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鲁士的教育》（
Cyropaedia
）作为色诺芬最卓越的政治著作，大致成书于希腊世界动荡的历史时期，其时，雅典已在伯罗奔半岛战争中负于斯巴达。相关研究指出，《居鲁士的教育》大约写于公元前360年，即柏拉图的《王制》（又译《理想国》）成书20余年之后。据拉尔修记载，色诺芬与柏拉图同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还写过相似的作品——《会饮》。因为他们彼此嫉妒，《居鲁士的教育》一书被视为色诺芬对柏拉图《王制》的回应。不过，在对柏拉图的“回应”中，色诺芬没有采用戏剧的方式写作，主人公变成了历史人物居鲁士。结合色诺芬自身的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一位更加注重行动而非言辞的士兵。可是，在作为一名思想家和纪事家的时候，色诺芬对言辞与行动的排序或许另有调整。居鲁士要建立帝国离不开具体的行动，但写作《居鲁士的教育》的色诺芬显然更注重言辞。
▲
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前355）
色诺芬对言辞的看重，可以从《居鲁士的教育》开篇看出。雅典在伯罗奔半岛战争中的战败，是色诺芬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强势城邦的衰落。而后的雅典三十人僭主、斯巴达的衰落，也使得色诺芬对政治体的衰落有了自己的观点
。
由于政治制度的更替反复，色诺芬通过文字引导读者思考四种政治制度（民主制、君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的现实处境。如他所暗示的那样，无论何种政治制度都无法顺应人类接受统治的意愿，希腊世界最常见的情况便是，多数人因为崇尚自然而盲目追求自由，企图摆脱制度的礼法束缚，最终造成政治失序。从作品开篇各类制度被推翻入手，色诺芬通过自己的言辞暗示了自然与礼法在城邦层面的冲突。按照表面的写作线索，色诺芬将继续谈论人类政体的困难，但事实上，色诺芬继续从家庭角度隐晦地展示出自然与礼法的冲突。
▲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
沈默译笺，华夏出版社，2007年
对常人而言，相比于城邦的政制，家庭与自身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有理由认为，希腊人对家庭事务的了解应该远胜于对城邦事务的了解。可是，如果人类反抗统治的自然本性无法改变，无论周遭的政治环境如何变化，都很难改变人不愿接受统治的事实。色诺芬此前对多种政制的讨论，是从城邦角度思考统治问题，而在此处，色诺芬尝试将问题下降到家庭，他依然陈述了这种统治的困难：
我们曾认为，我们已经完全清楚，很多人在私人家庭中，或有众多的家奴，或有少量的家奴，然而，对于这些少量家奴，主人们也不能让这些家奴服从，为他们所用。（《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7行8-11）
在古希腊，政制一般指向公共领域，家庭则指向私人领域，色诺芬对统治问题的理解向着更通俗的领域迈进了一步。不过，这一长句亦欲表明，即便在家庭中，主人想要统治奴隶仍非易事。在色诺芬笔下，完全清楚（καταμεμαθηκέναι）一词由κατά和μανθάνω构成，其中κατά表示强调，μανθάνω意为理解。根据事实，我们都认为自己完全理解奴隶不易被统治的情况，但色诺芬提示，了解统治奴隶的困难并不意味着就深谙统治奥妙。凭借κατά的强调意味，色诺芬将用一种反讽的口吻讨论家庭中对奴隶的统治。
紧接着，色诺芬通过私人（ἰδίοις）限定家庭（οἴκοις）一词，似乎意在表明，当私人的好成为家庭从政治维度转向经济维度的一个关键，其背后不可避免的诱因便是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矛盾，或城邦与家庭之间的对立。私人的好集中体现在家庭经济领域，即家庭追求私人利益，负责履行经济职能，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兼顾城邦，因而无法顾及公共利益。显然，在家庭领域内，色诺芬试图用统治奴隶来展现其中的利益问题。
