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证指数下跌27.09点，收盘报2549.56点，成交量为937.1亿元，如下图所示：
大盘继续下跌，均线系统继续空头排列，是以我们继续维持谨慎保守的策略不变。
今天我们继续聊教育。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两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教育体制，而这两种教育体制都不是为了培养创造力，甚至是在打压创造力的。
第一种教育体制是中国的科举制。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创始于隋朝，形成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强化于明朝，结束于清朝，其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维稳。科举制之前的中国官员选拔制度叫作九品中正制，即由朝廷指派特定官员到民间考核人才，根据家世和品行来分为九品录用，由魏文帝曹丕时期的吏部尚书陈群所创立。魏晋南北朝，由于门阀势力强大，致使考核人才时总是特别偏向于上品豪门，乃至于最终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士族子弟无须努力就能够做官，于是就开始不思进取。寒门子弟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做官，于是就容易作乱。科举制，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而出现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地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请注意，李世民这里说的是“天下英雄”，而不是“天下贤才”，更不是“天下圣贤”，什么叫天下英雄？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这个道德根本就没什么关系，谈的只是能力，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创造力。李世民说，我用科举制把全天下有创造力的人都一网打进了，你们再也没有办法作乱了。
在《儒林外史》的第十三回有段话是这样说的：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该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马二先生道：”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上，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
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读书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如果不能做官，那读书学习有什么用？至于创造力，那是没人在乎，一点不重要的。这个观点到现在依然如此，读书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如果不能赚钱，那还读书学习干嘛？
第二种教育体制是普鲁士的教育制度，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学校教育的一切特征都是从普鲁士教育体系沿袭下来的，包括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课程之间穿插有午餐和体育课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原本浩瀚辽阔的人类思想被不断细分切割成一块块，每一块称为一个“学科”，原本融会贯通的概念则被划分成独立的“课程单元”。
这套教育体制是普鲁士人在18世纪发明的。显然，普鲁士人发明这套教育体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是要培养出大量忠于领袖而便于管理的国民。正是由于这套教育体系，为普鲁士培养大量优秀的工人，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强劲的人力支持。所以，当普鲁士取得普法战争的胜利后，普鲁士元帅毛奇骄傲地说：“德意志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可见普鲁士教育对于工业化时代的富国强兵是有非常经济有效的，于是这套体系逐渐推广到其它欧洲国家和美国，19世纪中后期又开始逐渐推广到中国和日本。然而，这套教育体制在本质上是反对学生进行深入探索的，在工业化时代，国民的创造力远不如技艺娴熟和服从指挥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