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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红利：政治人物能否利用虚假信息逃避问责？｜APSR

PoIiticaI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5-02-03 10:00

正文

编者荐语：

当政治人物高声疾呼 “这是假新闻” 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运用大规模调查实验，本文旨在揭示政治人物通过“虚假声明”为假新闻或深度伪造视频获取 “谎言红利” 的内在机制，清晰呈现出制造“信息不确定性”和“对立动员”（激发核心支持者反对情绪）这两种策略在提升政治人物支持度方面的显著效果，同时明确其在不同信息载体下的差异表现。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政治传播动态和政治人物行为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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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红利：政治人物能否利用虚假信息

逃避问责？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虚假信息的虚假信息现象”，即政治人物在面临假新闻时所采用的 “狼来了” 策略。政治人物通过策略性地虚假宣称某些报道为假新闻或深度伪造视频，在丑闻事件后，该行为有可能对其维持支持率产生积极作用。研究将此积极作用定义为 “谎言红利”，且有两种实现机制：一是制造信息的不确定性，二是激发核心支持者的反对情绪，进而达成群体动员。研究设计并实施了五项调查实验，详细描述了政治人物应对真实政治丑闻报道的假设性反应。研究发现，政治人物采用上述两种策略进行虚假信息声明，能够有效提升其在各党派群体中的支持度。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些策略在应对文字报道的丑闻时成效显著，但在面对视频证据时，效果则相对受限；同时，该策略并不会导致公众对媒体的普遍信任度下降。最后，相较于保持沉默或道歉等其他应对丑闻的方式，此类虚假声明为政治人物带来的 “谎言红利” 具有显著优势。

作者简介：

Kaylyn Jackson Schiff, 普渡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Daniel S. Schiff, 普渡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Natalia Bueno, 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文献来源 ：

SCHIFF KJ, SCHIFF DS, BUENO NS. The Liar’s Dividend: Can Politicians Claim Misinformation to Evade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5;119(1):71-90.

本文作者：

Kaylyn Jackson Schiff(左)

Daniel S. Schiff(中)

Natalia Bueno(右)

一、引言

在政治话语中，虚假信息可能对政治问责、公众信任以及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Jerit and Zhao 2020; Vaccari and Chadwick 2020)。随着新型虚假媒体内容生成与传播方式的涌现，人们对虚假信息的担忧与日俱增。尽管学者们一直聚焦于虚假信息在欺骗与说服方面的直接影响，实际上，虚假信息的作用多元，不仅限于直接说服，还能通过情感与象征手段发挥作用，改变更广泛的信息环境基础。本文着眼于这些间接影响，通过实验，为虚假信息的一种微妙且令人担忧的后果 ——“谎言红利”提供新的证据。

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探究政治人物及其他公众人物能否利用虚假信息与公众不信任的环境，通过“谎言红利”——即虚假宣称有关自身的真实负面信息（如丑闻）为假，从提升说谎者的权威、连任几率或声誉。但因该方式依靠欺骗达成目的，可能进一步破坏政治话语生态、社会凝聚力，以及公众对媒体和整体信息环境的信任。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通过五项实验，对 “谎言红利” 展开调查，涉及超 15,000 名美国成年人。五项研究均采用基于文本的处理方式，围绕美国四个真实政治丑闻展开，其中两项研究还额外采用同一丑闻的视频处理。在呈现丑闻后，研究将展示政治人物的反驳，称这些报道是虚假信息、虚假故事或 “深度伪造”。政治人物对虚假信息的反驳主要采用两种策略：一是试图削弱公众对信息环境的信任，即利用 “信息不确定性”；二是利用情感极化与党派敌意，号召支持者辩护，即 “对立动员”。研究评估了这些策略在增强政治人物支持度、影响公众对丑闻信任度以及削弱公众对媒体环境普遍信任度方面的作用。同时，还评估了针对文本（“假新闻”）和视频（“深度伪造”）报道，虚假宣称是否能带来更多收益，以及与道歉、单纯否认（不称信息为假）等回应方式相比，虚假信息宣称是否更有效。

