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多人的青春烧掉了，留下一个好故事。

文｜张珺

编辑｜宋玮

三年，ofo搬过四次家。办公室迁移恰如其分刻画了这家公司的浮沉轨迹。前三次，由于资金池充盈和团队壮大，办公环境愈见开阔、华丽。只有最后一次是倒退。

2018年11月5日，ofo搬离见证它鼎盛期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这是幻梦结束的一刻。

一位ofo的80后中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他原先觉得ofo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很美好，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创始人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但是“你是那个我们吗？你是那个代价”。

短短三年时间，在资本的助推下，ofo以无可复制的速度攀上巅峰，而又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跌落。于商业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无比极端的案例——所有急剧的内外冲突，在最短的时间，降临在一位27岁CEO身上。

在这个ofo乃至共享单车行业的冬季，《财经》找到15位ofo员工，希望从他们的视角还原这段往事。为了追求故事的完整和中立，这15名员工来自ofo各个分支，加入时间和圈层各异。他们有刚毕业就跟随戴威创业的元老级员工，有已过而立、背景光鲜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也有骤然空降和神秘撤退的“滴滴系”。

它或许是一个令人难以喘息的故事。在大起大落的剧情脚本中，你能看到不同剧中人的剪影。

一个自称在工作中软弱、不与人争的90后，后期看到公司每况愈下，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对其他部门领导说：“你们太不负责任。” 一名早期加入、后因多轮人事更替离开一线的员工说，他们一直在等。“都到这种时候了，没有人比我们更忠诚，公司危难的时候该我们上了吧。”他说，“结果也没有。到后面，说实话心有点凉。”

一位离职高管发现戴威也变了。在经历大风大浪商业的血洗之后，这个喜欢吃马路对面便利店盒饭和包子、对财富没有贪欲、个性单纯甚至有些内敛的CEO，从去年什么都相信，变成今年什么都不信。

ofo的故事还未剧终。即使台下观众已经疲惫倦怠，喝彩者寥寥，台上却无人愿意鞠躬谢幕。这个故事承载了太多人的金钱、名望和热血。一旦泡沫破灭，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青春和梦想，都将灰飞烟灭。谁也不愿意摁下“清算”的按钮。

据《财经》了解，创始团队在求助政府官员，谋求上市的机会；投资人中，阿里、滴滴、中信产业基金、DST组建ofo还债委员会，进行债务重组；不少供应商同意债转股，这是他们拿回钱的唯一选择。

ofo的员工们也不希望就此作散。“风口要结束的时候，难道我们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吗？”一位员工反问道。

对于这些缺乏商业历练的年轻人，他们在故事的开始时，往往有着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很快，现实会教育他们。而今天的荒谬之处就在于，现实是扭曲的。

ofo理想国际大厦15层办公室挂着何塞·穆里尼奥海报，上面写道“早已注定，我只能在荆棘中采拾鲜花，但重要的是要对胜利和信念充满执着。”

｜最好的时光

在2017年初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即使冷空气已经侵入骨髓，他们依然难以忘却曾经温暖而酣畅淋漓的日子。

“那是相当的rock and roll（摇滚）。”林春木（化名）于2015年9月加入，他这样评价在ofo的早期时光。这时公司不过十来人，刚从唐宁ONE小区搬至向西3公里的立方庭。对诸多员工来说，立方庭是承载他们原始荷尔蒙、野性和青春的地方。

有“老三狗”之称的ofo元老——纪拓、陈正江和王耿，此时已是风云人物。他们是ofo上一个创业项目“ofo骑游”仅留的三名员工。其中，纪拓经历最传奇，他曾七次入西藏，因为太爱西藏，毕业后在那里做了一年公务员。

立方庭是临近北京大学的酒店式公寓，ofo在这里拥有一套双层复式。运营坐一楼，产品、技术坐二楼。上午，运营经理会先到城市巡查，临近午间回公司。每当纪拓回来，他总是拿起吉他，拨动琴弦，一群人跟着手舞足蹈唱起歌来。“干活干着干着就唱起来了。”

