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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九旬的杨维骏依旧保持着革命年代的风格,这使他与现今的官场风气越来越格格不入。 (南方周末记者 刘炎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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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的昆明,阳光很好,吹着微风。92岁的杨维骏坐在朝南的会客室里,不时接各地的来电。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还有些是老友的道贺。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白恩培落马。在大同小异的报道里,这位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成了“凭借一己之力拉下大贪官”的斗士。而老人只是淡淡地表示乐观其成,“这才开始”。
在过去几年里,杨维骏一直坚持实名举报当地官场的各种贪腐和官僚问题,2010年他因带着农民上访事件扬名,2013年又因一封在网上实名举报白恩培的信件再度引起舆论关注。
多位云南老干部谈及杨维骏,尽是溢美之词:执著,有勇气,“身上有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的硬朗、直接的风格”。还有人说他像“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我就是一个异类,常常不合时宜。”这位“曾与蒋介石斗争到底”的老革命说,“现在这个世道完全变了,是非观念颠倒了,好像是干不好的事才是正常的,干好事反而变成奇怪的了。”
客厅沙发后面的白墙上,挂着杨维骏自己写的诗:“冬去春来往又还,沉浮世上哪能完。人生百岁如弹指,轻看浊流心自恬。”
杨维骏和白恩培没共事过。2001年10月,55岁的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转任云南时,杨维骏已经离休快3年。
不过,新省委书记甫一上任,就被这位退休老干部紧追不舍。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这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白恩培到任没几天。杨维骏给白恩培提了一些有关城市发展的意见,但几次三番,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在云南省“两会”上,杨维骏又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得到明确答复,几次下来,杨维骏“就不问了”。
“我知道他是敷衍我,就这样了。”此后,杨维骏对白恩培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白恩培履新后的重要决策之一,是提出昆明市“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围绕滇池造城,打造大昆明,“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当时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很多专家和老干部不免担心,太快会出问题。杨维骏是其中态度鲜明的反对者之一。
为了尽快推进落实,白恩培召开了省委省政府联席办公会议,又让昆明市规划局召开了一个专家听证会,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杨维骏不服,觉得听证会上请的专家结构有问题,缺少真正持反对意见者。他去找时任省政协主席:“政协是民主监督,是不是开个会?”政协主席随后召集昆明市规划局来汇报情况,但杨维骏还是觉得,这是在敷衍他,“避免政协跟省委唱对台戏”。
不过经此一事,杨维骏得到了省委有关领导的主动关注。
一位新上任省领导就曾带着秘书前往他家探望。他们聊了大概20分钟。“我还想找4个专家,请你安排半天时间,咱们好好深入探讨一下。”杨维骏说。领导点头记下,同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领导最爱听取不同的意见。”
快到中秋节,这位领导让人送来两盒月饼。杨维骏有些失望,他等到的就是这个结果——“两盒月饼”。
白恩培在云南当了近十年省委书记。杨维骏说,后来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作为党外人士,他就被排除在外了。
不过,只要有机会,他就不放过。
2008年之后,因为接到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杨维骏写成材料,带到了2009年的新年团拜会上。
他原本想当面交给白恩培。但到了现场后,担心单独递交起不到效果,就趁对方上台讲话之际,将材料分发给与白恩培同坐主桌的省委常委,人手一份。
这一招后来见效了,但有人对杨维骏说,白书记很不高兴。
还是2009年,杨维骏又接到一个线索,省内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人民币控制了近六成股权。而据他了解,这是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价值5000亿人民币。
“这不是贱卖嘛!”杨维骏又坐不住了,他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
杨维骏在云南官场“红了”,一些老干部称赞他勇敢,也有人劝他注意安全。
曾担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义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曾不止一次劝他,有些事情,不要管了,不要太累了。”
有一次杨维骏到王义明家做客,杨维骏的夫人也曾私下里跟王义明说:“我劝他不听,你再找时间劝劝吧。”王义明再劝,杨维骏却回道:“你才是息事宁人。”
杨维骏知道,铅锌矿一事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
而他强烈反对的造城运动,正轰轰烈烈进行着。昆明市还提出了“全域城镇化”的新思路。
到了2011年8月3日,“历时4年之久上百人参与”的《滇中城市群规划
(2009-2030)
》正式发布。昆明将加快构建以“一湖四片”、“一主四辅”为骨架的区域性国际城市新格局。
杨维骏看到这些,就跑到市委老干部局的一个会议上说:“大昆明是错误的,区域城镇化更错误。”主持会议的一位负责人说:“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杨维骏也习惯了:“反正我有机会就提意见。”
1922年出生在昆明的杨维骏,在家排行第五。父亲是滇中名将杨蓁,同盟会成员,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杨维骏三岁时,父亲被人杀害。少年杨维骏被家人送到上海读书。他自言在家仇国恨中长大,从小性格比较直,敢于批评。
因为参与成功策动了军阀卢汉起义,1949年后,杨维骏仕途平坦,一度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直到1959年因拒绝揭发曾共事过的“右派”社会学家费孝通,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后来在费孝通帮助下,摘了右派帽子的杨维骏重新恢复了统战部副秘书长职务,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
“我很高兴,过去提多少建议,人微言轻,得不到理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提出建议,至少总会得到答复吧!”
