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一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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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豆花都是甜的，小地方并不存在咸甜两党的争执。
周凌尘还记得多年前大陆互联网上，旷日持久的对于豆花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大论战，那是在11年左右，那年他觉得自己风华正茂，和学校里所有的人想得一样，康健年轻的肉体享有足够多无聊的时间，虽然校园外的世界总是飘荡着成功学的幽灵，但是如果大学还保留一点真的尊严的话，大概象牙塔能够成为像周凌尘这样的懒鬼的最后一层遮羞布，于是他理所当然地加入了这场无聊的论战，并把网上某个嚣张的甜党骂得狗血淋头，他尖酸刻薄的语言获得了不少附和，这部分构成了他未来成为一个媒体人的自信，然而当时对于自己的浅薄过于乐观的误判，终于为六年后现在不上不下的职业生涯埋下了伏笔，这一切都有前因后果。
凌晨一点的台北，马路上开始刮起风来，海岛昼夜温差巨大，白天氤氲着一种潮湿的温热，夜晚却透出一股寒凉，周凌尘后悔少带了一件外套，尽管此刻瑟瑟发抖，他却并不能立刻回到温暖的酒店，他凝视着眼前已经见底的豆花——甜的——这是造成此刻困境的主要源泉，抬头看到豆花摊老板娘执着而坚定的眼睛，他知道他不付钱是一定走不了的了。手机上的电量只有10%，他后悔没有多问一句老板娘能不能用支付宝，但大错已经铸就，他只能懊丧地坐在这家叫“阿明豆花”的路边摊上，和这位可能是深绿背景的台湾大妈僵持不下。
“我能不能把我的台湾通行证押在这里，然后我再去取钱。”周凌尘望着大妈咄咄逼人的眼睛，提出来一个看起来相当合理的解决方案。
“不行。”台湾大妈口音软糯，像极了周凌尘童年印象中的台湾偶像剧里，扮演女主角妈妈的角色。然而剧情走向却全然没有按照“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样一句庸俗的旅行鸡汤一样发展：大妈说没带现金没关系啦，这碗豆花不要钱，少年郎，还要的话我给你盛一碗，我给你加椰果，这可是我们台湾特有的椰果厚……然后周凌尘和这位亲切的大妈，在深夜的路边摊，开始聊起大妈在大陆的亲戚，聊起在台湾和大陆的年轻人，聊起两岸的政治，最后在一种两岸
一家亲的氛围中结束这一次台湾选题的采风——然而这一切都没发生。
台北的冷漠击碎了周凌尘最后一丝幻想——这里和所有有所知名度的大城市并没有什么不同，或者只能说他遇到某些并不友善的个体，对于城市的美好想象在此刻并不能救场，在一个大城市吃饭不带钱，周凌尘和近年来中国最引以为傲的移动支付一起败倒在宝岛台湾，只能自认倒霉，台北毕竟不是中国管辖的土壤。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准确的说来是一个新媒体工作者，周凌尘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很爱看台湾人没见过世面的那种视频，比如台湾人到上海看到高楼啧啧赞叹，比如说台湾人在大陆高铁上竖硬币，还比如说台湾政论节目上的嘉宾被双十一恐怖的交易额唬得一愣一愣的……这一切对于周凌尘来说，说是被国家主义情绪所绑架，毋宁说是一种方便的报复心理。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以一个理性中立客观的媒体人自居（如果说在杭州一家屁大点的新媒体公司，专门撰写追热点的爆款公众号文章能够算作媒体人的话），面对国内不公正和威权制度下他总是持有一种自由主义者不合作的态度，而在国外却立刻变了一幅民族z义者的面孔，变得像一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播种机。
这一切转变都非常方便，完全看周凌尘当时的心理需求，对于某种信念感他是带有嘲笑态度的，“后现代社会了，你们还坚持什么。豆花咸党和甜党的论战，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缩影。”周凌尘不下一次的在杭州文艺青年圈子里发表过类似的言论，“面对权力和不公正你能干什么呢？你什么都不敢干。你只能用一种戏谑的态度来表达不满。”
以上这一番谈话能让他睿智又不失体面，听众连连点头认同，饭局上洋溢着一种众人说服自己犬儒后，幸存般的愉悦。
