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腐败都是由权力、金钱和性这三者的恶性互动所致；相比男性，那些卷入贪腐丑闻的女性，总是因为多了几分“香艳”，更能满足公众对腐败细节的想象与猎奇。
本篇为节选，全文是《政商智库》付费内容。
近期，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热播，随着剧情的推进，剧中大反派高育良的情妇高小凤浮出水面。可以说，几乎所有反腐题材的影视剧作品，都会设定一些官员情妇角色。而关于腐败的新闻报道，也往往是那些涉及到女性的，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然而，相比媒体和影视作品频频曝光并着意突出腐败中的女性，到目前为止，无论国内外，对中国腐败的学术研究都鲜有提及女性与性别问题之间的关联。为此，《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特刊载一篇关于女性在中国贪腐中扮演角色研究文章，正如该文作者所说，这篇文章试图填补的正是当前贪腐问题中性别研究的空白。
近年来，一些女性以贪官或妻子（情妇）身份卷入贪腐丑闻的事件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2012年9月，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其他一些相关人员因腐败落马，他的妻子谷开来则因毒杀一位英国商人而被判死缓。2013年1月初，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因其一位情妇将他们二人的事件公之于网络而被暴露。2015年11月11日，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但与海内外媒体将腐败中的女性当作热点话题形成对比的是，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则多是沉默。
媒体和学术界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促使我们思考以下问题：腐败在中国是否是个性别问题？性别因素对腐败有何影响？在滥用职权和腐败上，男女的角色/行为有何差异？女性是否比男性更为廉洁或诚实？男性官员是否比女性官员更容易受到腐败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一些女性卷入腐败的案例。
《人民的名义》中“反派”高官高育良的情妇高小凤
在近几年的腐败丑闻中，女性贪官开始占据媒体报道的头条，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下面列出的是2000年以来，因腐败罪遭到起诉的女性贪官的名单，她们是：张美芳、赵文娟、李启红、尚军、杨秀珠、罗亚平、蒋艳萍、安惠君、潘玉梅、韩桂芝、刘光明、赵顺义、靳红、张改萍、劳德容、顾慧娟、董金亭。
有研究指出，中国的腐败，除了具有“其他国家腐败的基本特征”外，还有以下几个中国过渡阶段的特色：（1）一把手腐败（即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腐败）；（2）人事管理腐败，卖官鬻爵；（3）公共项目腐败；（4）检查监督权力腐败；（5）集体受贿腐败。
所有这些滥用职权的形式，也都明显出现在上述女性贪官腐败案中。
首先，她们在管辖范围内都曾身居要职，或是主要的决策人或是监督者。她们中的11人曾是岗位领导，即所谓的一把手，其余6人则曾位居副职（第二领导）。由于在决策过程中（至今仍然）缺乏制衡监督和透明性，在这些职位上的人通常都拥有集中且不受限制的权力，如此一来，腐败行为几乎就是这些陶醉其中的掌权者的必然归宿。被定罪的劳德容是其中之一，作为深圳能源集团原一把手，她承认自己腐败堕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居权位，手上的权力过于集中。
表1 女性政府官员参与腐败的状况
其次，根据这些女性的工作内容，可以把她们分成四种类型。如表1所示，她们中间有5人曾是政府财政、金融部门各层级的一把手，可直接触及公款，拥有最高的公款支配权。她们的主要腐败方式是侵占挪用公款。有2人曾是原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负责土地资源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建设。她们犯的是典型的“公共项目腐败”，即在土地和公共项目施工中收受贿赂，因而，土地使用和公共项目配置权已成为她们个人经济收入的一个来源。其余10人则或曾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或曾是党政机关的正副领导。
总之，这些女性贪官在组织的几乎各个方面拥有全方位的权力和影响力，从而也犯下了各种腐败罪，如“一把手腐败”、“人事管理腐败”、“检查监督腐败”以及“集体受贿腐败”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要腐败的条件和机会具备，腐败行为就没有性别上的具体差异。换句话说，在腐败行为中，贪官是男是女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区别的只是权力。
腐败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钱交易，无论是侵占公款还是行贿受贿，以及中国近来的大部分腐败案，都表明了不管掌权者是男人还是女人，权力不受限即可导致腐败。这些腐败案中男女官员的惟一区别或许在于，女性贪官会以性贿赂来获得权位。
腐败既然依赖权力和关系到如此程度，那么大部分腐败案中都有女人出现就只是意味着，这些女人已被擢升到实权职位，在庞杂的关系网中站稳了脚跟。