研究发现，虚假信息宣称确实能带来 “谎言红利”，且主要在面对文本形式报道的丑闻时有效。针对丑闻的反驳，若同时运用“信息不确定性”和“对立动员”策略，能增加政治人物的支持，且在不同党派群体中均有效。虚假信息宣称比忽视丑闻（不回应）或道歉（更常规的应对策略）带来的支持增长更大，至少与且简单否认效果相当。然而，当存在视频证据时，利用信息不确定性策略宣称虚假信息的政治人物，仍很可能被问责。此外，尽管虚假信息宣称在面对文本报道的丑闻时尤为有效，但并不总会导致公众对丑闻信任度下降或对媒体信任度降低。

二、 虚假信息的直接与间接危害

出于政治目的而运用虚假信息的现象由来已久(Arendt 1973；O’Shaughnessy 2004)，但新的技术趋势正带来历史性变革。其中，新兴的复杂数字造假技术，如“深度伪造”(deepfakes)、生成对抗网络(GANs)和扩散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而产生。同时，还有“廉价伪造”(cheapfakes)或“浅度伪造”(shallowfakes)这类较为简单的造假技术，其通常涉及基本的剪辑、编辑或对音视频内容的去语境化处理，虽技术门槛低，却存在类似风险(Barari, Lucas and Munger 2021；Tandoc, Lim and Ling 2018)。2022年兴起的先进大语言模型（LLMs）和多模态模型（如ChatGPT和Copilot），大幅降低合成媒体的生产门槛，让普通用户也能轻松制作高度拟人化的合成内容，且其准确性和真实性不断提升。

尽管一些专家曾认为深度伪造(deepfakes)影响有限，但如今其在政治领域的不当使用案例迅速增多，且逐步被用于伪造特定政治人物的争议性行为或冒犯性言论视频。这些伪造内容还被知名政治人物传播。由此可见，深度伪造技术的存在让“虚假信息”成为看似合理的借口，即便内容真实性存疑或已被证伪，仍会带来严重社会和政治危害。

目前，学术界多聚焦于对虚假信息直接效应的研究。在对虚假信息间接效应的研究中，非西式民主政权下，虚假信息被用作展示政权权力或鼓励表忠心的信号(Huang 2015；O’Shaughnessy 2004)。虚假信息还会引发混乱和怀疑，深度伪造尤其容易对信息环境造成这种间接危害，因为它会让人们对所见所闻产生不信任，加剧对所有内容的广泛怀疑(Ternovski, Kalla and Aronow 2022)。尽管深度伪造“未必总能让观众相信虚假内容”，却可能加剧不确定性和不信任，“进一步削弱我们讨论公共事务、分辨真伪的能力”(Vaccari and Chadwick 2020a）。认识到这些效应可能是蓄意为之，而非偶然，对理解虚假信息的全面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本文研究虚假信息的间接效应，探讨如深度伪造这类催生虚假信息的新工具，是否改变甚至加剧了现有挑战。

三、 谎言红利的理论

政治人物或其他公众人物有可能言之凿凿地声称真实的新闻报道只是假新闻或深度伪造，由此产生了 Chesney 与 Citron(2019)提出的 “谎言红利(liar’s dividend)”。近年来，面对真实报道时，政治人物系统性地声称其为 “假新闻” 或 “深度伪造” 的现象日益增多，表明公众人物认为该策略行之有效。所以，我们假设这一策略能维护政治人物的声誉，带来回报：当政治人物对假新闻和深度伪造喊 “狼来了” 时，公众因丑闻而惩罚他们的可能性更低。我们认为，该策略比以下三种政治人物沟通策略更有效：（1）不回应，试图忽视丑闻，等其自行平息；（2）道歉，这或许是规范上更可取的回应；（3）单纯否认丑闻，不提及该丑闻为虚假信息。由此，提出谎言红利假设：面对丑闻时，虚假信息声称（称是假新闻或深度伪造）相较于不回应、道歉或单纯否认丑闻，能提高政治人物的平均支持度。

在机制分析上，研究认为政治人物通过声称某报道是对深度伪造或假新闻进行反驳，可能通过两条路径提升支持度：其一，许多公众觉得媒体环境充斥扭曲信息，面对信息真假信号不确定，会觉得政治人物对 “假新闻” 的声明可信，即信息不确定性渠道。在此情形下，假新闻声称的回报源于虚假信息对真相的破坏，即 “任何信息都可能是假的”(Ciancaglini et al. 2020)。所以，即便个体想秉持准确信念，信息不确定性也会削弱他们的能力，研究预计该效应主要集中在政治立场中立的个体上。

