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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贞平：“万国来朝”掩盖了盛世唐朝的真实形象丨燕京访谈

全现在 · 公众号 · · 2021-01-22 17:28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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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小东

唐朝，往往给人以万邦来朝的盛世大唐景象。但是，为什么当时周边国家对唐朝往往既羡慕又恐惧，认为它是“令人生疑的邻居”。研究唐代外交制度史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王贞平，为我们讲述真实的唐朝及其地缘政治。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朝代之一。每当我们提起唐朝，出现在脑海中或许是那个兼具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君临天下、万国来朝、气象恢宏的大唐盛世。唐朝文化远播海外，以其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而著称，各国纷纷派遣遣唐使来学习先进的唐朝文化，周边四邻渐染华风。唐朝似乎也成了中国古代“朝贡体系”中的黄金时代。

唐朝的辉煌毋庸置疑，但唐朝的形象并不像古代正统史家所极力塑造的那么“海纳百川”、“德义兼备”，因为历代史家在描述唐朝时多采用唐朝的史料——毕竟是唐人自己所书写的历史，未免会带有“中国中心论”的色彩。倘若我们关注四邻所留下来的史料，我们会发现另一个唐朝——在海外四邻的史料里，唐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这些四邻真的是受强大唐朝的感召，进而来朝贡臣服的吗？在唐朝，“朝贡体系”的真实状况真如传统史家说的那么行之有效吗？

其实，在唐朝与四邻的关系上，周边朝贡国对唐朝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不过是许多人一厢情愿的想象。研究唐代外交制度史的专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王贞平认为，唐代的亚洲并非一个“单极”格局，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多极”格局。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增强自己的实力互相竞争。这些国家，有时会为对抗第三国而结盟，有时又会自行其是，没有国家能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变、难以预测的。对于四邻来说，“朝贡体系”只是一种能获得实际利益的外交手段。这个名大于实的“朝贡体系”，其实掩盖了当时极其复杂多样和不稳定的亚洲地缘政治。

此外，唐朝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确在亚洲受众甚广，但四邻学习唐朝制度和文化只是推进自身政权建构的一种手段；他们改造了从唐朝输入的观念，形成自身的主体性，拒绝唐朝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些从唐朝引进的观念（如“华夷观念”）反而还强化了他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否定唐朝中心的天下秩序。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意识使得各国竞逐霸权，并视周边为自己的属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时唐朝也只能与他们平起平坐。

传统史家往往将唐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一出简单的道德剧，这不仅对唐朝的四邻进行了刻板化，也严重误读了唐朝的外交策略。唐朝的外交策略，其实以道德为表，以实用主义为里。王贞平将其总结为“实用多元主义”。唐朝官员所制定协调、均衡的外交政策，体现出了“合宜”的思想。唐朝的官员只有在行动之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多极世界中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里，达到双赢的结果。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加]王贞平著，贾永会译，后浪丨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6月版

01

“万国来朝”掩盖了唐代亚洲地缘政治的实际运作

燕京书评：在我们的一般认知中，提起唐朝，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开元盛世、“天可汗”、遣唐使等名词。唐朝极盛一时，能够兼具软实力和硬实力君临天下、万国来朝。这样的话，大家很自然地会把那个时代的国际秩序定位为一个唐朝独大的单极格局。但是，您在书里批判了这种“朝贡体系”的“中国中心论”，并认为唐代的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多极格局。民间对“朝贡体系”有着许多美化和误解，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唐代，“朝贡体系”的真实状况是怎么样的？

王贞平：唐代“朝贡体系”的真实状况，反映在亚洲地缘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但是，这种“实像”往往被典籍中描绘的“万国来朝”的“虚像”掩盖。这是由于历代中国皇帝对“大一统”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也由于他们需要用“外夷来朝”印证其统治的正统性。这种需要对于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时的区域政权君主来说尤其迫切。换言之，“朝贡体系”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政治实质之间常出现分离、脱节的现象。