2016年初加入ofo的夏一檬（化名）说，他们经常晚上加班到10点。走出公司，一群年轻人骑公路车从海淀出发，向南至公主坟，再一路向东横穿整条长安街。接近凌晨回来，又跑到北京大学小西门吃夜宵、喝酒。一直折腾到凌晨2点才回家。

“我们这里几乎就没有超过25岁的人。”林春木有些亢奋地说，这帮人年纪差不多，爱好差不多，彼此称兄道弟；一起骑车去古北水镇，去白洋淀；聚会吃火锅——“一上来先来四十瓶啤酒，所有人必须喝醉。”

1991年出生的戴威这年25岁，刚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国企董事长。一位下属评价他，“是好学生，但骨子里叛逆，有很强证明自己的欲望”——当年别人说他考不上北大，他考上了；别人说他竞选不上校学生会主席，他选上了。“那真是个奇迹。”这位下属认为，这两件事奠定了戴威的性格。而ofo的四位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也都来自北大。

这时戴威经常和员工一起喝酒。林春木惟妙惟肖模仿起戴威，喝大了站起来，右手拿烟，左手举过头顶说：“Everyone，have my word。”不过通常的状况是，喝多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在2015年至2016年绝大部分时间里，ofo的故事始终围绕高校展开。2016年4月，它遇到扩张中第一个麻烦——已经进入20所北京高校的ofo订单徘徊不上（2万单／天）。大量社会用户和学生把车骑出校外，自行车丢失率很高。为表示不欢迎，ofo将社会用户价格从5元上调至30元，但没能把这些“不速之客们”吓退。

清明节期间，眼看着订单量一直往下掉，戴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封校。趁着“五一”劳动节，ofo全平台暂停三天。夏一檬还记得，他们满北京城寻找失踪的小黄车，找到后拿钢丝锁把车一辆一辆锁住，标记位置，到傍晚租货车统一运回。最终，他们从校内、校外分别找回3000多辆车。与之同时，员工穷尽手段，比如到菜市场发传单、找拾荒者，最终以10元／小时的薪水雇来约50名老大爷看守校门。

封锁学校大门虽让ofo背负骂名（因学生出校活动不便），却让他们尝到了实际的商业甜头。平台重启后，北京高校单量攀升。

一个生动的细节是，有黑摩的司机不爽共享单车影响他们生意，砸ofo的车。ofo后期转化了一批相当数量的司机当修车师傅，化干戈为玉帛。

ofo此时处在双线交错的转折上。一来ofo正执行其扩张野心——它的计划是先从1个学校到20个学校，再从1个城市到5个城市，5个城市到20个城市，目前刚打完第一场战役，开始向其他城市摸索；另一方面，他们在寻求第一笔以千万美元计的大额融资，B轮往往是决定企业生死关键一步。资方对戴威的要求是：请证明你有日均10万单的能力。而整个北京高校，还只有5万多单。

纪拓建立功绩就在这时候。ofo最早拓展上海和武汉高校，认为两座城市可平分秋色，分别贡献3万单。不料上海连绵下雨，且上海学校游说门槛高，薛鼎亲自去前线督战也无济于事。而伴随5月17日营销冲单活动，仅武汉一城就贡献4万多单。武汉的负责人是纪拓。

“如果没有这4万多单我们B轮融资就很悬，当时是救命钱了。”夏一檬事后回忆。2016年9月，ofo宣布完成千万美元B轮融资。这为纪拓日后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提供了基础。2017年初年会，戴威颁给纪拓一辆牧马人。

也在这个800人的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钱！疯狂的钱！花不完的钱！

公司最鼎盛的时期，ofo前台都通过猎头来招

正当ofo兴高采烈品尝封校带来的一系列胜利果实时，摩拜在上海街头崛起。

因为车辆密度高，ofo在高校的运营效率令人欣羡。据员工透露，一辆车一天能被骑10次，每次5毛钱，一天挣5块钱，一个多月就能收回成本。“模型太好了，大家有点沉醉在里面。”然而，除了来自投资人的催促，2016年8月14日发生一件事，彻底激怒了ofo。

这天上班，ofo员工发现摩拜用200辆车，把方方正正的立方庭包围了。“别的地方一辆自行车都没投，明摆着是欺负人。”夏一檬至今气愤。他们商量要把这些车挪开，戴威回复说“不用”。