而政治人物对核心支持者往往采用“对立动员”策略。为避免面对与自身身份不符的信息（如偏爱政治人物或党派的负面新闻）产生认知失调，核心支持者可能倾向于有动机的推理(Bullock et al. 2015)。政治人物对深度伪造或假新闻的指控，能让支持者有理由继续支持政治人物，无视负面报道，维持对其正面评价。此外，该渠道常明确提及政治对手，采用 “魔鬼转移” 策略(Sabatier, Hunter and McLaughlin 1987)，即政治人物不仅自证清白，还指责政治对手和媒体，鼓动支持者对抗反对派。

四、 信息媒介及其后果

由于深度伪造等被操控或合成视频的应用日益广泛，公众对其认知也不断加深，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虚假信息及谎言红利在基于文本和基于视频的内容中是否存在差异。在谎言红利的情境下，研究假设受访者会觉得描绘政治人物丑闻的视频比文本更难伪造，因此声称这些视频是深度伪造的言论会被认为可信度较低，政治人物从中获得的回报也就更小。由此，提出 深度伪造假设：当丑闻以视频形式报道时，相 比不回应，声称新闻为虚假信息的反驳对政治人物平均支持度的提升作用更小 。

在公众普遍不信任媒体和机构的环境里，虚假信息也在其中推波助澜，为谎言红利的产生提供温床。实际上，谎言红利利用了信息来源可信度的模糊性，让政治人物关于虚假信息的声称更易被视作可信（Desai、Pilditch and Madsen 2020）。若虚假信息的声称进一步削弱公众对媒体的信任，那么这不仅有助于政治人物在当前丑闻中逃避问责，还会为未来的丑闻创造类似的逃避条件。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Ladd 2011），研究假设来自精英、党派的虚假信息声称可能会降低公众对媒体的总体信任。由此提出 媒体信任假设：与不回应、否认和道歉相比，声称新闻为虚假信息的反驳会导致公众对媒体的信任降低。

五、 研究设计

为验证上述假设，研究开展了五项经 IRB 批准的在线调查实验，共涉及 15,287 名受访者。研究聚焦美国公众对政治人物面对丑闻性新闻报道时虚假信息声称的反应。其将参与者随机分配至与四位政治人物（两位民主党、两位共和党）之一相关的真实丑闻场景中，这些丑闻均涉及他们发表的敏感或尴尬言论。

在研究 1、2、4 和 5 中，受访者观看政治人物丑闻内容后，会被随机分配到三种政治人物回应条件之一：不回应的控制组（即政治人物试图忽视丑闻，期望其自行平息）、声称虚假信息并激发信息不确定性（IU）的反驳、声称虚假信息并激发对立动员（OR）的反驳。研究 3 对比信息不确定性的虚假信息声明与其他两种政治人物回应策略：道歉以及单纯否认丑闻而不指责虚假信息，以评估当前信息环境下，虚假信息声称是否比其他传统应对丑闻的方式更有效，五项研究的概况见表 1。

表 1 研究概况

这些虚假信息的反驳内容源于真实政治人物声明，旨在激发与信息不确定性和对立动员相关的思维。 信息不确定性反驳 借鉴了如西班牙牙外交部长达斯蒂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言论。依照此思路，信息不确定性处理组的受访者会看到图 1a 所示声明；对立动员的内容则来自市长福茨的声明以及时任总统特朗普针对疫情应对批评的推特评论：“假新闻媒体及其伙伴——民主党——正竭尽全力（曾经更有影响力！）煽动冠状病毒局势”。 对立动员组 的参与者会看到图 1b 所示声明。