然而此时此刻，这个没有带钱的台北豆花摊，周凌尘只愿意选择一种偷懒的偏见，这几天台湾之行的怨气都在这个不愿意配合的台北大妈脸上晕染开来。这个大妈和普通的台湾大妈没有什么不同，皮肤褶皱面部微黄，看起来非常慈祥，带着一种疏离的礼貌，没有中国大妈的攻击性，但是此刻却咬着温柔的牙冠，像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一样，对于周凌尘不带现金的行为毫不退让。
于是在周凌尘的眼中，大妈晕染出一副面目可憎的嘴脸，心里升腾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感，整个台北都变得面部可憎起来。
“好吧，你这么做一定是针对我这个426。”周凌尘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没有说出来，知识分子的儒雅没有学全，知识分子的小气倒是学了不少。周凌尘火速预判了当下的形式，首先他认定在别人的主场绝不可以做出失态的行为，台湾竹联帮毕竟还是有点名气的，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新媒体人，他不敢造次，其次，吴京的脸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中国护照背后强大祖国的尊严，让他此刻绝不退让分毫。
于是周凌尘拿起了手机，打开微信给前男友发起了语音（声音特别大声）。
“我跟你说哦，千万不要来台湾，台北可破了，和大陆三线城市差不多。”周凌尘瞥了大妈一眼，“台北真的好萧条，颓废死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感觉这里的人都不是很开心的样子，什么小确幸，完全没有的事情，现在这儿只有小确丧，那种失业率攀升苟延残喘的丧。以前还吹嘘是什么亚洲四小龙嘞，搞成现在这副样子，我看用爱都发不了电。我觉得真的不用来了，台湾看起来就是低配版的日本，感觉是学了一半日本就学不动了。人倒是挺有礼貌的，那都是假客套，再礼貌能有日本人礼貌？”
周凌尘用极快的语速说完了上面这番话，猛吸了一口气，然后得胜的看着豆花摊的大妈，大妈停下手头收拾的工作，也愣愣地看着周凌尘，空气中绵延着尴尬的意思，故事还没转折，发出去的语音无人接听，一块四寸的屏幕上写着：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大妈拒绝了周凌尘这番可笑的抱怨，埋头继续收拾着自己的摊位，和任何一个城市里任何一个深夜街道的小摊摊主一样的沉默寡言。
手机上只有7%的电了，发完脾气却得不到回应的周凌尘像泄气的皮球，他不准备再做任何抵抗，拒收这段关于台湾语音的人，昵称叫做“湾湾”，这是周凌尘的前男友。在这个微凉的深夜，前尘往事涌上心头，关于周凌尘羞于启齿的那段恋情，以其溃败式的退让而收尾。
和大多数同性恋一样，周凌尘和湾湾是搞基软件上相识的，两人的软件上都放着杭州文艺同性恋一般的套路：性冷淡、展览、烟。两人扭扭捏捏的一拍即合，相约在西湖边的星巴克（西湖现在应该已经下雪了吧），炎热的夏季，断桥边的游客如织。
“选在白娘子和许仙相遇的地方，也真够俗的。”周凌尘下巴微抬（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部位），脸上挂着一丝浅笑，随时都凹着一副淡泊的样子。
“哈哈哈哈。”湾湾笑点低，对于周凌尘60分左右的笑话有求必应，以至于后来助长了周凌尘对于自己幽默感的过高估计。
“你为什么微信名字叫湾湾啊？”
“因为我喜欢台湾。”
“可你的打扮一点不像喜欢台湾的人。”
“喜欢台湾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土啊。”周凌尘抛出这个玩笑，倒是希望对方能抓到其中的奉承意味。眼前的湾湾（未来的男朋友），皮肤细腻，眉眼细长，有着浙江男孩子普遍的柔弱秀气，带着一副黑框眼镜，老实巴交的样子。周凌尘预感到这是一块能在上面尽情释放自己作逼情绪的处女地。
然而湾湾并没有接话。
“台湾并不土。”湾湾很严肃，“我很喜欢台湾电影和台湾的一些作家。”
“哦，是《那些年》还是《蓝色大门》那种吗？”
湾湾呷了一口星巴克，“不是，是侯孝贤、杨德昌还有蔡明亮那种，老一点的台湾电影。”
“嗯……我看过《悲情城市》，里面的音乐我很喜欢，是个日本的先锋电子乐团，给很多电影配过乐。”
“你说的是S.E.N.S，也不是很先锋吧。”湾湾面色平静细腻，丝毫没有要比拼的意思。
但是周凌尘已经开始较劲了，台湾电影和台湾文学是他的盲点，第一次约会不好好展示一下，以后还怎么在杭州文艺圈子混呢。