此外,他还当选了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3年至1988年)
。不过,好景不长。
一次,在参加云南省组织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中,他们接到某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一个女港商以次充好,将不合使用的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给该厂,有关部门层层开绿灯,这位经理抵制,竟被上级主管部门以不称职为由撤职,而女港商从中捞了一大笔。
杨维骏等人经过调查,掌握了确凿证据,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调查。
他没想到的是,这得罪了省里某位领导,案子则不了了之。
在下届出席全国人大的云南代表中,许多代表继续留任,杨维骏落选。他认为受了此事影响。
当时改革开放伊始,许多政府机关竞相办公司,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云南省成立了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省长任组长,省政协也需要有人出任副组长,时任省政协主席刘树生推荐了杨维骏。
在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中,杨维骏结识了一些“党性强、刚正不阿的党员”,比如时任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罗运通、昆明市检察院检察长丁允中、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仁信等。
杨维骏在自传中提及了他的这些官场知己。
丁允中在当地以执法铁面无私著称。在华宁县任公安局长时,省委书记的女婿涉嫌贪污,依法应逮捕法办。但这位官家女婿当时住在省委大院岳父的家中。
省检察院领导叮嘱丁允中:“你可不能去书记家中抓人啊!”
丁说:“我有办法。”
他派人守在省委大院门口。这位女婿一走出大院,就被抓了个正着。正在外地的省委书记打电话问:为什么抓人?丁允中说:“有确凿证据,是依法逮捕。”
后来丁允中退休时,杨维骏送了一首诗给他:“为正纪纲心力焦,威权门下不弯腰。君虽告老心难静,伏案犹挥正纪刀。”
杨维骏敬佩的同僚还有徐仁信。有一次,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议某事,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仁信认为不符合人大组织法,提出反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称,此事经过了省人大同意。徐仁信又去了省人大,和一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争论起来。事后,那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徐仁信这人好拗!
徐仁信同样是解放前的老革命,退休时只是厅级干部。杨维骏写了一首诗相赠:“利禄功名尽可扔,是非曲直必分清。任凭常有笑君拗,偏作权奸眼里钉。”
南方周末记者向两位云南省老干部求证,得知这些官场轶事“确实属实”。
如今丁允中和徐仁信,也都近90岁。杨维骏期望南方周末记者去找他们聊聊,但他们的衰老远比他想象的更快,耳聋。徐仁信的女儿已经60岁,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只剩下他
(杨维骏)
一人,继续举着长矛,冲向风车。”她说,父亲虽然时有老年痴呆的表现,但有时提到杨维骏,还是会说:“佩服。”
1993年杨维骏退出政协副主席一职,1998年又从民盟相关岗位上离休。此时,在美国留学并就业的儿子,来信要杨维骏夫妇去美国探亲。
这趟探亲之旅变成了工作考察。杨维骏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六万字的《美国社会动态侧记》。他在观察美国社会的同时,思考着国内的问题。比如,他提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普遍遵守商业信用,说谎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但联想到国内,“官场上,假产值,假成绩,假报表,假统计比比皆是;有些人口头上马列主义,一肚子封建主义。讲真话的人不是没有,可往往遭排挤打击”。
南方周末记者问,离休之后,还跟官场的人有交往吗?杨维骏说,有时省委老干部局组织老干部,去调查、参观,在一起也很少谈政治,就是旅游观光。
这天,一位画家找到杨维骏,自称很敬佩他,想为其画一幅画作:“杨老你属相是什么?”杨维骏笑着说:“属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