传统史家笔下的外国使节来访，是唐廷已经实现了“大一统”的佐证。他们前来“朝贡”“请吏”“归献”，表明唐帝“君临天下”，治理国家“有道”，“德化”远播蛮夷之地。这些史家鼓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政治理念，认为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是宗主国，外国是臣属国，其使节是“朝贡”使。他们对外国使节并非有来必录，而是着重记载那些按中国朝廷礼仪行事，给中国朝皇帝增添正统色彩的外国使团。这些记载有强烈的“中国中心论”色彩，不是对事件全面、客观的纪述，也往往缺乏相关的外国史料为旁证。它们使人产生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四邻国家被动地向中国称臣纳贡的表面印象。但是，亚洲地缘政治的实际状况表明，“多样化“才是外国使团来华的动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与中国双边关系性质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史书中，屡屡出现外国君主、使者朝见中国皇帝，贡献方物的记载，但“遣使献方物”并不意味着“朝贡”国君主与中国皇帝必然有实质的君臣关系。一些外国君主“遣使来朝”只是为了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文化、贸易交流，完全无意与中国建立政治从属关系；中国也无意将君臣关系强加在他们身上。史书所记遣使“朝贡”的外国君主，并不一定都是中国的“外臣”；更有一些“朝贡使”是商人假“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有一些外国君主确实曾主动要求中国授予封号和军号，这就是所谓的“册封”。“册封”关系中的外国君主是中国皇帝的“外臣”，他们有义务遵从中国朝廷的训令。

然而，他们并不总是对中国俯首听命。他们通过“朝贡”接受中国的“册封”，主要是借此强化本国内部秩序，巩固自身地位。因此，“册封”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当周边国家本身的政治制度、治理模式趋于成熟之后，中国封号就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不过，“册封”并未淡出国际政治舞台。中国朝廷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维护皇帝“天子”形象的需要，有时单方面向外国君主授封。他们虽然没有提出授封的请求，但出于维持与中国官方关系的考虑，并不拒绝接受这些封号。这种册封/朝贡关系，只是徒有其名。

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对是否存在过一套完整、行之有效的朝贡制度提出质疑，认为不宜用静态的朝贡/册封制度去解读变动中的国际关系。册封/朝贡体系论的首倡者西嶋定生曾明确指出这一理论框架的局限性：“隋唐帝国并不能仅仅用册封体制的结构加以说明。……它与突厥、吐蕃、回纥的关系并不是册封关系，而是在另外的形式之下展开的。因此可以认为还存在着其他的体制和理论。”他更进一步指出：“册封体制是使国际政局发生动荡的形式，是国际政局变化的‘场’”。换言之，册封/朝贡体系论在描述、分析古代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时，所触及的只是双边交往的形式，不是其实质。

一方面，四邻国家中的大多数必须经由朝贡/册封的渠道与中国朝廷交往道。二者因而成为亚洲国家间往来的普遍媒介。另一方面，亚洲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各国与中国交往的动机各不相同，单一的朝贡/册封模式难以囊括、解读它们之间性质不同、形式各异的的关系。虽然中国力图通过朝贡/册封来支配其他民族、国家，但由于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也由于中国往往不能用军事手段强制受册封的国家履行其义务，中国与它们只能保持松散的关系。

这种关系依各国各民族与中国接触的必要性，各自社会的多样性而采取不同的形态。归根结底，朝贡/册封都是双边关系，它不可能仅靠中国采取单边行动来建立。它需要四邻国家对中国文化、政治及军事制度的主动认同和积极参与；而认同的程度和参与的时机，主要视各国内政和外交的需要而定。外国君主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国的世界秩序，而是自行决定是否或何时与中国建立“册封”关系。

概言之，中国起支配作用的朝贡/册封，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外关系的特例，而不是通则。以君臣关系解释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有简单化、一统化的弊病。在国家关系中，朝贡、册封只是交往的媒介。“多元性”及“相互依赖性”，才是古代亚洲地缘政治的特征。

02

“令人生疑的邻居”：周边国家对唐朝既羡慕又恐惧

燕京书评：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和许多历史读物中，唐朝的形象似乎都是一个天朝上国、爱好和平、海纳百川、德义兼备的光辉形象。比如，许多史书里会重点介绍文成公主进藏的事迹。此外，许多历史读物若是谈论到唐朝的对外战争，会重点介绍唐和突厥的战争，该战争也被定位为“自卫反击战”。但在您的书里，您却用大量史料论证了唐朝也有好战性的一面，以及唐朝非常多背信弃义的做法和许多战略失败的案例。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唐朝在其四邻眼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王贞平：唐朝的国际形象不能从传统史家的纪述中寻找，四邻国家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才是这个形象的本来面目。在它们看来，唐朝是“令人仰慕、使人畏惧、令人生疑的邻居”。这个论断来自它们多年来与唐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往的经历。

四邻国家在与唐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中，大都对唐的“软实力”怀有羡慕、向往之情。这种“软实力”包括璀璨的文化、发达的政治法律制度、完整的官僚机构、繁荣的经济和由此派生出的统治阶层奢华的生活方式。一些国家、部落的上层人物热衷于借鉴中国的制度、文化，努力保持与唐廷的官方贸易往来，乃至于模仿唐人的生活方式。