“对对对，就是S.E.N.S，他们的音乐很棒，相对于台湾，我更喜欢日本的电影。”
“黑泽明吗，还是北野武。”
“北野武看过一些，我更喜欢是枝裕和，《步履不停》（睡着看完的）实在是杰作。”周凌尘难得棋逢对手，他不能输给湾湾。
“日本的东西我看得很少。”
听到这句话周凌尘心里一阵松快，“我比较喜欢日本文学，特别是三岛由纪夫，还有川端康成这些，村上春树我也看，我觉得日本文学确实很能描绘一种现代性的焦虑。”
其实周凌尘日本文学也就看过几本，这时候不把三岛由纪夫们放出来，放东野圭吾之流，他没有赢的把握。
“嗯，有空我去看看。”湾湾露出为难的表情，“日本的东西我真的看得很少。”
“那你喜欢看台湾的什么？”周凌尘在确立了在对话中的主导地位后，适时的抛出了这个问题。
“就是白先勇、朱天文这些，小时候还看三毛什么的。”
“白先勇（没看过），《孽子》对吧，不错的。”
“还有《纽约客》和《台北人》，我最喜欢《台北人》。”
“我没有看过，那我以后可以和你一起看吗？（此处是交配的信号）。”周凌尘笑出一对迷人的眯眯眼，这是他最勾人的部分，湾湾不久之后就和他上床了。
谈恋爱必须要居高临下，周凌尘善于玩这样的体位游戏，文艺青年的爱情故事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在床上搞得汗流浃背之外，还要心照不宣地隐藏彼此的肤浅，再不断添加趣味的交集。和湾湾恋爱的这段时间，周凌尘和他一起看了不少台湾的文艺作品。
从侯孝贤的《恋恋风尘》，再到杨德昌的《一一》，还有在周凌尘看来极其无聊的蔡明亮，因为爱情的滋润，他都勉为其难地看完了，他不得不承认台湾电影中的确有不少好作品，这大大丰富了他以后去文艺青年饭局的武器库，和他吃饭的都是业余文青，和他们比起来，他还勉强算是个文字工作者呢。虽然比起爱好文艺本身，他更爱文艺的标签，比起别的装逼方式来说，好在装文艺逼的成本比较低。
于是对于一个并不文艺的人，虚荣心才是底子，在和湾湾相处的过程中，周凌尘渐渐的露出了自己公主病的一面，一开始湾湾还能忍受，可是定时炸弹早就埋了下来。导火索在他和湾湾抽着事后烟的下午，湾湾躺在他的肚子上，两人都只穿了一条内裤，交战过后的生殖器已经偃旗息鼓，双份的贤者时间，周凌尘手里夹着一根烟，眼前是湾湾白净的脸，一切都是文艺片里浪漫完美的样子，快要以为自己在演《春光乍泄》。
可此刻蓝牙音箱里飘来一个破锣嗓子：“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湾湾放起了罗大佑。
“什么东西？”
湾湾睁开眼睛，“罗大佑啊。”
“放这个干嘛，鬼气森森的，一点都不符合现在的情境。”
“你听听嘛，很好听的，台湾新民谣。”
“台湾，又是台湾，有完没完。你能不能把这音乐关了，咱们静静地躺一会儿。”
“我开小声一点。”
“关了。”
“宝宝，就听一会儿。”
“听你妈，性子都被你给搞没了。”周凌尘推开肚子上的湾湾，摔门而去。
按照往常，湾湾会再来找他，安慰他，道歉，给他煲汤，然后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他会在道歉环节真实地生气，在喝完汤之后佯装生气，在看电影的时候故意甩开黑暗中摸过来的手，然后在回湾湾家的路上噗嗤一声笑出来，在他操湾湾的时候，在真实的浓情蜜意中言归于好。
这种套路他已经在不同的人身上试过多次，他吃透了湾湾这种人的性子，看起来唯唯诺诺的湾湾，台湾文艺片爱好者的湾湾，需要的是这种戏剧般的冲击，台湾电影里的世界不需要那么多的冲击，但是湾湾需要，那周凌尘就可以加倍地折磨他。
然而从六月到十二月，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元旦前夕，大衣已经抵御不了杭州的寒风，周凌尘还准备坚持一会儿，不想穿上丑陋的羽绒服，然而这一次的湾湾并没有来找他。
周凌尘的工作停滞不前，元旦将至，依然给城市公众号写些诸如《拒绝网红店，杭州冷门好吃的餐馆》《致我们温暖的小美好！杭州这些瞬间，戳中你的泪点了吗？》的100000+文章，不过这十万人压根不知道他是谁。
多年前周凌尘甩掉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叔，分手的时候对方赌咒似的告诉周凌尘“你迟早会为自己的性格买单，以后你只会觉得自己活该。”周凌尘当时嗤之以鼻，元旦夜晚望着窗外却深以为然。自己不是活该是什么呢。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就是舔着脸给湾湾发了一条微信。
“湾仔，你在干嘛呢？”