吕锡文，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2017年2月20日，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虽然在腐败行为中性别是无关紧要的，但它却能有效地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的腐败模式的出现，即权力、金钱和性三者之间变换的成因 。几乎所有见诸报道的腐败案件都包含这3个元素。不法官员通过权力寻租大肆敛财，有钱之后就挥金如土，满足私欲和虚荣心。除了物质享受和娱乐消遣，（婚外的）性成了物品之外新的猎取对象。
这些不法官员一旦手握重权，名利俱占，便一头扎进新兴的性市场，不择手段地“消费”女人的身体。有些人逛妓院，找应召女郎，甚或嫖宿站街女，有些人则引诱身边的女下属，但大多数是找一个或数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做情妇，过着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生活。年轻漂亮的女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权势男性的新装饰品和他们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解放的”性市场（以及相应的行为）中，经济地位成了男性最有力的猎艳手段，这使得男性在家庭之外获取性快感的渠道和能力都有了不同之处。当港台的中年商人发现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性市场上拥有“超强”的购买力之后，他们就开始与包养的情妇享受鱼水之欢，时间或长或短，外国的白人在吸引中国年轻女孩上也有优势，他们在寻求跨种族的性刺激（不以婚姻为结果导向）上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在文化和经济上拥有的资本——他们可以负担的那些消费标准、他们可以给中国的早期夜生活带来的那种消费世界的快感”。而政府官员所能拥有的主要就是政治权力，即所谓的“政治资本”。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权钱交易，将无形的“政治资本”转化为有形的“经济资本”，从而成为性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买春者。
因此，贪官中的情妇文化不仅表明了道德的沦丧、情欲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体面，它无疑也是腐败中金钱与性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表征。如果贪官在工资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就不可能给情妇提供豪宅和高级消费品，更别说包养了。
腐败与情妇之间的关系，则经常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循环中。在某些案例中，是对美女的占有欲驱使不法官员追逐金钱以提高负担能力；而在另一些案例中，是不法官员在外包养数量不等的情妇来挥霍他们非法聚敛的钱财；有些情况下则是二者皆有。此外，如衣俊卿案所表明，贪官还有一种索贿受贿的方式：同时占有年轻女子的性和金钱，作为交换，他们以手上的权力为女性提供帮助或保护。
李薇，据媒体报道系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三人的“公共情妇”
在给有权或有钱的男人投怀送抱当上情妇的时候，一些年轻女性在腐败的生态链条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她们的包养者的腐败事业中去了。了解了最近那些主要的贪腐案，我们可以把情妇在其中的作用归纳为以下三点：
（1） 有的女性以身体/性换取金钱和物质产品。她们与贪官达成一种“性契约”，以性关系换回大量钱财和各种物品——从房子、汽车、珠宝到豪华俱乐部会员和节假日旅游。她们通常可被称为“掘金者”。她们在这个贪腐生态链上的角色主要就是吸纳并挥霍不法官员非法聚敛的钱财。
（2）有些女性则是野心勃勃。她们与贪官达成“性契约”，不仅是想获取物质产品，而且还通过政策优惠和保护来攫取私人利益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种人可被称为“弄权者”（在“掘金者”之上）。她们在这个贪腐生态链上的角色，除了吸纳并挥霍不法官员所非法聚敛的钱财之外，还绕开法律和法定程序谋求特殊待遇。这其中的一些人通常都与很多贪官有关系，在自己的身边构造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她们则是这个关系网里面互惠互利和权钱交易的核心。
（3）一些情妇成为贪官的搭档，在贪腐中起了直接的作用。她们不但为情夫的非法敛财活动提供精神支持和实际的帮助，还合作参与收受贿赂、挪用公款。
在当下的中国，腐败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一些贪官“很顾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网中的其他成员”。为了照顾他们所关心的人，不法官员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践踏法律法规”。最常见的就是男贪官（这是主导的方面）及其配偶共同实施腐败活动。夫妻紧密合作是近来公开的几乎所有主要的贪腐案件的一个特征。
……
本文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4月刊，本刊刊载时有删减。文章原标题：《性别与腐败——以中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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