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纪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清末民初，也就是中国的现代转型发生之初，中国在“认同”问题上，产生了共同体和个人两个层面的危机，分别表现为政治秩序危机和精神秩序危机。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想象并非铁板一块，它随着运动、思潮在变化，它在欧风美雨的家族天下之间摇摆挣扎，国家机器本身，也在不断调整，以获求统治的正当性，而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左右着我们普通人对国家、对个人的认同。
《家国天下》（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的意图，就是在思想史中，探寻中国近现代国家认同所受到的冲击和和转变。作者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讨论了儒家、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认同和个人认同、五四的“世界主义”、文明与富强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中的尝试。最终，作者设计出“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用来解决国家认同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晚清的朝廷与地方士绅
清末民初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而言，似乎只是一次轮回，从中央集权重新回到封建割据时代。但这 个回转，并非突然发生，乃是经历了 60 年的滴水穿石。被压抑了二百 年的士大夫精英，到了晚清经过湘军崛起、科举废除、晚清新政、谘 议局与资政院成立等一系列历史时刻，一步步逼近政治舞台中央。随 着晚清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与此相对应的地方意识也得以强化， 并获得了新的历史形式，地方精英的国家化与地方意识对朝廷的挑战，最终引发了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辛亥革命。
第一个历史时刻是湘军的崛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廷被迫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士大夫精英在地方上自主募饷、设厘卡、办团练，以后又办企业、搞洋务，从此地方势力有军队、有财力、有圈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这些晚清一代重臣与传统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他们虽然有功名，却基本是地方士绅，因军功显著得以提拔，有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重新崛起的地方势力以封疆大吏督抚为核心，背后又有各地地方士绅支持，清代二百年衰落的绅权重新抬头。此时的士大夫精英已不纯粹是国家精英，而是有相当的地方性，开始形成与中央疏离的地方精英。这一情形与东汉末年类似，在国家贵族之外，出现了地方豪强，而地方豪强的合法化名义，不再是传统的“封建”，而是一个经过日本转手而来的西方新词“地方自治”。杨国强指出：“地方自治是西来的学说，但是在中国能与之现成对应的恰恰是绅权。于是古老的东西因西学传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这个过程造成的变化借西来的学理助成了绅界的强势，因此，彼时的状元张謇和进士汤寿潜、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等等，虽然都官格齐备而宁肯在官场之外，以绅界领袖的面目造时势。”
第二个历史时刻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精英选拔制度，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关联的枢纽。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将各地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吸纳到体制与中央，避免沉淀在地方特别是体制之外，以免构成对朝廷的潜在威胁。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朝廷不再对地方精英有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官场也不再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使他们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这就是晚清日趋活跃的绅界。读书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纳的进士、翰林，属于国家
精英，后者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晚清绅权的崛起，与之前朝代不同的是，这是文人士子的崛起。如果说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还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国家精英立足于地方致力富强的话，那么，到1890年代从公车上书开始，代替洋务派国家精英执掌变革大旗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原本属于地方的文人士子。他们从边缘进入中心，从湖南进入京城，掀动戊戌变法的大风暴。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王权国家里面，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往往是从边缘开始，逐步向中心渗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执掌改革牛耳的社会重心，却是一个倒过来的从中心流落到边缘的逆向过程：首先是体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后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最后是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
