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里斯的提奥多里特（Theodoret of Cyrrhus，约 393～约 460），是活跃在东部罗马帝国的著名基督教学者。他曾担任赛里斯城的主教长达三十年（约 423～453），坐拥丰富的社会人脉与极高的文化声望。提奥多里特著述颇丰，既有长篇的解经作品和论辩教义的文章，也包括数量可观的布道词，还有涉及教会历史的作品，基本覆盖了早期基督教精英的主要书写体裁。或许是因为神学类的文本占比较多，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他的宗教或哲学思想。事实上，提奥多里特作为史家的身份同样不容忽视。他至少有两部以 ιστορ ι α命名的作品。《宗教史》(Historia Religiosa)由三十多篇圣徒传记缀合而成，但各篇章之间的时序联系较为松散，很难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提奥多里特晚年另撰有《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叙述了 324 至 425 年间的教俗史事。这部作品在后世享有很高的评价。九世纪的拜占庭学者弗提乌斯(Photius)读过《教会史》后盛赞，提奥多里特“在所有我提到的作家中，有最适合历史的写作风格，清楚、庄重，且少有累赘”。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频繁引用《教会史》的记载，并称提奥多里特为“博学的”(learned)历史学家。尽管如此，《教会史》仍因其明显的史实错误和强烈的宗教情感，遭到现代学界的批评和冷落。以致迄今尚无单独探究这部作品的学术专著，只有零星讨论散见各处。不过，随着近年来完整校勘本的陆续修订出版， 对《教会史》撰述特征与书写意图的探析也迎来了新契机。
史料是史家书写历史的基础，也为奥多里特施展自己的撰史理念、实现自身的写作目的提供了基本素材。提奥多里特在《教会史》中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大量史料文献，其中不乏许多现已佚失的独家记录。过往的研究主要从寻找历史资料的视角出发，以整理书中各类史料的篇目信息，抑或考证个别篇章的史实真伪为主。而对于这些史料的来源性质、编排结构，及其在《教会史》中承担的具体功用，仍缺少系统梳理与深度解析。巴恩斯(Timothy D． Barnes)曾简要指出，比起苏格拉底斯(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和索佐门(Sozomen)等同辈史家，提奥多里特“在《教会史》中能够更加彻底地转化原始材料以适应自身意图”。可巴恩斯没有继续探讨提奥多里特“转化”原始材料的方式，也并未真正挖掘史料与史家创作意图之间的具体联系。因此，以前人的整理和研究为基础，本文将首先归纳《教会史》中史料的类型与总体特点，然后会揭示提奥多里特在运用史料时的根本意图，并试图揭示这份意图背后可能的现实考量。
史料体裁的多样是《教会史》的一大书写特点。
书中既有对各类二手著作的综合利用，也出现了大段的原始文献摘录。
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一方面反映了提奥多里特的史料偏好，同时也共同构成了《教会史》的核心叙事。
和许多基督教史家不同，提奥多里特极少直接援引他人的著作，特别是前辈或同时代的史学作品。虽然在开篇提到，自己将接续“教会史学之父”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开始叙述，但提奥多里特此后闭口不谈任何史家或作品的名字。不过，提奥多里特绝非没有参考其他二手材料。例如，在记述君士坦丁善待教会组织、努力解决教派冲突的事迹时，提奥多里特借鉴了优西比乌《君士坦丁传》中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君主出席“尼西亚大公会议”的过程，与《君士坦丁传》里的记载如出一辙。再如，有关印度和格鲁吉亚地区皈依基督教的描述，提奥多里特采用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鲁菲努斯（Rufinus of Aquileia，约 345～410/411）。
