到这封警告信？
在鲜血迸溅或流淌的地方，杨德昌总是会让镜头停留一小会儿。
自杀者无言的头颅靠在水池边，血液停顿了一阵，终于走了出来，像水一样平常地淌进水池；
捅向心爱的人的刀，一刀，两刀，一共结结实实的四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伴随着追问突然射出的枪，一枪，追问，再一枪，再追问，再一枪，一句比一句紧迫的追问。被枪击者痛苦的扭曲着，而霓虹灯光出奇得冷静，不因枪声改变闪烁变幻的频率……（《麻将》）
杨德昌描述了一种冷静的暴力，这里绝没有自恋加嗜血杂交而成的「暴力美学」。
近乎于新闻影像的暴力
没有血腥的残忍，有的是残酷，是痛心，是不忍，还有关怀。死去的人在平静的暴力中似乎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怀着惊人的耐力，杨德昌一格一格地，精确地描摹着我们正在经历的都市噩梦——崩溃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而死亡带着尖锐的痛苦一寸寸地沿着你的神经抵达。
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杨德昌已经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他却用4个小时的长度重述了青春。
那是没有阳光的青春，尽管这部电影的英文名也叫做《A Brighter Summer Day》。青春在黑暗中喘息，没有自恋，没有感伤，有的只是一个时代按下的黑红的印迹。
牯岭街里唱歌的小猫
有人这样描述杨德昌关于「青春」的表达：
他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侯，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
杨德昌此后似乎再没有谈起过青春。
1996年，在《麻将》里又出现了一群年轻人，却是一群在青春期就进入腐败的人。
1991年，在一个时代倒在血泊中之后，杨德昌蘸着血，一笔一划地写下这首长诗，寄给了我们。
蘸血的一幕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史诗。值得我们一次次展开它，细细读。
延展阅读：我读到过的最好的一篇《牯岭街》影评，它来自15年前
杨静怡、杨德昌、张震
我是因为先喜欢上了《独立时代》的女主角琪琪，然后才开始喜欢林志玲的。
这两位女性，一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用之前流行现在却被「痛殴」的一个词讲——都是特别「政治正确」的女性。
琪琪的善良和亲和力一度被认为是种伪装
孔子在国内是广受欢迎的，然而也有人认为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假装的，还夸他装得那么好。
琪琪就是这样的孔子。
她一出场就是以温柔大方体贴周到的淑女形象示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以为她是杨德昌准备批判的一种形象。
杨德昌手绘的人物设定图
她那一口标准的国语，语气轻柔，总是很关怀人的样子。「善多近伪」，电影里的别人也总是在怀疑她。
所以看到总是温柔体贴的林志玲，我一下子就想起琪琪了。林志玲似乎也一直是这样，永远表达着「正能量」。
流行的选择似乎是：宁「真」勿「伪」，而不论「真」后是否还有「小人」，「伪」后接的却是「君子」。
很多人将「政治正确」打上「伪」的标签后，就放心地捂住耳朵了；
而脏话、谩骂，不管多么粗鄙，却可以贴上「真性情」的标签。
困惑的琪琪在作家那里崩溃了
我是个过时的人，仍然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现在的人把B的同音字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并且觉得自己才最真，离真理最近？
而真理为我们带来的解放，又未必不是另一种束缚。
在路上，陷阱与灯火一样多。
同样，把真理与爱背负起来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被束缚了，可难道那不是真正的解放吗？
在路上，有了灯光，就可以避开陷阱。
这时候，就是我的独立时代了。剧中人如此说。
「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我的…」，
“独立时代”四个字最终没在电影里被说出口
侯孝贤的悲歌永远在乡野的山峦上呜咽，而杨德昌一直踟蹰于都市。
沉默无语也罢，喋喋不休也罢，愤怒也罢，忧虑也罢，他只管让摄影机像手术刀一样在混乱的都市里镌下灿烂的伤口。
《麻将》中的都市感
杨德昌坦言对都市主题的兴趣，他说：
「 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
「 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
「 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
《麻将》一如既往地拥有众多人物，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并不难懂
在自己的电影里，杨德昌像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把镜头以差不多相同的份量分配给所有的角色。没有谁的苦痛是不值得关怀的，没有谁的话语是可以被不屑一顾的。
主角配角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主角，又或者说，由他们组成的都市才是真正的主角。
其实，杨德昌描述的都市只是一个地方，台北。
在这一封信，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耐心地说，他激烈地说，他絮絮地说，以至于常常有人批评他在电影中的说教倾向。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个热忱的传教士，在孜孜不倦地传送着危言与福音。
红鱼在《麻将》里说了很多话，如果真要拿陀氏做比，那红鱼大概是伊万•卡拉马佐夫或拉斯柯尔尼科夫
每当在电影里看到杨德昌开始「传教」，我似乎都能看得到他眼里饱含的热泪。
这个人目睹了世界的真相，领悟了天空沉默的心事。对于置身于危机之中而毫无觉察的人们，他有多少悲悯？
也许没有人愿意听，可是这个天真的人，这个守候真相的人，怎么能忍着不说？
杨德昌不停的言语也令人想到陀斯妥也夫斯基。后者的小说如果没有了整段整段的独白，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还有席卷人类心灵的力量。
《麻将》里的马特拉美好的像真理一样
杨德昌如果在他的那些说教倾向的电影里保持沉默，我也许仍然会心生敬畏，然而我可能不会如此被他所吸引。
不是所有的说教都没有力量。只要「说教者」洞见真相，足够真诚。
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
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
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有看不到了吗？
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呢？
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
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
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叫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
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
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昨晚聊到，什么是个性。
于我，它反映的，是什么对一个人最重要，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了这个重要性，人们愿意付出多少，或有什么不能妥协。
个性与个人不可分割。
我们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应该就是他的个性扮演了记忆之灯。再䑃胧，一下子，一件事，就把一个表情亮了想起他的人的脸上。
我认识的杨德昌便是这样的人。他的电影，正是由他的性格带路的，而那条路，也把人带到一个问号前面。例如，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永远陪伴我们的，就是个性。
人生中看过那么多电影，杨的电影，总会在莫名时想起来。不是因为拍得有多好，而是，尽管只是通过作品认识的这个人，他的电影，却往往提醒我，个性是创造力的罄石。
杨德昌个性很强，对看不惯的事可能会直接破口大骂或者大打出手
众生相中，独他一个人看见了他看见的。
杨走了，就再没有人看见他所看见的了。
很多人创作，其实是羡慕有能力看见的人，多于自己真的看见。就像个性，长在别人身上，可以等同被他穿得恁地好看的衣服。
但又为什么仅能止于欣赏或模仿？我想，应该又是个性使然。棱角，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让它长岀来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海滩的一天》，《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青梅竹马》，《麻将》，《一一》，它们都在叩问，个性在华人文化中如何存殁。
我多希望能多些年轻人在生命中遇见他们。
杨德昌从德国新电影中得到了很大启示，尤其是赫尔佐格的《阿基尔，上帝之怒》
在我心中，杨德昌的珍贵不只是因为他的作品重要，而是他用电影开拓的视角，因为他对华人文化的对内省视。
在他之后，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传承。于我，这说明了个性、创造力与文化有多息息相关。
毕竟，是个性打开了我们和外界的连接，也是个性帮我们找回深处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