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愚蠢的印太战略：在亚洲增加新的承诺只会招致灾难
作者：范·杰克逊（Van Jackson）
译者：马鸣蓝
“印度-太平洋”一词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对亚洲的重新认识，它正在重新安排美国的外交政策。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杰出研究员范·杰克逊（Van Jackson）于2021年3月12日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愚蠢的印太战略》（America’s Indo-Pacific Folly）一文，指出尽管印太地区对相关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都是假想的，印太地区几十年来之不易的和平将直接地取决于美国的言行，美国决不能让傲慢、恐惧或集体思维扭曲其对威胁、利益和威胁的看法能力，否则其将印度洋与东亚相提并论的兴趣可能导致灾难。
范·杰克逊（Van Jackson）是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杰出研究员、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新西兰战略研究中心国防和战略研究员。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首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时强调，“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对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承诺“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对韩国领导人文在寅（Moon Jae-in）表示，美韩联盟是“印度-太平洋安全与繁荣的关键因素”。根据白宫公布的谈话内容，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在通话中都强调了美日同盟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的重要性。
图为拜登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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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十年前，“印度-太平洋”还是一个会让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挠头的词语。但到了今天，这一词语不仅是华盛顿的陈词滥调，而且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对亚洲的重新认识，它正在重新安排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执政初期，拜登任命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亚洲“支点”的设计师之一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他的“印度-太平洋协调员”，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新设的职位。不久之后，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Phil Davidson）——几年前的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现在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宣布五角大楼正从其对东北亚和关岛的历史性关注转向“修订我们的印太部队部署”，以此来应对中国迅速的现代化。在拜登本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四国领导人会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对记者说，总统决定将这次峰会作为他最早的多边活动之一，“说明了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演变过程中重视与盟友和伙伴的密切合作。”
“印度-太平洋”从陌生的术语到外交政策的陈词滥调，并不是严格的政策辩论或仔细考虑的产物。相反，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机构不假思索地将特朗普时代充满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不受约束的假设的措辞转变内化了。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目标听起来可能很高尚，但追求它将使美国误入歧途。
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扩展了亚洲的含义，包括印度洋地区，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领域，许多人现在认为这一领域对制衡中国至关重要。以这种方式扩大地区范围，鼓励了军事上的过度扩张，美国也将作出难以捍卫的承诺，并使得决策者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注意力分散，几十年来之不易的和平将更直接地取决于美国的言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仅仅是大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部分，它们也是美国在亚洲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地理位置，因为最新的地缘政治流行语而放弃这些地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印度-太平洋的现代概念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正在带来一种动态耦合，成为自由和繁荣的海洋。一个打破地理边界的“更广泛的亚洲”现在开始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形式。”演讲后，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概念为日本、印度乃至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界反复引用。印度洋一直对这些国家至关重要；对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说更是如此。在21世纪早期，日本战略家们悄悄地提出了在印太地区与印度合作的想法，以削弱中国在东亚的实力。将亚洲重塑为符合这三个国家的利益的印度-太平洋国家。
早在2002年，五角大楼就开始把扩大美国在印度洋影响力的想法作为美国向亚洲更广泛的重新定位的一部分。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担任总统期间，人们开始大量提及印度-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国防战略家开始将印度洋地区视为一个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平衡崛起中的中国的地方。但是，直到2010年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发表后，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大国战略博弈的中心这一理念才真正进入美国决策者的想象。
卡普兰的预言是自负的，只有在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之后，印度-太平洋才成为华盛顿的痴迷，但他并没有凭空提出这个概念，卡普兰发现了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真实模式：能源走廊，装满古驰包和iPhone的集装箱，移民，恐怖主义，中印两国在小国之间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早在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之前就已被压制，换句话说，印度-太平洋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从新奇变成了陈词滥调，最终扼杀而不是改进了关于亚洲政策的辩论。在华盛顿，作为亚洲的替代品，印太地区关系到与中国力量的平衡：在特朗普时代，它却和印度洋地区变成了垃圾桶，内部人士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他们之中谁将为与中国的零和竞争的更大项目服务。到2019年，用“亚洲”而不是“印度-太平洋”一词表明，要么其不知情，要么一个没有足够的决心制衡中国。
特朗普政府赞同这种更为宽泛的谈论亚洲的方式，因为它象征并促成了对北京施加压力的另一条战线。特朗普的官员们热衷于寻找在印度洋地区给中国制造问题的新途径，他们相信，这些新途径可以将北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其他竞争领域引开。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似乎已经全盘引进了这种想法。不幸的是，在这场与中国的“博弈游戏”中，两届政府都没有过多考虑扩大游戏领域的影响和风险。
从分析上看，印度-太平洋一体化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将1979年以来从未爆发过战争的东亚纳入其中。“亚洲和平”是许多因素的产物，包括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和联盟、中美缓和、经济相互依存、区域规范和多边架构，以及民主在某些地区的传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及其原因应当成为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重点，尤其是近年来，这些历史上的稳定来源大部分已经被侵蚀。在世界上最富裕、最军事化和人口最多的地区，还有什么比防止战争更重要的呢？
不过，通过将南亚与东亚分为一组，印度-太平洋地区掩盖了亚洲和平。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多次陷入冲突，表明南亚的政治与东亚的政治不协调。它们是不同的游戏。当华盛顿站在一个单一的大区域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件事时，它有可能失去这种洞察力和相应地调整政策的能力，而这个大区域只有一个单一的（尽管是隐含的）大目标。美国的治国之道无法解决它看不见的问题，而印度-太平洋的提法将亚洲和平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盲点。
但被忽视的亚洲和平并不是华盛顿扩大亚洲概念的唯一风险，美国有可能在印度洋过度扩张其权力。华盛顿地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享有许多优势并保留许多利益：这些地区有五个美国条约盟友，更不用说夏威夷了，在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所在地和美国领土关岛，根据自由联合契约，美国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的安全拥有专属控制权，以换取基地和港口准入，仅在东亚地区就有8万多美军和数十个军事设施的支持，使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美国在印度洋地区没有像在东亚和太平洋那样的联盟、责任或利益。
因此，美国在印度洋地区面临一个信誉问题，是希望发动战争还是进行强制性外交。在该地区没有盟国或领土，以及比亚洲其他地区更难进入的基地和港口，美军在印度洋部署军事力量比在台湾海峡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要困难和危险。因此，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威胁和承诺没有在其他地区那么重要。
五角大楼通常期望通过更多的武器和更多的资金来克服这些不利因素，而不是通过更好的战略。但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薄弱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利益相比是成比例的。如果美国为印度洋突然爆发的战争做好了准备，那么扩大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才可能是有意义的。但中印的主要冲突注意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陆地上，这一争端与美国的利益无关。中国也不会因为看到美国军队进一步包围它而保持被动。防止印度洋战争的最可靠途径是克制，而不是增加军队来保卫一条不存在的红线。在这一地区更大的军事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同时也让美国纳税人付出了代价。
还有一种风险是，美国试图巧妙地分散中国在印度洋的注意力并使其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拜登政府继承了亚洲健康的联盟和无可争议的地区秩序，或许它可以让人们有理由更进一步地出国寻找新的稳定的地方。但过去四年让许多美国盟友质疑华盛顿的可靠性，从中国对台湾施压到朝鲜核能力失控，紧迫的地区问题清单只会越来越长。最近的民意调查还表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大国竞争的关注程度，远不及对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以及从COVID-19流感大流行中恢复的社会关注程度——这与美国最近的外交政策重点背道而驰。换言之，拜登在担心扩大美国的利益范围之前，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还有大量的修复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