晚清是近代国家意识萌生的年代，也是近代地方意识的发端。传统中国的地方意识，乃是一种乡曲主义，杨荫杭说：“中国人重乡谊，严省界”，“大率党同伐异，皆由地方习惯不同；而召集徒众，皆以‘乡谊’二字相号召。若是者，谓之乡曲主义”。乡曲主义与近代的地方意识不同，它只是一种乡籍意识，比如潮州人、客家人、闽南人、温州人、绍兴人等，却没有形成近代以省籍为中心的地方意识。近代的地方意识，与近代的个人意识一样，是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物，或者说地方意识与国家意识是同构物。程美宝对广东地方意识的研究，就发现过去并没有统一的广东文化，只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州文化，到了晚清，随着国家意识的出现，相对于国家整体的地域性，广东文化才开始被建构起来，“在中国，地方文化的存在，绝对不会对国家文化造成威胁，正如客家人在强调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并不会阻碍他们表达自己的中国人或汉人的身份”。地域与国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相互补充的。对地方志的书写，就是对“国家”如何在“地方”存在的历史的叙述。
晚清地方意识最明显的表征，是各地留学生去了日本之后所形成的同乡组织。但这个同乡，已经不是原先“乡曲主义”的“小同乡”，而是以省籍为中心认同的“大同乡”。邹鲁回忆说：“时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于是，晚清的留日学生刊物多以《四川》《江苏》《河南》《江西》《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云南杂志》《湖北学生界》等命名。然而，晚清毕竟是一个国家主义时代，而非古时的封建复辟。留日的各省学生，在地方意识觉醒的背后，所抱的却是一种深刻的国家救亡心态。欧榘甲所撰写的长篇文章《新广东》（又名《广东人之广东》）是一个很好的文本。他对国难当前广东内部的四分五裂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广东人要有自己的广东意识，树立自立之精神：“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主之势，以健全全国自立之起点。”面对“外国欲瓜分中国，何能自瓜分之”的批评，作者强调：“中国之名，于其身泛而不切，尊而不亲，大而无所属，远而无所见。……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如何也。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省省自立，然后公议家里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提出于20世纪初的“各省自立”主张，是20年后“联省自治”的先声，可以从中发现，再强的地方意识、再激烈的“各省自立”呼声，其本身并不足以导向欧洲式的国家独立运动，相反，其最终的合法性依然落实在国家意识，按照“家国天下”的传统，先治地方“小家”，后谋国家独立之大业。省籍意识不仅不与晚清的国家主义思潮冲突，反而是其内在的一部分，如章清所说：“‘省界’构成‘合群’之先声。”各乡、各省是地方小群，通过地方的自立，最终合成国家之大群。而被中国视为先进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德意志帝国，都为中国人提供了由联邦而建国的典范。
第三个历史时刻是晚清新政。晚清政治以富强为目标，学习西方的近代化，呈现出两个互相冲突的趋势：一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朝廷试图借助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政府的财政吸取能力；另一个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各省封疆大吏在地方士绅的支持下，力图实现地方的自主性。从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都有这样的特点。如果说在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地方实力派还刚刚形成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初的晚清新政，他们就已羽毛丰满了。任何一场改革，都是一场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各自为政，各有一本账，户部无法干预地方收入支出，国库日益空虚。另一方面，督抚们集军事、行政、财政等地方大权于一身，形成尾大不掉、直逼朝廷之势。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朝廷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南方诸省在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和盛宣怀的密谋之下，与外国签订《东南互保章程》，形成了一国之内中央主战、地方主和的咄咄奇事，如胡春惠所说：“就现代政治学主权不能分割的观念而言，此一情势下的中国，显然已不能称之为一个统一的国家。”1辛丑之后，朝廷决心搞新政，除了力图扭转衰落之势，实现国家强盛之外，加强中央集权，将督抚的地方军事和财政大权收缴到朝廷，也是重要的目标之一。然而，晚清末年的军事与财富重心已经从中央下移到地
方，连强势的慈禧太后也未能做到这一点。慈禧死后，弱势的摄政王眼见中央大权旁落，试图强力推行，反而引起地方的反弹，最后招致革命而自取灭亡。对中央政府来说，仅仅握有地方大员的任免权并不足以掌控局面，一旦财权与军权下沉，财政日拙，国库空虚，军队蜕变为地方私家军，那么，藩镇割据、重新封建化将呈不可逆之势。
各省督抚原为朝廷命官，之所以能够与中央抗衡，除了有资源与军队之外，乃是得到了地方士绅的支持。督抚与士绅的关系，颇为微妙，在地方事务上，二者既有共享利益，也有权力之间的冲突，但面对朝廷的集权，士绅与督抚却是利益一致，在同一条战壕之中。杜亚泉说：“前清督抚，常利用其中间地位，以施其狡狯之伎俩，当民气强盛时，豫揣中央之意旨必将屈从与舆论，则竭力鼓吹发扬民气，借人民之后援以抵抗中央。……清廷之失坠，其近因以此为著。”地方士绅们虽然由血缘、乡缘等各种关系网络联为一体，但自从中世的世家大族和宋明的文人书院衰落之后，士绅阶层并无正式的组织系统，戊戌变法前后各种学会的兴起，使得士绅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虽为朝廷所忌讳，却多为地方督抚所公开或暗中支持，比如张謇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就是在江苏巡抚支持下的地方士绅组织，不仅掌控了江苏全省的教育文化事业，而且在晚清地方与全国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了核心作用。1909年各省谘议局和1910年资政院的成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机遇，自此士大夫阶层在体制内部获得了一个得到朝廷正式承认的政治参与空间。这一空间虽然还不是议会，只是民意咨询机构，却具有完备的组织系统和动员网络，随后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就是以谘议局为龙头发动的。到了辛亥革命之前两年，乡村士绅搞地方自治，城市士绅发动立宪运动，地方上层士绅参与谘议局，国家级士绅进入资政院，由此构成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从地方到中央、自下而上的全国性士绅网络。张謇又在上海筹建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这个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方联合体的出现，使得上海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