四邻国家与唐廷的政治、军事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敌对国、臣属国、对等国。敌对国视处于上升及鼎盛时期的唐朝为自身安全的主要威胁，是“令人畏惧”的对手。八世纪中叶，安禄山、史思明之乱爆发，唐朝开始走下坡，但仍是亚洲地缘政治中不容小觑的力量。耐人寻味的是，一些臣属国、对等国表面对唐帝歌功颂德，实则对唐廷的地缘政治目标深怀疑惧。“令人生疑的邻居”，是它们对中国的真实感受。

新罗，名义上是唐朝的“属国”，多年来遣使朝贡，最终借助唐军力量实现了朝鲜半岛统一。新罗表面对唐感恩戴德，实际对唐廷的朝鲜半岛战略意图深怀戒心。新罗僧人慈藏为这种心态提供了例证。638年他来唐学习佛法，643年返回新罗，并在两年之后建成一座九层宝塔。据慈藏自己说，建造此塔是为了祈求新罗免受邻国祸害，达到“邻国降服，九韩来贡，王祚永安”的目的。宝塔每一层代表一个曾在朝鲜半岛为害的国家。中国赫然位居第二层，仅次于新罗的头号敌人日本。新罗朝野对唐朝的疑惧之心，在九层塔的修建中表露得一清二楚。

图为唐征高句丽和百济的示意图。唐朝曾与新罗结盟，几经波折才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的高句丽之役对唐朝没有什么好处，最终使得新罗成了最大受益者，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在名义上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只是为了本国利益利用唐朝，其实新罗极为害怕被唐控制。唐朝征服了高句丽，却没法管理其遗民。为了本国利益，新罗与唐朝的联盟破裂，并将唐朝军队赶出了朝鲜半岛。

日本远离中国，从未受到唐廷的直接军事威胁，本可高枕无忧。但“安史之乱”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廷对事件可能对本国产生的冲击忧心忡忡，立即向九州官府颁布敕书，提醒他们：“安禄山者，……违天起逆，事必不利。疑是不能计西，还更掠于海东（即日本）”。该敕书还要求当地官员“预设奇谋，纵使不来，储备无悔”。在日本心目中，唐朝显然是一个“令人生疑”的近邻，必须小心提防。

在有关亚洲国际关系的原始材料中，中文记载占绝大多数，且多美化唐廷的对外政策。“阙特勤碑”碑文用古突厥文写成，因而格外珍贵。阙特勤是后突厥第三代可汗的重臣。他死后第二年（732），其部属在今蒙古鄂尔浑河支流的硕柴达木地区竖立了一块墓碑。碑文简要追述了唐630年灭东突厥，682年突厥复起为后突厥（即突厥第二汗国），直至阙特勤去世这段历史。它为我们提供了突厥人心目中唐廷真实形象的不可多得的文字记载，值得详细引用：

“我同唐人建立了关系。他们慷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当靠近了之后，他们就心怀恶意”（碑文南面第四至五行）。

“他们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一人有错，连其族人、人民、后辈都不饶恕。由于受到他们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突厥人民，你们死了很多人”（南面第六行）。

“突厥人民，当你们一部分……要住在平原时，于是恶人就这样教唆部分突厥人民道：凡住远处的给坏的礼物，凡住近处的给好的礼物。于是，他们就这样教唆了。无知的人听信了这些话，走进了（他们），于是你们死了许多人”（南面第六至七行）。

“由于唐人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由于他们使兄弟相仇，由于他们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东面第六行），“失去了成为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朝的諸官采用了唐朝的称号，臣属于唐朝皇帝”（东面第七行）。

碑文用“恶人”形容“心怀恶意”的唐朝使节、官员，用“甜蜜的话”、“诱惑”、“教唆”、“奸诈”、“欺骗”、“兄弟相仇”、“官民不和”描述他们为唐王朝谋取最大利益而采用的种种手段。在突厥人心目中，唐廷使节、官员不外是一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鄙之徒。

渤海国君主大武艺，更直言不讳地指斥唐天子在双边关系中的欺诈行为。事件的起因，是唐廷介入亲唐派大门艺与其兄大武艺之间的权利之争。大门艺失势后逃往中国。唐廷为庇护大门艺，将其秘密送往中亚，还遣使欺骗大武艺说，大门艺已被流放到岭南。真相败露后，大武艺勃然大怒，遣使强烈指责唐廷：“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 显然，唐廷处理大门艺事件的手法使渤海国认为，唐朝是不可信赖、“令人生疑的邻居”。

