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2日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当前，中越两国均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双方要以两党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在前进道路上和衷共济、共谋发展。阮富仲积极回应，感谢中方对越南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给予的巨大帮助，支持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以来，两党两国高层保持密切接触，中越关系取得积极进展，但近年外媒不乏“挑拨”之声，在两国部分民众中也有一些负面情绪，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
观察者网：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前几日在河内会见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越方将学习了解十九大精神，借鉴有益成功经验，推动自身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就您了解，今日的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供越南借鉴？
许利平：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周年里中国积累了关于治国理政的非常好的经验，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政治的高度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第二条，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叫大事？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办不了的，但社会主义能发挥制度优势办好的大的事情。中国很多大项目的推进、很短时间内完成，都是利用社会主义这一优势，不仅能够凝聚人心、给人信心，还有示范作用。
第三条经验，大力发展基础设施，这是经济成就的根本。中国铁路、公路、港口、桥梁、机场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就没有改革开放40年来伟大的成就。如何建设基础设施，我觉得中国的经验值得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还有一点，与治国理政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自我纠错的机制。比如反腐，对党员、干部，抓住关键少数，从而巩固共产党执政，带领人民消除贫困、发家致富奔小康。
观察者网：您去年1月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曾提到“越共党内出现了‘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的现象。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有所下降。”至今近两年过去，这一情况是否好转？
许利平：是的，在越南社会情况已有所改变。我们从越南十二大的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过于西化的党员干部基本没有进入领导层，扭转了先前过于西化、散漫的趋势。
这一变化也使越南共产党深深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的国家现代化目标才有可能达成。中国的日益强大为越南提供了借鉴，也给越南执政党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即我们要坚持制度自信。这一共识，在越南共产党党内也越来越强。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日，继续留任越共总书记职位的现任领导人阮富仲与新委员亮相。（图：Hoang Dinh Nam / 东方IC）
观察者网：您认为越南近几年来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反过来能为中国提供什么启示？
许利平：越南近几年的过度开放、过度自由，在某些方面带来很多副作用。这反过来证明了集中、稳定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如果能把这些优越性发挥到极致，就一定会推动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的实现。
观察者网：在经济层面，中越两国正积极推动“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您能否帮科普下，这两个框架在越南的推行有哪些重合点和不同点？
许利平：“两廊一圈”这一概念已提出很长时间，最主要目标是把越南的发展同我国广西北部湾、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融为一体，更多是强调区域的一体化；而“一带一路”涉及范围更广，不仅关注北部湾、珠三角和越南的对接，更是关注全球层面更大区域的对接。
现在，“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的对接面临一些障碍，目前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如何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比如广西、云南和越南陆地接壤，如何发挥这些地方的作用，是对接的关键因素。
观察者网：除了对接障碍，您认为中国在越南推广“一带一路”倡议时，还常遇到哪些阻力？
许利平：主要的阻力就是中国威胁论。虽然中越两国政治制度相同、理念相同，有高度的政治共识，但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的影响，再加上两国在南海方面存有争端，越南国内存在中国威胁论。
以泛亚铁路为例。虽然提出建设泛亚铁路的想法比“一带一路”要早，但广义来讲，也属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泛亚铁路分为三条线路，东线经过越南，中线经老挝，西线经缅甸。
目前，经过老挝的线最早开工、运作，而实际上这条线在基础等各方面条件最差；最成熟的是经过越南的线。前段时间，中国要修建越南的高铁，被越南国会给否决了，我认为其中就有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观察者网：考虑到越南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您认为中国在越南推广“一带一路”时，需多注意哪些事项？
许利平：越南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所以中国要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政策，根据“四好”原则发展中越间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具体来讲，中国与越南在媒体方面还需要加强交流。越南民众对中国有些负面认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些认知在社交媒体领域影响非常大。在互联网的管控方面，大家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投资方面，就是得让越南感到真正的实惠。现在中国在越南投资越来越多，让两国企业都能感觉到受益，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投资虽然有中国公司的参与，但都是通过跨国公司运作。比如三星公司将部分厂家从东莞迁移到越南，大部分产品从中国进口，贸易在三星公司内部进行，但表现为中国和越南间的贸易逆差。
在现今中越贸易结构中，越南是逆差方，相应的，我们是顺差方。这一贸易结构，可能让一些越南人感觉自己是吃亏的。实际上，部分产品进口对越南的工业化是非常有利的，而进口也是跨国公司在操作。我觉得两国的政府、民众要了解这一点，这一情况也需要更多的阐释。
第三点，则是注意两国人民的人文交流。比如，中国曾邀请3000名越南青年参加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加强青年间的友好交流。青年是两国的未来，所以在继续推进中越两国青年的友好交往方面要多下功夫。
此外，中国还需同越南加强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加强政治互信，减少中国威胁论。中越两党间有理论研讨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方式。
观察者网：您提到经济往来要让双方都感到受益。先前有媒体报道援引越南华裔学者表述，称近年来越南国内对中国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在社会问题上，抱怨中国公司总是习惯带着自己的建设队伍来越南，很少把工作机会提供给越南本地人。您有多次往返越南的经历，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许利平：我觉得这得有一个过程。虽然越南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比较多，这是他的优势，但是很多劳动力没经过培训，还无法达到对高级技术研究人员的要求。因此，在未来中越两国人文交流方面，职业教育合作也是重要的一节。
现在中国和东盟成立了职业教育的合作联盟，中国选了10所职业技术学校与东盟的相关院校进行合作。这是非常好的，但目前这一机制还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优势，我觉得职业教育联盟应该和企业深度合作。
越南也一样。随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转移到越南，越南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迫切需要工程师等中层以上的技术人员或领导。中越可以推进相应高等教育的合作，但这些都需要时间。目前来看，这块也是短板，未来需要加强。
观察者网：《经济学人》2016年曾撰文称越南经济发展迅猛，有望成为“另一只亚洲小虎”。文中谈道：“‘越南制造’势头强劲，大有取代‘中国制造’之势”，越南的发展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挑战”。您认为呢？
许利平：越南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挑战，毕竟给中国一些省份及城市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总体来说，越南的工业化和中国的工业化有层次之分，两者的工业化水平是有差异的。
越南人均GDP多年来高速增长，图为越南1980~2014年GDP增幅线图（图/Index Mundi）
对中国而言，有一定的冲击，但是中国不怕，而且这样也有利于迫使中国的产业、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中国企业的更新换代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反过来，中国可以利用“一带一路”，和越南在产业链、工业链等层面形成一个真正的网络，这样也有利于中越两国在工业合作方面形成良性的互动。
其实，从更大范围来讲，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体量不一样，越南在面积、人口等方面和中国不是一个量级的。严格说来，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观察者网：众多现实情况表明，中越两国之间，特别是普通民众之间，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两国部分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对方负面印象加深。就您日常接触来讲，两国民众对彼此存有哪些误解？这些误解又该如何消弭？
许利平：越南在五、六十年代就和中国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但发展至今，众多国人认为两者在现实中的关系和“同志+兄弟”相比，有一定的“温差”——主要体现在，越南在历史、南海问题上表现得过于激进。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越南——如到越南的岘港、芽庄、西贡、下龙湾等地旅行，对越南的陌生感也逐渐消失，因为似乎看到了中国80年代的影子。
中越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继续高涨的话，毫无疑问会对两国的关系带来负面冲击，也因此，中越两国政府应多管控彼此的民族主义情绪。
前几个月，越南修改教科书，把中国同其在历史上的交往称为“侵略”，某种程度上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希望越南的党和政府从大局出发，在这点上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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