摩拜的举动让ofo惶恐。摩拜一辆车成本3000元，是小黄车彼时成本的15倍。他们担心摩拜足够受欢迎，更担心其背后有强大生产能力。摸不清对手虚实的ofo，当即组织人在每日凌晨3时到中关村数车。连续三天，他们发现摩拜只是把相同的200辆车，每晚装车挪到不同地方，才制造出车多的假象。而当他们悬着的心刚放下一点，2016年9月，摩拜又明目张胆挺进北大，ofo的大本营。ofo终于坐不住了。

一声令下，ofo重开校门，小黄车涌入城市。这距离它封锁校园刚刚过去四个月。从此，共享单车战场真正有了硝烟的味道。

2016年10月底，刚拿完融资的ofo将办公室搬到互联网金融中心，短暂过渡两个月后，又于圣诞节搬至理想国际大厦。这里可俯瞰北京大学，也是众多知名互联网企业云集地。在理想国际，今非昔比的ofo全面迈入大扩张、“大跃进”时期。

“热火朝天的，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当时觉得我们就该赢。”一位2017年5月加入的员工用“一场光荣的变革”来形容这种感觉。她记得入职第一天，理想国际11层人多到装不下，他们只能把一个长条桌夹在过道里，三人挤一张桌子。第二天又有人来，实在没座位，领导开玩笑说：“你坐个自行车上吧。”

向ofo汹涌而来的，除了敌人，还有金钱和欲望。公开资料显示，ofo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共完成四轮融资，从C轮到E轮，总融资额超过12.8亿美元，约合88.9亿元人民币。涉及投资方包括滴滴、阿里、小米、蚂蚁金服、DST、中信产业基金等十多个明星资本。（同时期摩拜披露的融资额超9.15亿美元，约合63.5亿元人民币。）

“我们那时候觉得，投资的金额远大于我们需要的资金量。有资金积压太多，一下子使用不掉的情况。”一位ofo离钱很近的员工说，“太多了！虽然这个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花得那种疯狂感……”

彼时业界公认的共享单车竞争模式是：融资-扩产能-铺车。绝大部分资金都流入自行车采购中。据《财经》记者了解，2017年3月至7月是ofo采购最疯狂的五个月。每个月采购量为300万－400万辆，总计采购1600万辆单车，实际履行约1200万辆。

一位ofo供应链人士给《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时ofo自行车单均成本360元人民币，机械锁约20元，运输物流约15元，合计近400元。换智能锁再加200元，合计接近600元。五个月总采购量1200万，乘以600元单均成本，得到这五个月的采购应付金额为——72亿元人民币（该部分尾款是导致ofo资金链紧张的因素之一）。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表示，ofo当时很多部门花钱铺张。一个他们常拿来举的例子是，2017年4月ofo花费千万请鹿晗当代言人；公司为每个员工购置价值2000元的升降桌，而据一位早期员工回忆，ofo早前办公室标配是119元宜家桌子+39.9元椅子；此外，有管理层还透露过想赞助环法车队，这大概需要花费数千万欧元，当然最后没有执行。

此前财新网报道ofo管理层“一人一辆特斯拉”，据《财经》记者了解，ofo创始团队有两辆特斯拉，戴威一辆（大概率是公司所有），张巳丁一辆（个人所有）。而杨品杰的车是宝马x5。

一位和ofo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高管回忆，当时和ofo有一项合作，他们说自己承担哪些费用、多少钱，ofo的反应是——“你给什么钱，这是看不起我们。”

“所有人都在抢时间。”上述人士从外部视角看，说：“就像三岁小朋友身边放了一堆金银财宝，谁都想去抢一下。他自己又不知道，别人给他一块糖，他可能就回对方一颗钻石。”比如当时，ofo的前台都通过猎头来招。

不过，在其他部门豪放投钱的时候，ofo对硬件部门相对精打细算。“车和锁想去要钱很困难，成本线卡得很死。”硬件部门员工金叶秋（化名）有些沮丧，“整个硬件在ofo的地位是很下面的。”