晚清以绅士为主体的国会请愿运动，背后有地方督抚的暗中支持，虽然打着立宪的旗号，其实是一次地方向中央进一步要权的运动。1909年之后，全国出现了“参与大爆炸”的局面，各个层面的地方势力蜂拥而起，要求介入地方与中央的政治事务。类似的情形，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出现过，在1880年代，以地方势力为背景的各政党风起云涌，要求参政。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元老的主持下，经过充分的互动，于1889年正式制定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明治宪法，成为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国。明治时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化解地方的参与压力，乃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元老，他们超越于各种地方利益和党派势力之上，以国家体制之外的枢密院为基础，设计和安排国家的重要事务，以立宪为中心，将各种地方与党派的参与力量收编到国会这一制度化的框架之内。而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面临地方士绅的“参与大爆炸”时，却没有伊藤博文那样能够在地方与朝廷之间斡旋、把握历史大方向的权威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死了，张謇站在了地方士绅一边，袁世凯因为被革职对清廷记恨在心。在朝廷与士绅、中央与地方严重对立之际，没有深孚众望、超越中立的重心人物，而作为全国民意咨询机构的资政院，也严重地卷入到地方与中央的冲突之中。最终因为缺乏缓冲和调和的中间势力，由清廷收回地方铁路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清廷这头愚蠢的骆驼。
辛亥之后，中央完败于地方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帝国，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什么革命之后迟迟无法实现国家的整合，而陷入了“五代十国”的乱局？这与革命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周锡瑞在其名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作攻击的目标。”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封建的革命，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由革命党人与地方士绅共同完成的，从湘军崛起到辛亥前夜，士大夫精英抓住几个大的历史机遇，以省为单位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政治力量。他们之中除了上层是一批国家精英之外，更多的是中下层的地方士绅。革命党人其实也是如此。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内部的三大派系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兴中会的背景是广东人以及海外华侨，华兴会的活动区域在两湖地区，而光复会的核心成员多为江浙人士。他们各有各的地域网络，各自借助当地的血缘、地缘关系，动员当地的宗族、会党筹备发动革命。正如深町英夫在《近代中国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一书中所分析的，从晚清到民初，植根于各个地域的革命党人所建立的只是镶嵌到地方的血缘、地缘网络的“水平”动员系统，在其内部并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系统，1因此从同盟会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内斗不断，个中原因除了革命策略、学术背景的分歧之外，大半与人脉关系的冲突有关，而传统中国的人脉关系中地域因素最为重要。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孙中山已经表达了对中国发生内讧的忧虑：“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结，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则中国必亡无疑矣。”孙中山的担忧果然不幸而言中。
辛亥革命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晚清的地方主义以省为中心，无论是中央权力，还是地方权力，都从中央与乡县集中到省城。沟口雄三认为，从宋明的乡里空间，到清末的一县自治，再到辛亥革命的各省独立，由乡而县至省，逐级放大，遂使辛亥革命采取了典型的封建形态，它具有如下特点：“（1）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2）其形态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态；（3）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4）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
当革命发生的时候，不仅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且帝国内部也分崩离析。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匈帝国、苏联帝国，几乎所有帝国的瓦解，都伴随着帝国内部的四分五裂、各地的独立和再封建化。推翻中华帝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典型的封建形态，即各省独立。这种独立类似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革命中的13个殖民地不再承认英国的宗主国统治，而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也是不再奉清朝政府为正朔。辛亥既是一场共和对专制的革命，也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封建对皇权的革命。这一各省独立的革命形式，在民国初年后来又上演过多次，二次革命中的江西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西南各省独立，都意味着在辛亥之后，中央政府是否合法有道，其判断的标准已经转移到地方，视各省是否承认中央的最高主权权威而定。
刚刚建立的民国，各省“俨然具一独立国家之形象”，有自己独立的军队，财政独立，“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梁启超感叹曰：“而省而府而县而乡，各自为界，豆剖瓜分，追不可纪极，而各皆以排外为唯一之能事，遂以二千年大一统之国，几复返于土司政治。……惟见亚细亚大陆东部有二十余部落，各部落中又有其小部落，为数至千数百而未已，而所谓中华民国者，果安在也？”
