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讲述了王旭烽教授笔下的浙江茶文化及历史背景,介绍了吴越国的茶道对今日中国及世界的茶产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文中讲述了万里茶道的历史背景及影响力,以及浙江人在贸易中的开拓精神和品格。
文章介绍了浙江的茶文化历史背景,包括茶叶贸易的发展、万里茶道的开辟及其影响力,以及吴越国的茶叶贸易对当今世界的茶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文章通过王旭烽教授的视角,介绍了茶道的历史、万里茶道与吴越国的关系,以及茶叶贸易对双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
文章通过介绍浙江人在贸易中的开拓精神和品格,展现了他们的复调性格,包括积极开拓、漂洋过海的精神,以及在商业活动中的讲原则的霸气。
八月杭城,茶树正长得旺。从五云山山顶的本山龙井,到西子湖畔的双峰茶园,再到清河坊的“忘忧茶府”,在茅盾文学奖得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旭烽的笔下,这里处处飘逸着茶香。此刻,我们和王旭烽来到了灵隐寺前,打开一幅关于茶的恢宏画卷。
2019年,“万里茶道”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条影响至今的道路,始于吴越国与辽国之间频繁而又庞大的茶叶贸易,始于我们脚下的吴越故土。一片小小的茶叶,在五代十国时期掀起南北交流的浪潮,并在今天的浙江人身上留下深刻印记。
![](http://mmbiz.qpic.cn/sz_mmbiz_jpg/Ue1lWQfrr17hdoGPHy6BOEicSKKtmiauzib0sOKsPibt7N7M4dV37lYnbfXd1G1ooSdOIvhGScPUnYqQz2IBGiaG4Ug/640?wx_fmt=jpeg&from=appmsg)
观众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双峰馆区观看“文心造物 器承茶香——文人紫砂古今名壶特展”。拍友 孙悦 摄
茶道之茶活力不减
浙江农林大学的讲台上,王旭烽正在讲授茶叶贸易的历史,当提到“万里茶道”时,年轻学子的眼睛闪闪发光。
“万里茶道的开辟,和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对中原的态度有很深的关系。”王旭烽说,“可以说,吴越国为今天中国往北、往西的‘一带一路’首开先河。”
在王旭烽看来,钱镠奉行的“善事中国、保境安民”政策,以中原为宗,让吴越国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成为十国中政局最稳、百姓生活最为安宁的富庶之地,也让一条通往北方的贸易之路,向吴越国开放。
“吴越国是中国南部第一个和契丹建立正式贸易关系的国家。”王旭烽说,据统计,在后梁乾化五年(915年)至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的29年间,吴越国与北方辽国的聘使交访,仅《辽史》所记载就达14次。
![](http://mmbiz.qpic.cn/sz_mmbiz_jpg/Ue1lWQfrr17hdoGPHy6BOEicSKKtmiauzibwUWg3GVESS0obfqZQeaMpf6tvdPQFM3ZicFc5dW7J37x4xjALvsSx5w/640?wx_fmt=jpeg&from=appmsg)
杭州龙井茶园。图源视觉中国
双方交往的内容除礼节性问候外,主要为经济贸易,贸易的主要货物,自然是茶叶。王旭烽打开《吴越史事编年》《十国春秋》中的记录:吴越国每次将动辄数万斤的贡茶运往北方,累计可达60余万斤,可想见当时吴越国庞大的茶叶产量,而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还要多得多。
“吴越和契丹之间的茶叶贸易,让双方都获利良多,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步。”王旭烽表示。登灵隐而望,漫山茶园,一条由茶叶铺就的路也徐徐展开:到十世纪,契丹人操着本族语言,把茶叶传播到俄罗斯境内。虽然纯粹契丹语已经消亡了,但经它翻译的茶叶贸易却越来越兴旺。十七世纪,中俄之间开始了频繁的茶叶贸易,“万里茶道”由此写就。
直到今天,茶道之茶依然活力不减。这几年,浙江农林大学参与举办的“吴越茶韵·问源临安”2024杭州临安开茶节、“中国茶谣”茶文化节、“国际中文日&全民饮茶日——得荼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参与。
南来北往间,运输的不只是茶,还有丰饶的物产、交换的习俗、互鉴的文明。
我们来到位于杭州龙井路88号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双峰馆区,沿入口拾级而上,进入展厅,各式各样不同年代的茶壶,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其中包括瓷器茶壶。
“吴越运往契丹的物产中,还有大量的瓷器。”王旭烽介绍,“同时北方主要用牛羊马等畜产品来交换茶叶、瓷器,影响至今。”
随着大批茶叶抵达北方,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饮茶风俗,逐渐由社会上层向全社会普及。
![](http://mmbiz.qpic.cn/sz_mmbiz_jpg/Ue1lWQfrr17hdoGPHy6BOEicSKKtmiauzib4ecCmD3nzwapLtTafMmHbbmgERNfibGxuKBSYB3zIxWGjpTFU46MnQA/640?wx_fmt=jpeg&from=appmsg)
中国茶叶博物馆。图源视觉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契丹人不仅对吴越贸易有兴趣,还想从吴越那里得到来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商品。”王旭烽说,于是,吴越国成为连接东南亚与中国北方的“中转站”。从两国使节团的交换“清单”来看,足见贸易范围之广:吴越国还贡有犀角、珊瑚、宝器、火油、香料、象牙等,契丹则回赠皮革、马具、金银器、羊马、铁质工具、中西亚转口商品等。
航海术、造船业的发达,为大国贸易奠定了基础。“契丹和吴越两国后期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王旭烽说。满载着数万吨茶叶和奇珍异宝的船只从杭州港出发,顺着钱塘江扬帆起航,开拓海路,形成了“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的繁盛之景。
难怪当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到达杭州时,他宣称:杭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为精致和高贵的城市,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归于茶叶贸易等带来的繁荣。
“不论陆路还是海路,吴越国进行贸易的通道都是前人未曾走过的。”王旭烽这样总结。
这种积极开拓、漂洋过海的精神,在当今浙江人身上烙下深深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