一位ofo公关部人士解释，这是因为ofo和摩拜是两种模式选择。ofo始终认为自己是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订单增长和速度为第一位，车和锁不过是完成目标的手段；摩拜从一开始认为自己是物联网公司，因而更看重硬件。

直到2017年下半年，ofo硬件矛盾此起彼伏地爆发，戴威才引起重视。一次，一批150万的智能锁因设计问题无法正常开启，戴威在专项会上发过一次大火。在场人士称，戴威一走进会议室就大声地指名道姓，相关负责人起立。他说了一些类似于“没做好”、“做错了”、“重大问题”、“工作失职”这样的话。

好消息是，2017年6月，一直处于追赶状态的ofo反超摩拜。不过，在无节制的挥霍中，戴威察觉出不对劲。2017年中的一次内部会上，戴威对在座高管说，大家的业绩和报告都很出色，但是高管对金钱没有概念，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所有人都在完成自己的KPI（绩效）,你KPI都没达成，还替公司思考财务问题，公司先把你开了。”一位在场人士说。

在狂热竞争中，对手无时无刻都在刺激你的神经。“2017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3点才睡觉。”一位ofo员工说。“你的大脑会不自觉紧绷，去追赶它（摩拜）的脚步，甚至是追赶前一秒你自己的脚步。”上述供应链人士说。

一位互联网创业者称，ofo和摩拜的战争很大程度陷入双方资本的盲目对冲，为了战斗而战斗，忽略了商业本质问题——“你会误以为押金是你的收入，但其实押金是你的负债；你会误以为车是你的资产，做损耗贬值，而不是支出的费用；你没想到采买成本可能是收不回来的，收回来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上述公关部人士说：“虽然心里面觉得财务模型跑不通，但觉得这么多明星资本进来，自己肯定没有投资人懂。既然投资人认可，ofo即便自己持续不下去……”他停顿一下说，“无论如何都能持续下去的。”金叶秋说：“ofo已经起来，我从没想过它能倒下。”

而一位ofo离职高层人士表示，ofo之所以用一种看似激进的姿态向前走，是因为投资人跟戴威说得非常清楚——“跑到市场第一，这是你唯一的目标，钱的事你不用管。”

2018年初的年会上，ofo请来在立方庭时员工最喜欢的民谣歌手赵雷，举办了一场以“TOP ONE”为主题的嘉年华。场上3400人，有员工感到场面一度有些混乱。也有供应商指出，这场年会费用未结清。

（2018年初，ofo以“TOP ONE”为主题举办年会，这时ofo员工3400人，过完年后陆续开始裁员。）

｜增长残酷物语

一位员工说，戴威是一个在商不言商的人。

竞争的枪林弹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公司内部也处在急速扩张带来的不间断权力更迭中。很多人的命运在其中几升几落、几起几伏。心态随之反复。

2016年11月，在大扩张开启前，张严琪以首席运营官的身份空降ofo。ofo迎来第一批“职业经理人”。张严琪是优步中国明星高管，因把成都带成优步增长最快的城市声名大噪。他加入ofo时，带来了一支原优步运营团队。

戴威对张严琪抱有很高期待，但他们的到来让以纪拓为“旗帜”的老员工大权旁落。在张第一次参加的内部会上，一位老员工做汇报，张严琪问了一个问题，老员工不屑地说：“这我不是讲过了吗？”戴威连忙出来调停，略带严厉地对老员工说：“你怎么这么牛呢？”

戴威对内对外多次表达对张严琪的欣赏。在2017年初的年会上，戴威宣布张严琪为“联合创始人”。另一个细节是，戴威举行婚礼，公司高管中仅请了一名伴郎，就是张严琪。

张严琪彼时带来三名管理层——范若愚接管北京，纪拓带领上十位华北骨干迁往深圳；欧竟接管上海，原城市经理被迫前往杭州；郭庆在总部负责策略。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内部稍显轰动的事：原上海城市经理和张严琪因一件“小事”在群里发生冲撞，结果是这位城市经理做了辞退处理。

有员工回忆，高层当时安慰老员工说，他们也知道让这个城市经理走没太大道理，但张严琪刚来，不能让他一点威信都立不起来。这之后老员工变得收敛。张严琪团队接管一半城市，原来的城市经理均降级为运营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