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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国人之学”即是“国学”

社会科学报  · 公众号  ·  · 2019-10-31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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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研究不是简单地模仿外国、学习外国,而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审视外国、阐释外国,乃至扬长避短、超越外国,将外来的东西化为己有。这样的“洋学”就具备了中国“国学”的品格。

原文 : 《“国人之学”即是“国学”》

作者 | 北京师范大学  王向远

图片 | 网络



中国人的外国问题研究也应属于“国学”的范畴


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上看,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学者,几乎没有不关注外国问题的。 不管他们懂不懂外语,懂多少外语,都不减他们探索研究外国问题的热情。近代的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鲁迅等,现当代的钱钟书、季羡林、朱光潜、王元化、饶宗颐等,他们其实都不仅是研究中国之“国故”的所谓“国学家”,而且是研究“洋学”的“外国学家”。

国学、洋学(包括西学、东方学)本来是研究领域上的相对划分。“国学”这个词原本就不是中国产的,而是在日本江户时代产生的一个日语词,是日本学界在“汉学”、“洋学”之外对本国学术的身份确认。“国学”一词输入中国后,也与“西学”、“洋学”(外国学)相对而言。而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国学”与“洋学”的绝对分野已经不存在了。“学贯中西”或“学贯中外”成为可能,“国学”、“西学”(西方学)、“东方学”之间只是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上的区分,而不是研究者文化立场与文化身份的标注。因而,在更高的意义上说,凡是中国人做的学问,不论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外国问题的,都应属于“中国之学”,即“国学”;凡是中国人所做的学问,包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只要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立场与思想智慧的,都应该称之为“国学”。“国学”不仅指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也包括研究外国问题的“洋学”。 简言之,凡是“中国人之学”,就应该称为“国学”。这是时代所赋予“国学”的新的涵义。



近年来,或许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对“国学”这个词有了这样新的理解 ,一些原本以研究外国问题为主业的学者,更多地被人称为“国学”家。例如近几年来大众媒体对季羡林先生报道较多,大多以“国学家”称之。实际上,季先生很少研究纯粹的中国问题,而是在中印及中外文化交流中研究中国问题,主要属于“印度学”及“东方学”的范畴.而不属于通常所谓的“国学”范畴。对他以“国学家”相称,不太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及“国学家”的内涵界定,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惑。或许大众媒体对季羡林先生使用“国学家”这一称谓,更多地是为了让普通受众理解其价值。因为,所谓“东方学家”、“西学家”之类,毕竟听上去太专业化。 然而,若根据“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样的判断,把季羡林先生这样的“东方学家”称为“国学家”,倒是“歪打正着”了。

不仅是对季羡林先生,“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一判断也符合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实际情况。 一百多年来,包括“西学”和“东方学”在内的许多优秀的“洋学家”或“外国学家”,同时又都是优秀的“国学家”。他们研究外国问题,并不是拾洋人之牙慧,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去烛照外国、阐释外国,并由此返观本国。这样的“外国学家”归根到底是属于中国的,是属于中国学术史的。因而,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也应该属于“国学”的范畴。



中国的“洋学”应该有“国学”品格


称得上“国学”的外国问题研究,称得上“国学家”的外国问题研究者,就不能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就不能不对外国人有所超越。 简言之,中国的外国研究、即中国的“洋学”,应该有中国“国学”的品格。

一些人认为,中国人研究“洋学”,其水平难以与对象国的研究相比,因为人家具有天时地利,而我们则没有。但是,这种看法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研究外国问题当然比研究本国问题有着更多、更大的困难,不仅收集资料存在很多不便和麻烦,而且还有着地理、语言、文化上的种种阻隔。但是,也恰恰因为是这样的阻隔,外国问题研究者才有更多的跨文化优势。



今天,我们研究外国问题,尤其是外国的学术问题,要保持好中国人的姿态和文化立场,就要继承和借鉴前辈学者的经验。 首先必须尊重、必须弄懂外国的原典、了解外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做出我们的解读和判断,为此就不能以外国学者的观点为圭臬,不能以获得某些外国人一时的认同夸赞便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不能以“国际化”、“国际交流”或“与国际接轨”等交际性的理由,对外国人随声附和。否则,就会将学术文化的交流等同于急功近利的政治交易或商业交换。

另一方面,倘若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足够的独立精神,就不必急于求得外国人的所谓“承认”。对外国学者应该不苟同、但存异。 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与学术才能独立,才能在世界思想和学术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占有自己的地位。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国外的汉学家与中国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样的,我们会真正尊重和重视国外的汉学吗?我们有必要像今天这样兴师动众地研究“国外汉学”吗?同样,假若我们研究外国学问而与外国人趋同,例如研究美国问题便附和美国人,研究日本问题便以日本学者的观点为规矩绳墨,研究德国问题就不敢越德国学者雷池之一步,那情形将会怎么样呢?那样做,可能很快就会得到一些外国人廉价的赞赏,然而,低首下心的模仿者可以取悦于人,但绝不会受到真正的重视和尊敬。相反,在学术问题上,我们若有独到的思路和见地,能够提出自己合于事实、又合于逻辑的看法和观点,可能会使一些外国人感到不适和不爽,但是最终他们可以不“心悦”,却不能不“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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