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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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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提供好书资源，评析即时热点，2016这一年，我们连续发布366天，点滴积累，总阅读量超过2100万。

这一年，我们发布了几十篇阅读过10万的原创文章，同时，也发布了一些阅读量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深刻分析、评论、反思，极具独立思考价值的文章，下面这些文章就是如此。这些文章反映了书评一直以来坚持的，严肃阅读、专业品格、独立精神和公共立场的态度，不浮躁，不张扬，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等来周六，或许你和我们一样，在昨晚便决定了要睡一场懒觉，但还是被“生物钟”敲醒。懒躺在初冬的床上，打开微信朋友圈，指尖很熟练地自下向上滑动“刷屏”，即便在“贴了膜的屏幕”上已磨得有点麻木，却也停不下来。

但你或许又和书评君有一样的体会：大概三四年前，朋友圈里真的都是朋友，大家记录生活、表达心情。但后来，人越加越多，微信代替了部门的小会议室，代替了工作中的名片……朋友圈也变成了宣传栏。为了能没有顾虑地表达几句个人心情，有些人干脆又匿了真名回到了微博。

为什么会这样？如今的微信，再也不是那个更亲近的“熟人社会”，我们很难再在其中放松地表达自我，而是多出了重重自我审查与潜在的尴尬。内在情绪的表达看不到了，而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又是微信天生的局限所在，于是微信的私人与公共领域在交叉之中相互拉扯，“公共”是晦暗的，而“人”也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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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有什么用？对于个人而言，或许可以说，是记忆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个人和集体的历史记忆也同样重要。一个失忆或记忆错乱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我们都不会忘记，因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二战历史的歪曲和美化，中国、韩国民众的抗议声不绝于耳。这正是因为，历史教科书是最重要的建构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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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环境中，医生们也可以成为执行屠杀之人，并且信服自己的职责与行为是正当的、甚至高尚的。奥斯维辛的一个囚犯医生，曾指着日夜冒烟的焚尸炉烟囱，问一个纳粹医生：“你怎样把它们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协调起来？”

我们想要追究的问题是：这如何可能？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我们自身是因为没有处于那样的环境中，才免于成为屠杀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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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是一个“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买房经历与体会。她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倾尽两家父母的所有、动用全家亲戚的支持，凑出首付，在北京寻找自己够得上的房子。之后的过程充满艰辛、纠结、妥协，但平静下来，看看继续暴涨的房价，无论自己还是旁人，都只能感慨这已经很幸运了。

“有房”“无房”已经成了不无敏感的话题，但书评君觉得，我们除了受其困扰，更要严肃地想想这一问题——高房价造就的普遍压力和焦虑，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房价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大城市的高房价影响的不止是经济数据，更是一个个人的现实与选择，并终将汇合为一代青年人的心理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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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乌托邦之声”最后一部——《二手时间》的中文版面世，我们第一时间给她发去了详细的采访请求。两个月后，在漫长而焦灼的等待中，67岁的阿姐发来近一万四千字的回复。

据说，为了回答中国读者这些问题，她写了好几天。我们截取其中的七分之一，让每一个着迷于俄罗斯民族复杂性的读者，让每一个对自由的含义有理解困惑的读者，一睹为快。如果您有兴趣畅读书评君与阿列克谢耶维奇访谈的完整版，敬请关注近期出版的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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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这位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呼声颇高的以色列作家，最近第二次来到了中国，书评周刊的记者柏琳对阿摩司·奥兹进行了专访。但这篇文章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人物稿，它更多地像是一个记者细致入微的采访手记，也是一名喜爱奥兹的读者的坦诚讲述。它让我们看到奥兹柔软、亲切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何他的作品无论在谈什么，谈的都是爱。

奥兹说，“不要为你自己的柔软感到抱歉”。显然，柏琳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是柔软的：“对我来说，这回以一个文化记者的身份去报道他，太难了。从十九岁开始，我就读奥兹的书。而今过去九年，《我的米海尔》、《一样的海》、《地下室里的黑豹》、《咏叹生死》……奥兹的小说一本接着一本读过来。那时候，我从学校图书馆里借那本最有名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翻得太多，掉了封面，内页也掉了好多，已经不好意思归还，就没再归还（赔了十倍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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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并没有许多人知道汝龙——一个几乎将一生都献给了契诃夫的人，却谦卑地没有写出一篇译著前言的老译匠。这位“个体单干户”翻译家，用四十年的时间，毕其一人之力自学英语和俄语，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集。人们通过汝龙，认识了契诃夫的智慧与幽默；契诃夫通过汝龙在中国读者心中扎了根。

如果说作家与译者之间名气的落差是造化弄人的话，那么两人文字中各自灌注的悲悯与谦逊，性情之中相呼应的那种不为时代所胁迫，对所爱之事业的全然交付，则将两人的人生志业深刻地扣合。勇于交付，心无所怨。面对爱与理想，选择、坚持并捍卫，这恰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品质。汝龙做的是，依靠自己，立定在命运的中心，把理想的光亮引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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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四成北大新生患“空心病”的新闻，引起大家热烈讨论。所谓“空心病”，是北大徐凯文老师提出的概念。它的典型症状是不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活着”。大家对“空心病”的讨论，逐渐分化为两种声音，两种“派别”。一种认为，“空心病”是受到应试教育体制荼毒的结果，学生只知道念死书，考高分，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所谓“空心病”，其实正指出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甚至是人们不敢面对的真相：人生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无意从学理上去争论谁对谁错。只是很坦诚地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意义”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所思所想。分享这样的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可能在于：让有同样挣扎的人知道，你并不是一个人；并且，你可以试图与这种挣扎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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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潘恩将“社会”从“政府”中区别开来的《常识》在1月面世；斯密将“市场”从“政府”中脱离开来的《国富论》在3月出版；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7月签署公布。这是1776年，潘恩和斯密以简约却严谨的思想，撼动了欧洲千百年来的“国家”和“政府”概念，共同为杰斐逊的起草、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铺平了厚实的道路。美国独立后的制度架构，深受潘恩和斯密的影响，而两者的社会和经济思想，在现实中也落地了。

那些触及人的基本状况的思想，即便相隔一片海洋、一个国度或一个洲，也能相遇：它们的征途上没有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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