在古希腊，人们一般将家庭称之为οἶκος，家庭是生产、储存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对家庭及其所有物进行管理和经营被称为οἰκονομία，也即英语中economy一词的来源。在古典时期，古希腊的“家”经受了剧烈的变迁，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政治维度，从政治领域退隐，变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单位。在古希腊家庭中，奴隶作为主要劳动力量，也是家庭财富中的组成部分。奴隶主要有三种来源：出身、战争和司法判决，从战争中获取的奴隶占绝大多数。根据所有权类型的不同，希腊人还把奴隶划分成公共奴隶、神庙奴隶以及私有奴隶三种类型。其中，私有奴隶通常从奴隶市场购得，一般为私人家庭服务，从事家庭事务，即所谓的家奴（οἰκέτης）。既然家奴属于主人的部分财产，那么家奴的多少实际上意味着主人财产是否富足。但色诺芬的说法表明，财富多寡无法决定主人能否顺利统治奴隶，即便希腊世界有奴隶这一习俗说法，奴隶依旧难以接受服从主人统治。
在希腊家庭中，男主人常处支配地位，负责统治妻儿、奴隶以及各类财产。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指出，在每一个家庭中都有比父亲更高的存在，那就是家庭宗教，希腊人称这个神为家主（ἑστία δέσποινα）。家庭秩序靠此种信仰得以确立。可以说，在色诺芬所处的动荡时代，传统神话式的宗教信仰已经淡化，男主人作为“家神”的继承人失去了神明的庇佑，丧失了可能的统治合法性，传统宗教的统治已经被属人的统治替代。购买获得的奴隶并非家庭成员血亲，同为人类，奴隶当然不愿接受统治。特别是在雅典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与奴隶相关的问题自然饱受争议。
可见，家庭统治也难以逾越这一“永恒命题”：人难以统治人。因为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奴隶也属人类，但通过战争和购买等形式，把人类变成奴隶或视为奴隶，恰恰违逆了人的本性。如果遵循自然，人类没有理由成为奴隶，奴隶是被习俗和礼法所规定。奴隶的说法显然违背自然。色诺芬提示我们，在奴隶要服从统治的说法中，暗藏着自然与礼法之间的某种张力。
与家奴相对的是“主人”（δεσπότης）一词，就该词的本意而言，通常与奴隶（δοῦλος）相对。“主人”一词是后来的“专制暴君”的词源，这或许是色诺芬在结束僭主（统治）讨论之后，继续讨论主人（统治）的另一个原因。因此，“主人”一词就提醒我们应该探究：即便雅典规定了何为奴隶，家奴作为主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主人为何无法统治家奴，无法掌控自己的利益？
根据色诺芬的说法，服从（πειθομένοις）一词指人们愿意听命于“优秀的人”，即懂得如何统治的人。在《居鲁士的教育》和柏拉图的《王制》里，教育的目标都是培养服从的品性。从另一方面讲，成功的统治依赖于统治者的品质和技艺，统治本身是一门技艺，缺乏这种“技艺”的传统意义上的“主人”，理应被拥有这种技艺的人所统治。显然，色诺芬暗示，作为“专制暴君”的主人无论拥有多少家奴，都没能掌握统治这门技艺。色诺芬结束对家庭统治的描述，意味着对人类统治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
▲
《苏格拉底式的君主色诺芬：〈居鲁士上行记〉的论证》
［
加
］布泽蒂著，
高挪英、杨志城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
色诺芬指出了家政管理同政治统治之间的相通性。这样的相通性不仅体现在统治形式的相似（有时都由一个人统治），还体现在统治的失败：在希腊，人类总认为被统治不符合自然，无论是具体的政制还是奴隶制，都有违人的自然本性。
