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在十年前，“印度-太平洋”还是一个会让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挠头的词语。但到了今天，这一词语不仅是华盛顿的陈词滥调，而且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对亚洲的重新认识，它正在重新安排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执政初期，拜登任命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亚洲“支点”的设计师之一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他的“印度-太平洋协调员”，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新设的职位。不久之后，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Phil Davidson）——几年前的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现在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宣布五角大楼正从其对东北亚和关岛的历史性关注转向“修订我们的印太部队部署”，以此来应对中国迅速的现代化。在拜登本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四国领导人会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对记者说，总统决定将这次峰会作为他最早的多边活动之一，“说明了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演变过程中重视与盟友和伙伴的密切合作。”
“印度-太平洋”从陌生的术语到外交政策的陈词滥调，并不是严格的政策辩论或仔细考虑的产物。相反，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机构不假思索地将特朗普时代充满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不受约束的假设的措辞转变内化了。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目标听起来可能很高尚，但追求它将使美国误入歧途。
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扩展了亚洲的含义，包括印度洋地区，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领域，许多人现在认为这一领域对制衡中国至关重要。以这种方式扩大地区范围，鼓励了军事上的过度扩张，美国也将作出难以捍卫的承诺，并使得决策者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注意力分散，几十年来之不易的和平将更直接地取决于美国的言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仅仅是大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部分，它们也是美国在亚洲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地理位置，因为最新的地缘政治流行语而放弃这些地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印度-太平洋的现代概念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正在带来一种动态耦合，成为自由和繁荣的海洋。一个打破地理边界的“更广泛的亚洲”现在开始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形式。”演讲后，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概念为日本、印度乃至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界反复引用。印度洋一直对这些国家至关重要；对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说更是如此。在21世纪早期，日本战略家们悄悄地提出了在印太地区与印度合作的想法，以削弱中国在东亚的实力。将亚洲重塑为符合这三个国家的利益的印度-太平洋国家。
早在2002年，五角大楼就开始把扩大美国在印度洋影响力的想法作为美国向亚洲更广泛的重新定位的一部分。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担任总统期间，人们开始大量提及印度-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国防战略家开始将印度洋地区视为一个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平衡崛起中的中国的地方。但是，直到2010年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发表后，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大国战略博弈的中心这一理念才真正进入美国决策者的想象。
卡普兰的预言是自负的，只有在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之后，印度-太平洋才成为华盛顿的痴迷，但他并没有凭空提出这个概念，卡普兰发现了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真实模式：能源走廊，装满古驰包和iPhone的集装箱，移民，恐怖主义，中印两国在小国之间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早在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之前就已被压制，换句话说，印度-太平洋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从新奇变成了陈词滥调，最终扼杀而不是改进了关于亚洲政策的辩论。在华盛顿，作为亚洲的替代品，印太地区关系到与中国力量的平衡：在特朗普时代，它却和印度洋地区变成了垃圾桶，内部人士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他们之中谁将为与中国的零和竞争的更大项目服务。到2019年，用“亚洲”而不是“印度-太平洋”一词表明，要么其不知情，要么一个没有足够的决心制衡中国。
特朗普政府赞同这种更为宽泛的谈论亚洲的方式，因为它象征并促成了对北京施加压力的另一条战线。特朗普的官员们热衷于寻找在印度洋地区给中国制造问题的新途径，他们相信，这些新途径可以将北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其他竞争领域引开。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似乎已经全盘引进了这种想法。不幸的是，在这场与中国的“博弈游戏”中，两届政府都没有过多考虑扩大游戏领域的影响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