还有学者通过细致比较行文用词后认为，提奥多里特对耶稣受难十字架被发现的记述，很大程度上改写自杰拉西乌斯（Gelasius）的版本。马丁（Annick Martin）和乌尔班泽克（Theresa Urbainczyk）也指出，提奥多里特、苏格拉底斯，以及索佐门等一众同代史家可能熟悉彼此的作品，抑或掌握类似出处的原始史料。这也导致他们不约而同地着重叙述亚大纳修与历代君主的恩怨、安布罗休和狄奥多西一世的争执等历史事件。
相较于参考其他二手著作时的遮掩态度，提奥多里特大方地从自己的《宗教史》中选取了不少内容。从已有的成熟作品中取用文本，提奥多里特不仅展现了独立的史料来源，也省去了重新检视、审核原始材料的工作。《教会史》的第一卷引入雅各布(Jacob of Nisibis)参加“尼西亚大公会议”，以及指挥尼斯比斯当地居民击退围城的波斯军队的情节; 老朱利安(Julian the Saba) 在众人面前预知“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死讯的片段出现在全书第三卷;亚弗拉哈特(Aphrahat)对“异端”君主瓦伦斯的斥责和诅咒被单独列为一章收录进第四卷;
提奥多里特在第五卷加入了马赛多尼乌斯(Macedonius)引领安条克居民反抗提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加税的事迹。《教会史》中陈述的圣徒故事确实经过有意筛选。提奥多里特多次提醒读者，他只能涉及圣徒们很少一部分“令人钦佩的行为”。进一步比对原文可以发现，提奥多里特舍弃了那些有关圣徒们独居苦修的段落，突出的是主人公们的公共活动。尽管现已无从考证圣徒的具体生平，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确实广为流传于四五世纪的叙利亚北部，这片提奥多里特及其主要读者们共同生活的区域。提奥多里特将遥远的历史现场、一般人难以接近的最高统治者与大众熟知的地方圣徒相联系，拉近了历史与普通读者间的距离，增强了文字的的亲切感和画面感。
尽管会不时参考其他的二手著作，但提奥多里特最为依赖的史料还是各类原始文献。《教会
史》中有近四成内容都是对教俗文献的直接摘录，篇幅比重超过同期的其他史著。除了数量巨大，这些文献的体裁也十分丰富。从教会成员的个人记录到宗教会议的集体决议，再到君主的敕令诏书等等，大体涵盖了罗马帝国教俗各方的声音。不同于对待二手著述的刻意疏离，提奥多里特总是明确标示一手文献的出处，像是“伟大的亚大纳修在给阿非利加人的信中说”，
“君主亲自写信给他们” 等。提奥多里特或许以此暗示读者，《教会史》的记述充分建立在原始史料的基础上，书中所有引用都由他来收集、审核和编排，没有受到外界影响。
书中第一份标明来源的文献是 324 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写给塞萨洛尼卡主教的信。
自使徒时代起，教会内部便一直保持着广泛且紧密的信件交流，书信也随之成为教会史家重点使用的材料。优西比乌就特别强调参与通信的人数和交往频率，以便展现迅速壮大的教会关系网络。提奥多里特似乎不太注重书信所反映的社交活动。他没有选择任何礼仪性的问候短信，也不谈收信人是否有过回复。提奥多里特倾向于将信件当做历史事件或人物思想的记录，看重文本自身的权威特性。
书信的权威性同时体现在其来源和内容上。提奥多里特选择的书信均发自帝国各主要教区的
管理者。像亚历山大(Alexender)、亚大纳修(Athanasius)等人都曾担任过亚历山大利亚教区的最高负责人。尼科美底亚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也是教会内部举足轻重的人物。
身为拉丁西部的宗教领袖，教宗达玛苏(Pope Damasus)一样有信件被收录。撰写者的显赫身份体现了信件的权威出处，很多时候也代表着书信内容的可靠程度。例如，由于被亚大纳修在信中引用，马卡里乌斯(Macarius)关于阿里乌斯死亡的记载也一并受到提奥多里特的采纳，作为值得信赖的说法展示给读者。一封由教宗达玛苏亲自下发的函件，在《教会史》中标志着新一轮对“异端信仰”的绝罚正式落地生效。此外，书信还时常包含神学层面的长篇大论。像是尼科美底亚主教向同僚阐述“圣父—圣子”关系的信件，就被提奥多里特当成“异端思想”的典型，完整放进书中。