在希腊古风时期，战争所俘获的奴隶往往都是异邦人。雅典人通过殖民的手段断定，蛮族在勇气和文化方面劣于希腊人，蛮族在本质上天生就是奴隶。在开场，色诺芬“完全清楚”的反讽性表述就疑似否定依靠战争来获取奴隶的方式，或者说否定了奴隶这一习俗说法。色诺芬甚至用“家奴”替换了“奴隶”一词，毕竟，雅典的私人奴隶因为受到民主制自由和宽松的氛围影响，常常以散漫和放肆著称。
让战争中就其自然而言不是奴隶的囚犯成为奴隶，并不正义，但这恰恰又是希腊人的习俗。色诺芬暗示奴隶制事实上有违人的自然，有违人性本身。同时，色诺芬也暗示“我们”对统治不甚了解。无论是何种人类统治，礼法都要面临人性中自然的冲击。那么，统治的秘诀是什么，礼法在人类统治中的失效是否意味着根本无法统治人类？色诺芬转而将思考巧妙地呈现在普通动物上。
除此之外，我们还曾想到，牧牛人是牛的统治者，牧马人是马的统治者，并且所有被称为牧人的人，都可以恰当地被认作是掌管这些动物的统治者。（《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7行11-15）
通过想到（ἐνενοοῦμεν）一词，色诺芬把统治问题引向更低的层面：动物统治。每一种动物都有其对应的统治者，牧牛人和牧马人各自的职责不会错乱。不过，普通动物的统治者究竟是谁，是动物中的领袖，还是动物的所有者，又或是懂得牧养的牧人？显然，色诺芬认为，懂得掌管（ἐπιστατῶσι）动物的人才是合理的统治者（ἄρχοντες）。动物的拥有者显然不是统治者，因为他们不懂如何牧养动物。统治动物尚且如此，一旦想到人类的统治，便可以得出这番推论：懂得如何统治的人才是统治者。因此，与牧养技艺一样，统治也是一门技艺。
不过，色诺芬提示道：牧人统治动物的技艺乃是一种礼法。因为在牧人身上能够找到礼法的“来源”：牧人（νομεῖς）与νόμος一词相近；认作（νομίζοιντο）也与νόμος相关，指按照礼法、在礼法上如此认为。这两个词语不仅同源，而且从牧人的统治中，也能觉察到礼法的意味：礼法（νόμος）总被视为（νομίζω）是合法行为的积淀。在色诺芬描述统治动物时，牧养技艺已经悄然转变成了一种礼法。色诺芬谈到牧人时，极力引出礼法在统治中的重要性，确切来说，他有意在动物身上引出礼法。
可就现实情况而言，人们在动物身上看不到所谓的礼法，相反，动物身上只存在自然。仅就牧人统治而言，所谓“礼法”不过是基于人与动物在自然上的差异与不平等。在哲学诞生之前，“习惯”或“方式”乃是“自然”的对应物，换言之，在哲学出现之前，“礼法”就是一种“自然”。恰恰是因为自然上的不平等，人与动物才能够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可仅有这样的关系还不够，毕竟，稳定统治的前提是人成为牧人，这就意味着人需要掌握牧养的技艺。
色诺芬有意在牧人与动物之间呈现出良善的统治秩序，这样的秩序依循动物之间本不存在的礼法，并且掩盖了动物身上的自然特质。色诺芬接着写道：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看见的所有这些牧群都比人更愿意服从于自己的牧人（统治者）。（《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7行15-17）
将原先的动物（ζῴων）换成了牧群（ἀγέλη）一词，色诺芬顺便转换了叙述对象，将重点从统治者转移到被统治者之上。将牧群与人类对比，色诺芬看起来更为欣赏牧群。于是，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滑稽的置换：在被统治方面，人类更具动物蛮性，反抗统治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些原本野蛮的动物，竟懂得甘愿服从牧人，遵循礼法。色诺芬“反讽”式地转换了人与动物在品质上的差异，将“服从”的品性放在牧群身上。可见，在接受统治方面，人类远远不如动物。
▲
色诺芬作品残稿（图中作品为《希腊史》）