总而言之，四邻国家对唐廷对外政策的真实感受，显然与正统史家所极力塑造的唐廷“海纳百川”、“德义兼备”的恢宏气象相去甚远。

王贞平，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其在唐代外交制度史、中日关系史等领域颇有造诣，代表作有《汉唐中日关系论》《唐代宾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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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外交：奉行实用多元主义，常为一己私利而背信弃义

燕京书评：您在书里提到，唐朝也会利用软实力进行外交。但是，唐的四邻虽渐染华风，推崇和引进唐朝的文字、价值观和制度，在文化上与唐朝几乎没有隔阂，但未必在政治上服从唐朝。借鉴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只是一些政权推进自身体制建构的手段，一些从唐朝引进的观念还常常唤醒或强化了其他政权统治者和知识精英的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未必会在政治上服从唐朝，并形成自己的“权力中心论”。比如，中国的华夷观念使得许多地方发展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意识，比如新罗和日本。这让我联想到十九、二十世纪许多非西方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从西方学习并改造西方的语言、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制度，却反而发展出以自身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民族主义，最后瓦解了殖民体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在国际政治上，对大国来说，软实力也存在着局限性？

王贞平：西方国家向它国输出语言、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试图影响人们的思想，达到在政治上控制对象国的目的，这是“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汉斯・摩根索语）。历史上，西班牙曾向拉丁美洲进行“文化渗透”，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武力手段改变当地的权力结构，并没有达到在政治上控制拉丁美洲的预期目的。这表明，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帝国主义”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它常常与“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相伴而行。

换言之，“软实力”欲达到其既定目的，必须以军事、经济实力为后盾，缺一不可。英国凭借其雄厚的文化、军事、经济实力曾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但是，“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衰落，最终解体。在我看来，殖民地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固然与此有关，但无力负担“军事帝国主义”的高昂成本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

这表明，哈佛大学的小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定义，有修改、补充的必要。他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外交中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又不必对别国使用武力或提供有形报偿的能力。”在他看来，“软实力是促使人们合作的力量”，而“从行为理论的角度来说，软实力是吸引他人的力量”。小约瑟夫·奈似乎认为，美国自身的“软实力”能吸引别国追随、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而不付出代价。然而，运用“软实力”必须付出有形及无形的代价；欲使别国追随自己的对外政策，必须对它们提供报偿。

因此，“报偿”是“软实力”的成本。此外，“软实力”虽然主张不对别国使用武力，但又必须以武力为对外政策的后盾。因此，“武力”也应视为“软实力”的成本。当提供“报偿”和维持“武力”成本过高，乃至不堪重负时，“软实力”的局限性就显露无遗了。然而，使用“硬实力”（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成本更为昂贵，且往往不能达到完全征服对手的目的。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交替使用“软实力”和“硬实力”，制定出“合宜”、行之有效的政策，不仅是历代中国朝廷面临的课题，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

燕京书评：您在书里提到，依靠硬实力来处理双边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军事打击不但不会一劳永逸地圆满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唐朝带来难以应付的新难题。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发动战争，能否有效控制新获得的土地，或如何在新获得的土地上面重建秩序，都是唐朝在使用硬实力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唐征讨高句丽，真正受益者却是新罗；唐与南诏的战事最后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内部政治；玄宗的“吞四夷之志”让唐朝付出高昂的代价。既然唐朝能用一种审时度势的、务实合宜的“实用多元主义”来权衡使用硬实力的利弊，为何唐朝总还会在一些问题上一度陷入困境？

王贞平：唐代对外关系中的“实用多元主义”，主要指一些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动机而言，强调他们不以泛道德论的“德”、“义”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用兵）必然产生预期的实际效果。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唐以前的外交决策思想往往受到一些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

例如，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一些官员崇尚武力，主张对匈奴采取“不和亲就征战”的政策。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对这种简单、幼稚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但范晔在《后汉书》、沈约在《宋书》中仍然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只有实力和武力最重要，质疑有其他原则可循。也有人认为，传统价值观应该是衡量外交政策是否得当的唯一准绳。汉灭亡之后的几百年中，中国处于分裂、动荡之中，各地方割据政权不断探索如何妥善处理外交关系。至隋唐时期，最终形成了征讨、“羁縻”、册封、“和亲”、收买、同化、抚慰、防御、对强敌屈尊求和等一系列对外政策。唐廷多样化的对外关系运作，正是以“实用多元主义”为主导思想。这无疑是决策思想的一大进步。

在唐廷大臣与皇帝的讨论中，争论双方多以“合宜”为立论依据，检讨对外政策的得失利弊。然而，在变动的地缘政治中，要在特定时间点做出“合宜”的决策殊非易事。各方对实际情况的研判有所不同，皇帝必须对相互矛盾的政策建议做出裁决，难免出现“误判”。

