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40年：始于科学，终于国学……

本文经授权转自公众号量子学派（ID：quantumschool）
本文作者：德布罗意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2018年12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100名改革先锋被颁授先锋奖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78~2018，改革开放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

这一切，均发端于1978年那个“科学的春天”。

那一年，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民范围内掀起一股热爱科学的热潮。

那一年，屠呦呦和青蒿素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投身科学的年青人越来越多。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78年3月，这个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启的。 筹备和召开科学大会，是以科技工作为突破口，全面实现科技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为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幅画以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为背景，画面中，邓小平站在中央，边上站满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华罗庚、陈景润、钱学森、王淦昌、钱三强等等。可以说，中国当时比较著名的科学家都出现在了这个场合。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没有科学精神的铺陈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导将始终自我欺骗。

1978年3月18日～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会上先进集体和先进科技工作者受到了表彰。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邓小平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清算，透彻地阐明了知识分子政策上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

唯有尊重科学和知识，社会才能回归于正常。

借着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东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此拉开。

唯有回到科学的源头，我们才能真正厘清事实与真相。

相较于当时社会上普通流行的“两个凡是”的讨论，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打破陈规，求真务实。不再痴迷于领袖崇拜，不再把社会命运寄托于某一个人，而是用科学方法去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划时代的会议尊重科学精神，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还不够，在改革的过程中还需要加码。

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邓小平强调：“一定要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后，邓小平科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升华，同时也精辟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必然结果。

社会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自然科学，必然包括在社会生产力之中。科学技术一旦渗透和作用于生产过程中，便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现状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生产力诸要素全面渗透，同它们融合。

此时距离197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有十年时间，科技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科技产业的人均产值，是传统工业人均产值的5～10倍，是手工业的50～100倍。

正在播出的《大江大河》电视剧，讲述的就是在1978到1988年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先行者们在变革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这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整个经济成就之路，就是科技发展之路。

整个社会前行之路，就是科学指引之路。

虽然路途上也有牵绊，但总体上我们认为“科学昌明”才是民族的康庄大道。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中国迎来了科学事业发展的春天。

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一系列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相继出台并实施。

1988年，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指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成为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

1995年，中国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在核技术、空间技术、运载火箭研究、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就，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2018年，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中国科技工作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互联网产业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未来的AI（人工智能）产业也已经万马奔腾，区块链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大数据和万物互联产业也将鲜有对手，“墨子”卫星遨游太空，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华为手机营销世界，国产航母下水，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大地……在5G、量子通信等领域，我们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科学”！

国学为何物，无人说得清楚。

高楼背后有灰色，霓虹灯下有阴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上所说的科学成就，实际上是技术成就。

真正的科学成就，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强大。

对于技术而言，国外的基础理论，中国买回来仿制一下，就变成自己的东西，应用层面上中国很容易就走在世界前面，但最核心的科学思考层面，基本上看不到自己的原创。

这也是美国在基础科学研发和人类未知领域探索上，拥有的不可逆转的优势。

这是中美科技差距的核心，也是科学的核心领域，需要原创精神，需要科学思想，需要内心热爱，需要底层逻辑。

华为被认为是中国硬科技领域的顶尖企业，但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仍然属于美国企业；中国表面上是程序员大国，但没有一种程序代码是中国人创造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为我们总是沉迷于技术的表面风光，并不在意基础科学的原创思考。

因为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实用性的技术员，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因为我们在乎的只是功利性的商业目标，而不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热爱。

我们只是把科学当作达到功利目标的手段，而不是将科学思考当作目的本身。

所以，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依赖西方技术带来了现代生活，但从价值观上并没有接纳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什么？是用公理法建立起逻辑体系，将零碎的、片断的、不系统的几何知识整理归结成一个标准化的演绎系统，是系统性、严密性、和谐性与完备性的理论基础。

所以，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科技创新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这句话的本义就是：不仅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也应该重视科学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很多人没有真正接纳科学精神，所以各种乱象层出不穷。

没有科学精神，就没有思辨能力，没有思辨能力，就缺乏判决能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国力增长，国人民族自信心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长。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回归到正常位置。这是一种文化心理学上的回归，是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的自发传承，这没有问题。

突然之间，冒出一种所谓“国学”，其实国学为何物，一直没有清晰定义，无人说得清楚。

如果说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回归，还可以理解。但出现许多天方夜谭的事情：有人说通过让孩子读《弟子规》，重新获得了对孩子的控制权，《弟子规》可以治网瘾，《孝经》可以治妇科病，《女诫》可以改善婆媳关系……

还有一些大人直接把小孩送去私塾里面读经，成为与“现代科学教育”并行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而且来势汹汹，很多家长以“读经”为第一要务。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可怕了，让孩子从小走上读经道路。只知有“国学”，不知有“科学”。

现在的所谓这些“国学”，我们暂且定义为“伪国学”，没有逻辑教育、没有科学教育、没有现代常识、更没有优秀的英文学习，接受这种学习的孩子，知识极不健全。

而这些所谓“老师”，更没有多少深厚的国学功底，只是趁着国学流行这股大势摇身变成“大师”。这些人中，有练瑜伽的、有吹尺八的、有弹古琴的，还有研究怎样才能得道成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