如果色诺芬的“牧群”一词意味着不同动物需要分而治之，需要各自的牧人维持统治秩序。那么，人类是否也需要分而治之？划分的标准又是什么？倘若政治制度的划分已然在处理这一问题，那么，这样的划分明显失败了。因为色诺芬在作品开头就告诉我们，诸多政制和生活方式依然无法满足人的多样的自然欲求，甚至这些生活方式之间还彼此矛盾。牧人统治的牧群为何会比人类更愿意服从？在这样的对比之后，色诺芬看起来想要给出原因：
因为牧群往牧人指挥它们的地方走，在牧人带领它们的地方吃草，远离牧人阻止它们去的地方。（《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7行17-19）
色诺芬没有给出答案，他反而呈现了牧群接受统治的事实，并且演示了牧人驯服牧群的技艺。如威廉·纽厄尔指出的那样，动物服从于牧人，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它们只渴求食物、住所和安全，它们的本性完全由牧人对它们行使的权威来满足。牧人的所有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恰好保证了牧群最基本的需求。很明显，动物对于牧人的服从，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生理上的自然需要。牧人对牧群的统治，实际上是对牧群自然欲望的操控。
通过“走”（πορεύονται）、“吃草”（νέμονται）、“远离”（ἀπέχονται）这三个词的中动语态，色诺芬强调了动物行为只对自身有益，而给予这种益处的恰好是牧人。牧人和统治者一样，必须决定去哪里放牧，不能去哪里，还要保管好下属们的劳动所得。牧人统治规定了牧群的行为，并已掌握了统治秘诀：“指挥”（εὐθύνωσιν）动物应前往何处，“带领”（ἐπάγωσιν）动物吃草，“阻止”（ἀπείργωσι）动物不要去往何处，这些都保证和满足了动物的自然需求。换言之，牧人知晓对动物来说什么才是“好”，通过满足动物自然欲求的好，牧人得以实现对牧群统治。
还不止于此，色诺芬接着写道：
此外，它们允许牧人以他们想要的方式享用从它们（中）产生的利益。（《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7行20-页18行1）
可见，动物区别于人类的另一方面是，它们心甘情愿让牧人“享用”（χρῆσθαι）利益。“享用”一词，再次与前文中的家庭统治形成对比。在主人统治家奴中，“使用”家奴绝非易事，而牧人统治动物时，要享用利益（καρποῖς）却易如反掌；主人无法“使用家奴”获得利益，牧人却因为照顾动物而“享用利益”。难不成色诺芬在暗示，任何直接统治都是困难的，只有先满足动物式的自然需要，才有望成功统治？色诺芬对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结论保持沉默：人统治动物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满足自然需要才是统治的关键。无论是人与动物自然就存在的差异，还是统治中要依赖的自然手段，实际上都表明了统治离不开自然。在动物隐喻中，色诺芬像是在暗示统治需要掌控动物的自然，可是他又故意让人在一开始就发现了礼法，在动物身上发现了良善的统治秩序，他意欲何为？
▲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色诺芬用调侃式的笔调重新呼唤出了礼法，生动地展示了牧人的统治礼法。牧人作为礼法的代名词，意味着“牧养”是对自然进行制约，对自然和利益进行再“分配”。可色诺芬虚构出来“动物礼法”实质上是牧人照顾牧群的自然需要，通过满足动物的自然欲求而收获利益。这样，礼法似乎沾染上了庸俗的气质，尤其是当“利益”一词出现时。莫非统治真要依靠某种手段，利用某种自然吗？色诺芬接着写道：
然而，我们已经察觉到，没有一个牧群会结盟反对牧人，既不会不服从，又不会不容许牧人享受利益。（《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8行2-4）
色诺芬重申了牧群统治的关键词，即服从和利益，还加上了结盟（συστ
ᾶ