图1 处理组文本

研究通过两个结果问题来衡量受访者对潜在丑闻的信任程度，分别是“我相信关于这位政治家的故事”和“我认为关于这位政治家的故事是真实的”。随后，运用一组四个结果指标评估受访者对该政治家的支持情况，包括“我会支持这位政治家”“我会为这位政治家辩护”“我会投票给这位政治家”以及“我会向这位政治家捐款” 。最后，通过两个结果问题评估受访者对媒体的信任，即“我信任媒体”和“我相信媒体公正报道新闻”。所有结果问题均采用双极的五点李克特量表，受访者依据从“强烈反对”到“强烈同意”的选项来表明认同程度。为验证假设，我们将相应的结果指标（如政治家支持指数）对处理进行回归分析，同时纳入一系列协变量（党派、性别、种族/民族、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地区、媒体素养和数字素养）以提高分析精度。

六、 谎言红利是否存在？

研究 1 于 2021 年 2 月开展，有 2503 名受访者参与。2022 年 11 月，我们对研究 1 进行了精确复制，即研究 4，该研究有 4432 名受访者。图 2 展示了这两项研究设计，涵盖政治家丑闻的呈现方式（文本或视频）以及随后政治家的回应方式（无回应、反驳信息不确定性、反驳煽动对立）。为保证文本和视频处理的一致性，我们把视频片段转录成文字，用于制作基于文本的处理内容。所以，研究 1 和 4 的设计，让我们能够检验谎言红利假设以及深度伪造假设，探究受访者在面对视频和文本呈现的政治家丑闻后，对政治家虚假信息声明的反应差异。

图2 研究1与研究4实验设计

图3呈现了研究1和研究4评估虚假信息声明对政治家支持度产生的影响。在文本型丑闻发生后，涉及信息不确定性的虚假信息声明使得政治家的支持度显著提升；然而在视频丑闻后，该类声明却未能显著提高政治家的支持度。涉及对立动员的虚假信息声明同样显著提升了政治家的支持度，在文本型丑闻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针对视频丑闻所做的对立动员声明，其结果在两项研究中存在差异：在研究1中，该声明对提升支持度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在研究4中，却使政治家的支持度显著增加。对于研究1和4中反驳对立动员在视频丑闻里效果的差异，可能原因有三：一是选民对深度伪造熟悉度增加，研究1有22%受访者没听说过深度伪造，研究4降至8%；二是研究4在2022年选举后，选举期间党派认同感和极化加剧，为对立动员策略创造有利背景；三是两项研究受访者类型有别，将影响党派倾向、深度伪造认知及对视频处理的参与度。

图3 虚假信息声明对政治家支持度的影响

七、机制分析：谎言红利为何存在？

在研究2和5中，研究尝试探究谎言红利背后机制。因先前发现视频型丑闻中该效应较弱，研究2和5仅关注文本。研究2中，研究者于2021年4 月通过Lucid招募2518名参与者，将其随机分配到四种文本型政治家丑闻之一，之后分两种处理：政治家无回应（控制组）或回应涉及“信息不确定性”的反驳，参与者将回答与研究1相同结果问题。该部分之后，研究嵌入次级实验评估“对立动员策略”的效应，即参与者再被分配到第二个政治家丑闻，随后是控制组或对立动员反驳，并回答支持度问题。研究5中，研究者于2022年11月通过Lucid招募2838名参与者，修改研究1和4调查问题，加入更具体清晰的问题衡量对丑闻的信念，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相信政治家的虚假信息声明。 图4结果表明，所有使用文本型处理的研究组强力支持谎言红利假设。

图4 虚假信息媒介对政治家支持度的影响

1.同党派关系对政治家支持度的影响

图5展示了与控制组相比，“谎言红利”的两种产生机制的异质效应。研究发现，“对立动员”策略使政治人物在同党派成员中的支持度产生了显著的支持增长。然而，这些效应与独立选民的效应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而 “信息不确定性”策略可能在整个党派光谱中都有效 ，其原因可能为：不确定性和对媒体的不信任的环境使个体更倾向于将政治家视为比媒体组织更为可靠的来源(Desai, Pilditch and Madsen 2020)。

尽管虚假信息声明在各党派群体中广泛有效，支持的基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虚假信息声明将反对党派成员的支持从“强烈反对”移动到“反对”这一类别。相比之下，虚假信息声明似乎将同党派成员的支持从中立立场移动到支持。研究还发现，当分别考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受访者时，两种策略都产生一致的效果。

谎言的红利：政治人物能否利用虚假信息逃避问责？｜AP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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