为什么民国初年会成为五代十国式的乱世，分裂成到处是“土司政治”的部落国家？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革命之后国家整合层面发生了问题。辛亥革命从美国式革命开始，各省独立，地方革中央的命，革命成功之后却没有延续美国革命的道路，即各省通过制宪奠定国家权威，划清国家与地方的权限，而是转而走向法国式道路，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派这三大政治势力角逐国家最高权力。民初最尖锐的争论乃是国权至上还是民权至上，从今天的观念来看，自然是民权高于国权，但抽象的观念背后往往隐蔽着实在的利益。历史的吊诡在于，民权与封建彼此纠缠，封建的再造以民权的名义进行，民权的扩张也以地方封建为后盾。同盟会原先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秘密的革命团体，到民国初年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一夜之间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之所以势力急剧扩张，主要就是因为革命之后各种地方势力的趋炎附势。他们畏惧袁世凯的中央强权，希望维持在革命中获得的地方利益和各省自主性。当民权的诉求背后反映的是封建的地方利益的时候，政党很容易流变为缺乏政治信念的朋党，维护的只是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二次革命之后，一时强大无比的国民党急剧没落，分裂成多个缺乏政治理念和凝聚力的小团体，革命党内部的迅速分化乃是外部的封建势力渗透所致文，民景权的出理想追品求蜕，变为请保存勿一己私外利的传功利考量。
革命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的整合。一个大一统帝国崩溃之后，地方的自主性被充分释放，如何将破碎的“二十余部落”缝合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民初最初的政治方案是代议民主制，但从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与立宪派演化而来的进步党在国会与制宪中恶斗，在《天坛宪草》中竟然无法就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即省制问题达成一致，只能搁置。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表面原因是宋教仁被刺，更重要的因素是袁世凯试图削藩，掌握南方部分省权的革命党人被逼武装反抗。正如胡春惠所说：“二次革命在本质上即为民国史中首次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张者斗争的最高表现，也可以说是地方势力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总决战。”决战的结果是得到进步党支持的袁世凯大胜，以地方为后盾的革命党人大败。
然而革命之后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并未伤筋动骨，不说革命党，即使是进步党和北洋派，它们的权力根基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当袁大总统将代议民主制变为行政威权制的时候，一时是得到了希望加强国权、结束割据的那部分民意支持的。但得势的袁世凯急于削藩：一是解散国会，替之为御用的参政院；二是削藩，调整各省都督，宣布解散各省省议会，推出了废省改道计划；三是打压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运动，解散各地地方自治机构。袁企图通过这三招，将权力迅速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一人控制之下。然而，这些举措得罪了被“参与爆炸”激发起来的几乎所有政治与社会势力，从国会中的革命党、立宪派，到各省实力派诸侯、地方士绅和自治势力，包括北洋军事／官僚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袁一称帝，形势迅速翻转，袁世凯如同清廷一般，再一次完败于地方对中央的革命。
袁世凯死后，民国进入了军阀混战、南北对立的乱世，旧制度已去、新制度未立是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在民国初年这个转型时代，中国突然失去了社会重心，没有了中心势力。传统中国无论政治再动荡，王朝如何更替，士大夫精英始终是社会的中心势力，然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旧的士绅阶级开始消亡，新知识阶级暂时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于是，无论是旧制度还是新制度，背后都缺乏一个稳定的、有实力的阶级来支撑。李大钊1917年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说：“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但是“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杨荫杭也在1920年的《申报》写道：“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今民意既弃如弃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
国家乱世的表象是政治纷乱，军阀混战，其背后是文化的崩裂。秦政两千年来之所以能整合成大一统的帝国，“车同轨”尚在其次，最重要的乃是“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统一，纵使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总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那里。这个由士大夫精英所担当、由察举制和科举制所维系的精英文化，到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解体了，因此严复会将晚清的废科举视为与春秋废井田同等的千年历史大巨变，取代儒家“义理”的，是各种西域来的“主义”，但在清末民初，“主义”尚未完全取代“义理”，新旧文化并存，与政治的乱世一起，在文化上也同样呈现出纷杂与对抗。而新旧文化的对峙，又与地理空间密切联系，大致而言，南方得风气之先而趋新，北方相对封闭而守旧。民国十年前后的南北对立，与其说是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抗衡，不如说有新旧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故周作人在《南北》一文中如此说：“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找地与人来算账的，应该找思想去算的，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聂绀弩｜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罗志田｜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5年度历史书｜2014年度历史书｜2015最受欢迎文章｜2016年最受欢迎文章
许纪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