σαν）。结盟反抗属于人类行为，它区别于不服从。不服从会不满或轻视统治，但结盟往往含有暴力反抗，甚至统治他人的意图。一个牧群不会结盟反对牧人，不仅因为牧群之间的科属不同，而且也缺少统帅各类牧群的动物。牧群结盟不合实际，也不可能翻身做主人。在后面两项否定表述中，前者“既不会不服从”尚可理解，正如牧人照顾牧群的利益，牧群便会选择服从牧人；可后者“又不会不容许牧人享受利益”颇有些费解，更像是对前文利益的复述。在牧群统治中，色诺芬特意重申“利益”一词。显然，牧群服从统治与容许牧人享受利益不是一回事，毕竟服从并不见得是提供利益。
将“服从”与“利益”分别放在两个短语结构中，色诺芬有效地区分了这两者。倘若统治需要牧人遵循礼法，对牧群做出一系列的规定，要求牧群学会服从，服从便是礼法引导的关键结果。那么，利益对应着什么，既然牧人照顾牧群是为了获利，满足利益是牧人的自然需要，那么追求利益的统治是否合适？色诺芬接着讲道：
而比起那些从它们中受益的统治者，所有外人更难统治这些牧群。（《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8行4-6）
受益的统治者就是牧人。色诺芬再次强调了牧人的利益。统治是否为了利益这一困惑依旧无法解决。不过，同样令人困惑的是，色诺芬为何指出“外人”（
ἀ
λλοφύλοις）更难统治这些牧群？“外人”一词本意为“外邦的，异族的”。按照自然的区分，人类对所有动物来说都属于“外人”，正是自然种属的差异，让人统治动物变得相对容易。同时，色诺芬已经暗示：统治作为一种技艺，需要依靠自然。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牧群只会听从牧人的统治，看似是动物在遵照礼法生活，实际上却是牧人在操纵这些动物的自然。牧养动物的技艺，恰好是人对动物自然的把握，外人不熟悉动物的习性，缺乏对自然的了解，所以难以统治牧群。看起来，以庸俗利益为导向，牧人不仅成功统治了动物，还满足了人乐于逐利的自然本性。
牧人统治动物的礼法似乎难以发挥作用。相反，在统治中掌握自然似乎卓有成效。色诺芬有些无奈地写道：
可是（比起什么都不反对），人们结盟更会反对那些他们察觉到试图统治他们的人。（《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8行6-7）
此处表述的结构与前文“我们察觉到动物不会结盟”的结构有些相似。其中，ο
ὐ
δένας意为“没有，没有一个”，指出了人类必定会结盟，对应的前文则彻底否认了动物结盟；人们自发察觉（α
ἴ
σθωνται）到有被统治的风险，与前文“我们察觉”也有主体上的不同。可见，人们结盟非常具有目的性，就是为了反抗统治。通过相同的用词，色诺芬尽力使读者发现受统治的人与受统治的动物之间的差异：第一，动物不会结盟对应人类结盟；第二，动物不反对统治对应人类反对统治；第三，单独出现动物允许牧人享受利益。在最后一点中，色诺芬似乎刻意忽略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强调人对统治的反抗。
统治者没能满足被统治者的需要，甚至还会剥夺其利益。如此，统治的结局便是强者获利。人类结盟就是为了反抗强者，甚至成为强者。在动物统治中，自然和利益尚且是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但对人类而言，对自然和利益的追求已蜕变为追求统治的借口，只有打破既定统治秩序，才能追求利益，符合自然。因此，人们敢于结盟反抗那些统治者，归根结底是因为利益。正如普遍的道德观念正在逐渐衰落，将道德规则仅仅视为习俗性的、相对的，视为在特定地点和时代为满足特定人群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利益”似乎是道德标准的基础。这种思想变化，恰切地描述了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思想气候的变化。
不过，色诺芬既然在对比中选择忽略“利益”一词，此种沉默便最为关键。色诺芬用他的笔法隐藏了利益在统治人类中的重要程度，换言之，他或许并不认为在统治中关注人的自然需要最为重要。
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我们如此判断：对人而言，比起统治人类，人天生更容易统治所有另外的动物。（《居鲁士的教育》1.1.1，页18行8-10）