“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周凌尘发现湾湾把自己拉黑后，新的一年开始了，周凌尘被派去台湾，一半算是给新文章采风，一半算是部门领导斗争胜利后，给周凌尘的奖励。没有站错队，这是周凌尘去年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
周凌尘这个名字和要一个叫纪凌尘的模特有点像，这是他经常开玩笑的地方，纪凌尘那张帅气的脸在互联网世界中飘荡，看久了会有一种距离感，就像周凌尘看台北，看湾湾喜欢却没来过的台北，让人觉得熟悉而又陌生。
周凌尘到台北已经临近午夜，旧恋情应该翻篇，台北却如此让人失望，那个清丽的洋溢着小确幸的台北并不存在，周凌尘本来想约个炮，打开软件，周围不少吸毒的同性恋，Grindr上写着BBhifun,hi或者icefun。亚热带季风气候溜冰的男子，和破落萧条的台北相得益彰，洋溢着一种末日交欢的情绪。
浅薄最怕和敏感同时做朋友，这两样调料让周凌尘更加的忧愁。
周凌尘随意地问了问之前在曼谷认识的炮友，国外长大的曼谷男孩，在台湾读研究生：笑起来有种东南亚特有的无畏和天真，黝黑的皮肤光滑的身体，抱起来像是一面黑色的锦旗，全然不似大汉民族那样病怏怏的惨白，三年前他们在曼谷的出租车后座亲吻，司机见怪不怪，路灯的光线，一阵一阵匀速地划过他们热吻的脸，电影电影，又像是王家卫的电影画面，王家卫的电影画面，是周凌尘这样的假文青的终极。
周凌尘和这个曼谷男孩相约再见，也许再也不会见了。然而这个落寞的档口，本来约定要和湾湾来的台湾，周凌尘孤身一人来了。
“Are U in Taiwan？”
“YEP,I’m now in Taiwan.Will u Come to Tawiwan?”
“yea,I’m in Taipei now.”
“OMG!!! Wanna meet u now.”
周凌尘投下的石子很快得到回应，但是他立刻后悔了。出于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看到这个泰国男孩子现在的照片，好像胖了不少，这不是主要原因。他深怕自己再失望了，此时此刻，他可是一点失望都受不了的。某种文艺浪漫的画面有多美丽，他破灭的可能性就越迅速。甚至是说，他压根就不想来台湾认识人，但是他又有点想。啊，我们瞬息万变的写作者周凌尘，虽然写着城市公众号，却有着严肃文学家一般的不安，相比他的焦虑不安而言，实在是大材小用了。
“When r u free?miss u so much,where r u now?”
“I’m not sure.just hang on the street.”
周凌尘并不想见他，尤其是头两天，他越是在台北闲逛，以前和湾湾看过的电影越是历历在目，这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试着以一种游客的态度来欣赏台北然而他却没有那种心情。周凌尘喝了奶茶，吃了卤肉饭，还去夜市逛了一圈。当你过了二十五岁以后，如果不是受到了人生的重创，空荡而陌生的街道，绝不会再为你的多愁善感买单，那就是条街，空无一物，没有感情。
周凌尘在台北的第三天，终于暂时忘记了湾湾，台北变得没那么无趣，他有的没的和搞基软件上的人搭话，也偶尔回复一下那个泰国男孩子。他希望在一种拖延和不坚决的态度中，心安理得的把可能有的任何面基的机会拖到离开台湾的时候。
他看国内的朋友圈，听说杭州已经开始下雪了，西湖边抗冻的游人依然熙熙攘攘，人们在网络上发些少见多怪的雪景，赞美西湖，赞美自己的生活。然而周凌尘却在这个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的城市滞留，他感受不到那种冰天雪地的寒风，这里却也不见得温暖。
于是在一个失眠的深夜，关掉酒店电视里攻击或赞美大陆的偏颇新闻，周凌尘准备去街上走走，忘记带现金并顺利陷落在车站旁的豆花摊上。
还有5%的电，豆花摊大妈目光灼灼，两点钟的台北，事情没有任进展。
“hi there.”泰国男孩发来信息。
二十分钟后，台北深夜的豆花摊，周凌尘和一个总是微笑着的泰国男孩在抽烟，直到打完炮他也没记住他的名字。泰国男孩雪中送炭，终于在手机断电前的一分钟赶到，黝黑的皮肤，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三年不见，周凌尘和泰国人彼此有浅浅的热络，这个海外长大的泰国男孩，说话像个老外，总是说自己只想要happy life,相比台北的沉闷和无聊，东南亚天真混合白人社会的天真，显得加倍的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