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以修身 远以处众 从破除人生“四贼”开始丨原创

明代思想家吕坤在《呻吟语·修身》篇中说，人生有四贼，如果不能好好改造他们，我们的人生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第一个贼是“修业之贼”即阻碍我们成就事业的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奋始怠终”，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开始时踌躇满志，没过多久，热心劲儿过去了，就松懈下来，或者遇到了挫折，就干脆打退堂鼓。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人去挖水，开始时挖得很起劲，但每次还没挖到一半，若是还没有水，他就懈怠了，不再往下挖，又换一处地方挖。最可惜的一次，他只要再往下挖一两铲就能挖到水了，可他又放弃了。这是对修业之贼多么形象的描绘啊——“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这或许是每个闯荡事业的人都有过的经历吧！

打拼事业最忌虎头蛇尾，因此必须将“奋始怠终”的修业之贼改造成为慎终如始的修业良民，这就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要想成就大事业，仅有超世绝伦的才干还不够，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样才能保持初心，慎终如始，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迎难而上。

第二个贼是“应事之贼”即妨碍我们处理事情的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缓前急后”，无论做什么，总要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开始时不抓紧，到最后只能胡乱应付了事。

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小时候，爸妈吩咐的事情，总是要他们一再催促；上学后，老师布置的作业，总是要在上交前熬夜赶制；上班后，单位的工作，也总能拖到最后加班加点。虽然我们总能勉强应付，但实际上已经心生一种凡事得过且过的惰性，最终只能与卓越渐行渐远。

处理事情最忌前松后紧，因此必须将“缓前急后”的应事之贼改造成为有条不紊的应事良民，这就需要办事时有详细周密的规划，步步为营，绝不能拖到最后才临时抱佛脚。像元代程端礼制定了一个家塾读书计划，叫《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教育史上非常有名，他所谓的“日程”，就是指学生每天、每周、每月的读书学习计划，通过日积月累，最终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

第三个贼是“畜德之贼”即妨害我们培养德行的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躁心浮气”，因为心性飘浮，所以总不肯踏实卖力，因为脾气急躁，所以遇事总不耐烦。

一个人如果心浮气躁，就会不择手段，戕害的只能是自己的德性，像唐太宗虽是千古一帝，但终究掩盖不了他玄武门弑兄杀弟的罪恶；一个团体如果心浮气躁，就会鼠目寸光，败坏的只能是团体的原则，像现在一些企业为牟取利益，不惜制造毒奶粉、地沟油等，完全无道德可言；而一个社会如果心浮气躁，就会急功近利，丧失的只能是社会的道义，像战国末期，诸侯争胜，只是弱肉强食，毫无道义可言。

培养德行最忌心浮气躁，因此必须将“躁心浮气”的畜德之贼改造成为静心敛气的畜德良民，这就需要在培养德行时保持一份“宁静”与“耐烦”。诸葛亮说，“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如果只为眼前利欲所动，怎能修身致远？曾国藩一生都在“耐烦”二字上下功夫，只有耐得住烦，才能沉下性子，守心修身。

第四个贼是“处众之贼”即妨碍与人相处的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疾言厉色”，不管跟什么人相处，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话是如此激烈，脸色是如此严厉，弄得气氛总是那么压抑，大伙的神经总是那么紧张。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百官见了都吓得举止失当。他知道后，每次在接见臣下时，都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太宗威武严肃，是天性使然，并非故意如此做作，但作为一国之君，如此一副凛凛然不可犯的威仪，群臣哪还敢直言犯谏？君王以权势作后盾，尚且不能以“厉色”示臣下，更何况常人相处。

与人相处最忌辞色俱厉，因此必须将“疾言厉色”的处众之贼改造成为和颜悦色的处众良民，这就需要与人相处的智慧，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远远看起来很庄重，接触后发现他很温和，听他说话却很严厉。仪表庄重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态度温和才能融入群体之中，言辞严厉才能在众人中发声。这才是真正的处众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