色诺芬无奈地得出结论：想要统治人类十分困难，人的本性（πεφυκότι）更容易统治低等动物。
▲
色诺芬和他的军队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路线（红线）
就事实而言，人们也更容易接受色诺芬的推论。可是，色诺芬为何没有说反抗统治、推翻统治才是人的本性？在一系列对政治制度的考察中，在人与动物的对比中，统治的困难总是因为难以驯服人的本性。人由自然构成，故而是最难统治的动物。人对自然的追求要求冲破外在束缚和礼法，人类脾性中的自然好像注定要与礼法抗衡。接受统治与人的本性截然相对。通过动物统治，色诺芬实际上透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拥有统治技艺，满足了自然需求，便可以实现统治获得利益。毕竟对人类而言，追求利益也是人性自然的其中一面。而人类更容易统治动物，恰好也说明了人类更乐于成为统治者，乐于接受利益。那么，用于动物的统治方法能否施加到人身上？统治是否应该利用自然？统治是否为了逐利？色诺芬平实的文字隐而不彰。
在家庭统治中，色诺芬似乎认为希腊世界习以为常的奴隶制或礼法并不符合自然。可在讨论动物统治时，色诺芬却虚构出动物礼法并暗示：那些不能统治动物的外人并非不懂“动物礼法”，而是不懂动物自然，缺少对自然的了解，他们注定无法统治动物。对统治人类而言，亦是如此。可见，了解自然才是统治的应有之义。不过，在统治奴隶与统治动物的对比中，色诺芬并没有说统治人类困难是因为人的自然要与礼法对抗。相反，他只突出了人与普通动物在统治上的差异，突出“动物礼法”，使人思考统治活动中礼法的紧要性。色诺芬引导大部分人认识到礼法在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因为人不是完全靠自然生活，而是部分靠法律或礼法生活。遵守礼法才能有效维持一个共同体的稳定。借用这一对比，色诺芬从事实层面上完成对大部分人的教育，使人注意到现世中最迫切与最必要的问题——关心与重视礼法。
在希腊世界诸神式微的时代，战争与内乱使得传统礼法和习俗在根本上受到冲击，人们不再信靠城邦虚构出的人伦秩序，甚至脱离了以自然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共同体。色诺芬在亲历战争后用文字留下一系列的政治思考，也是他试图挽救城邦危机的一种政治尝试。不过，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究竟如何看待统治或政治事物呢？显然，亲自率领希腊部队撤退的色诺芬并非不知道如何统治人类。
▲
色诺芬率领万人军队向大海欢呼
在家庭统治与动物统治的思考中，色诺芬已经暗示了统治中的利益问题。统治者应了解人的自然欲求，统治者只有给予被统治者好处，才能在统治中获益。克服人类不接受统治的方法，就是让被统治者相信服从才符合其利益。换言之，想要统治人就必须满足人在动物层面的自然需求。在家庭统治中，色诺芬揭示出统治背后的利益问题。不过，色诺芬并没有将这个结论公诸于世，又或者他用动物统治暗示了这一结论。公开统治的秘密，势必降低统治的品质，甚至人的品性。色诺芬故意说人更容易成为动物统治者，更乐于从统治中获得利益，是为了让人想起牧人所代表的统治礼法。毕竟，牧人统治动物最成功，最能稳定秩序。
人难以接受统治的困难依然存在。如果说前文色诺芬对统治问题的讨论都旨在向被统治者传递教育的信号，那么，在得出人天生更容易统治其他动物这一结论后，他终于准备引出故事的主人公。既然人都乐于从统治中获利，居鲁士的形象依旧吸引着这些潜在统治者。因为，居鲁士身上还存在着自然与礼法的某种张力，在其统治的背后，色诺芬将展现居鲁士从动物统治中习得的统治知识，并将教育那些拥有政治热望的潜在统治者。
▲
居鲁士大帝
（
Cyrus the Great
）
章利钦
，
浙江杭州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研究领域为古典诗学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