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金钱、性，贪腐丑闻里的中国女性

近期，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热播，随着剧情的推进，剧中大反派高育良的情妇高小凤浮出水面。可以说，几乎所有反腐题材的影视剧作品，都会设定一些官员情妇角色。而关于腐败的新闻报道，也往往是那些涉及到女性的，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然而，相比媒体和影视作品频频曝光并着意突出腐败中的女性，到目前为止，无论国内外，对中国腐败的学术研究都鲜有提及女性与性别问题之间的关联。为此，《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特刊载一篇关于女性在中国贪腐中扮演角色研究文章，正如该文作者所说，这篇文章试图填补的正是当前贪腐问题中性别研究的空白。

近年来，一些女性以贪官或妻子（情妇）身份卷入贪腐丑闻的事件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2012年9月，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其他一些相关人员因腐败落马，他的妻子谷开来则因毒杀一位英国商人而被判死缓。2013年1月初，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因其一位情妇将他们二人的事件公之于网络而被暴露。2015年11月11日，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但与海内外媒体将腐败中的女性当作热点话题形成对比的是，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则多是沉默。

媒体和学术界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促使我们思考以下问题：腐败在中国是否是个性别问题？性别因素对腐败有何影响？在滥用职权和腐败上，男女的角色/行为有何差异？女性是否比男性更为廉洁或诚实？男性官员是否比女性官员更容易受到腐败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一些女性卷入腐败的案例。

《人民的名义》中“反派”高官高育良的情妇高小凤

在近几年的腐败丑闻中，女性贪官开始占据媒体报道的头条，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下面列出的是2000年以来，因腐败罪遭到起诉的女性贪官的名单，她们是：张美芳、赵文娟、李启红、尚军、杨秀珠、罗亚平、蒋艳萍、安惠君、潘玉梅、韩桂芝、刘光明、赵顺义、靳红、张改萍、劳德容、顾慧娟、董金亭。

有研究指出，中国的腐败，除了具有“其他国家腐败的基本特征”外，还有以下几个中国过渡阶段的特色：（1）一把手腐败（即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腐败）；（2）人事管理腐败，卖官鬻爵；（3）公共项目腐败；（4）检查监督权力腐败；（5）集体受贿腐败。

所有这些滥用职权的形式，也都明显出现在上述女性贪官腐败案中。

首先，她们在管辖范围内都曾身居要职，或是主要的决策人或是监督者。她们中的11人曾是岗位领导，即所谓的一把手，其余6人则曾位居副职（第二领导）。由于在决策过程中（至今仍然）缺乏制衡监督和透明性，在这些职位上的人通常都拥有集中且不受限制的权力，如此一来，腐败行为几乎就是这些陶醉其中的掌权者的必然归宿。被定罪的劳德容是其中之一，作为深圳能源集团原一把手，她承认自己腐败堕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居权位，手上的权力过于集中。

表1  女性政府官员参与腐败的状况

其次，根据这些女性的工作内容，可以把她们分成四种类型。如表1所示，她们中间有5人曾是政府财政、金融部门各层级的一把手，可直接触及公款，拥有最高的公款支配权。她们的主要腐败方式是侵占挪用公款。有2人曾是原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负责土地资源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建设。她们犯的是典型的“公共项目腐败”，即在土地和公共项目施工中收受贿赂，因而，土地使用和公共项目配置权已成为她们个人经济收入的一个来源。其余10人则或曾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或曾是党政机关的正副领导。

总之，这些女性贪官在组织的几乎各个方面拥有全方位的权力和影响力，从而也犯下了各种腐败罪，如“一把手腐败”、“人事管理腐败”、“检查监督腐败”以及“集体受贿腐败”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要腐败的条件和机会具备，腐败行为就没有性别上的具体差异。换句话说， 在腐败行为中，贪官是男是女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区别的只是权力。

腐败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钱交易，无论是侵占公款还是行贿受贿，以及中国近来的大部分腐败案，都表明了不管掌权者是男人还是女人，权力不受限即可导致腐败。这些腐败案中男女官员的惟一区别或许在于， 女性贪官会以性贿赂来获得权位。

腐败既然依赖权力和关系到如此程度，那么大部分腐败案中都有女人出现就只是意味着，这些女人已被擢升到实权职位，在庞杂的关系网中站稳了脚跟。

吕锡文，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2017年2月20日，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虽然在腐败行为中性别是无关紧要的，但它却能有效地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的腐败模式的出现，即 权力、金钱和性三者之间变换的成因 。 几乎所有见诸报道的腐败案件都包含这3个元素。不法官员通过权力寻租大肆敛财，有钱之后就挥金如土，满足私欲和虚荣心。除了物质享受和娱乐消遣，（婚外的）性成了物品之外新的猎取对象。

这些不法官员一旦手握重权，名利俱占，便一头扎进新兴的性市场，不择手段地“消费”女人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