书信之外，提奥多里特也会使用亲历者的叙述。这些亲历者同样身处权力高位，他们详细记录的内容超越了个人的日常琐碎，不仅涉及众多政教精英，且事关教会的整体发展。例如，书中节取了安条克主教尤斯坦修斯(Eustathius)等人出席“尼西亚大公会议”后的细致回忆;亚大纳修讲述自己被历代君主反复流放和召回的经历也按顺序被插入《教会史》的相关章节之中。比起不少古代史著中常用的传闻证据或难以辨析来源的含混转述，来自权威亲历者的第一视角观察极具历史代入感，他们的实名记述也更容易获得读者的信任。提奥多里特这种对文献来源权威与内容可靠的重视，贯穿于书中其他的文献史料中。
不只有个体叙述，提奥多里特依靠的原始史料还有教会的集体文件———宗教会议公报
(Synodical Letter)。提奥多里特选择的公报原文集中于 325 至 381 年间。这一时期正是宗教会议制度化的关键阶段:从起初松散的主教集会，逐渐演变为教会最高的管理与决策机制。
因此，宗教会议的公报自然代表着官方权威，其中的规定在签署人负责的教区内拥有律法般的效力，原则上需要各级信徒严格遵守。在《教会史》中，违反公报规定之人甚至要面临流放等责罚。
内容方面，与书信、回忆等材料类似，提奥多里特引用的公报也包含大量历史细节。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如会议召开的缘由，参会者的个人背景，以及各派势力在会场内外的活动等信息，为读者呈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以书里摘录的 334 年撒尔底迦会议为例。文件首先详细回顾了“正统信仰”出台的过程，并通告了所谓“异端”的具体成员名单及其恶劣行为，并郑重宣布开除他们教籍的决定。同时，公告里还重申了正统的教义信条，再次强调这才是所有教徒的信仰准则。或许是认为文件的内容已足够全面且令人信服，提奥多里特有时甚至直接使用会议公告替代自己的叙述。比如，他没做任何解释便全文插入了 359 年尼卡(Nica)会议上达成的信仰决议。378 年锡尔米乌姆(Sirmium)会议的声明也不加改动地被单列一章。
采用会议组织者的原始记录，提奥多里特既能保留公告本身的权威特性，也可尽量减少读者对文献可能遭到篡改的疑虑，增强内容的可信度。
基督教史家的书写无法避开他们生活的罗马社会。来自世俗官员，尤其是罗马君主们发布的
公文告示，也频繁地被提奥多里特引用和摘录。尽管教会势力凭借 313 年的《米兰敕令》在罗马境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并迅速崛起，但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仍是君主本人。这些由罗马世俗领导人签署公布的文件，也就顺理成章地拥有了特别的行政权威。
凡牵涉宗教事务的文书，提奥多里特一般都选择逐字逐句地引用，极少概括其中的内容。例
如，一连串长篇敕令显示了君士坦丁对修建教堂，抄写和分发圣经等事项提供的政策支持与财政帮助。史家还全文录入了君主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联合共治者瓦伦斯(Valens)，要求各位教会负责人拥护“正统信仰”的公函。不光有政策文件，君士坦丁写给波斯国王沙普尔(Sapor)信也被完整列出，因为罗马君主在信里要求对方停止迫害波斯境内的基督教社群。
相较之下，有关军事书中呈现的是文本最原始的模样。
总之，虽然《教会史》中的史料种类各异，但它们在来源与内容等方面仍呈现出显著共性。提奥多里特会尽量选择拥有权威出处的原始记述与官方文献，以此作为追溯教会发展历程的基础素材。为了突出《教会史》独立的史料来源，他倾向从自己成熟的作品中寻找素材，并且总是刻意隐藏自己参考其他二手著作的痕迹。另外，提奥多里特十分在意史料内容的可靠程度。他偏好接近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一手记述，并着重表现文献记载中丰富的历史细节。下文将继续说明，这些貌似兼具权威与可靠性的原始资料，进一步被提奥多里特当做提升叙事可信程度，传递书写主旨的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