一项原本“合宜”的对外政策，也会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失效。亚洲国际社会充满了变数。实力增强了的国家，总是试图以和平或武力手段改变现状，重新界定与中国及其它国家的关系。唐廷时时要面对由地缘政治多元性、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棘手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往往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制定“合宜”的对外政策，永远是对唐廷官员政治智慧的挑战。

燕京书评：您在书里指出，唐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实用多元主义”。您认为唐朝指导外交活动的准则，最为重要是合宜、效用、便宜行事，实质上就是实用主义。这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信、忠、义的儒家道德桎梏。唐朝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儒家的“德”、“义”思想的束缚？为何唐朝能在外交思想上摆脱儒家道德桎梏，这是否与唐朝的统治集团源自六镇鲜卑有关？当时的唐朝官员又是如何看待外交中普遍道德原则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的？这种“实用多元主义”跟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又有什么样的异同？

王贞平：李唐统治集团有胡人血统，唐人有胡风是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中突厥/伊朗元素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初唐政治伦理文化的认识。初唐“远非‘本土’王朝，而是具有浓厚突厥/鲜卑特色的政权，称之为‘鲜卑-华夏’政权可能更为适当。”（陈三平语）游牧文化在唐廷中根深蒂固，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并不以“孝”、“忠”、“德”、“义”为政治伦理圭臬。一位唐代僧人曾写道：“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孔、释之道有所未遑。”李世民为夺取皇位杀长兄、幼弟，逼迫李渊退位；武则天为巩固自身权力废黜亲生儿子中宗李显；这些耳熟能详的事件，都带有明显的“鲜卑-突厥”政治烙印。

在游牧民族中，“孝”、“忠”、“德”、“义”都不是固有的价值观念。李唐统治集团成员，不受这些儒家道德桎梏的约束乃势所必然。以“孝”为例，它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尽赡养义务，从而形成尊卑分明、上下有序的家庭关系。理想的“孝道”具有绝对性：子女完全接受父母的言行，不信口批评。将这种精神推广到君臣关系中，就是“忠”：臣下对君主毫无保留、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即所谓的“单向忠诚”。在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中，父母之间有比较稳固的婚姻纽带，与子女有明确的血缘关系，“孝道”有明确的对象。

但，游牧民族的家庭、婚姻流动性较大。“孝”因而没有成为主要的伦理观念；“单向忠诚”也没有成为政治生活的准则。这实际上是游牧民族在应对严酷自然环境和动荡政治局面时所衍生出来的必然产物。各部落逐水草而居，时而为争夺自然资源发生冲突。暴风雪有时导致牛、羊、马匹大量死亡，使他们顿时失去主要生活物资。部落之内，经常为争夺领导权发生内讧；部落之间，时常相互兼并。随着各部落间实力的消长，部落联盟首领也时有变动。任何人身处如此险恶的自然、政治生态环境中，都不会以绝对政治忠诚为价值选项。为了生存、自保、发展，人们不得不审时度势，调整效忠对象。“多向忠诚”，因而成为游牧民族政治伦理的主要特征。

其实，儒家鼓吹的“单向忠诚”，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即便在中国也不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孔子为推销其学说周游列国，并没有特定的效忠对象。他的弟子也莫不如此。孟子主张：“君有过则（臣）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去”，就是“去而之他国”，转而为其他诸侯王效力。孟子为“忠诚转向”辩解，说明他认为“多向忠诚”有其合理性。

李唐皇室成员在争夺权力时多有不忠不孝之举。但在巩固了自身权利之后，无不大力宣扬“忠孝”之道。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十分简单：“孝道”维护父权在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固化的尊卑等级关系有政治示范作用，有助于巩固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换言之，唐廷对“忠孝”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实用主义，也是“德”、“义”这两个概念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儒家主要将“德”、“义”作为个人修养的优秀品质加以弘扬，乃至人们不大注意这两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德”、“义”意味着合宜、效用、便宜行事，与“功效”是同义词，不含道德说教或道德判断意味。这就是所谓的“德者，得事宜也”，即君主应审时度势，采取一切必要的暴力或和平手段，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对外关系语境中的“德”与“得”、“宜”与“义”是同音通假字，意指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这种政策上的“合宜性”不免与一些官员的个人道德观发生抵牾，从而在朝廷政策与官员个人价值观之间产生“张力”。但是，在政策辩论中，一般道德观念不能构成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个人价值偏好，往往让位给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唐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为一己私利而背信弃义的事例并不少见。

王贞平：“万国来朝”掩盖了盛世唐朝的真实形象丨燕京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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