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书《华为崛起》已上市，当当、京东、天猫均有发售！
《华为崛起》讲述了华为三十年的奋斗历程，从最简单的零件组装起家，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一步步赢得市场认可，成为一家国际化ICT巨头。华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打造以华为ICT技术为核心的“联合舰队”，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华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小政府和自由市场，又被总结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包括如下十个方面：
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客观地说，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原则也不能说是全错，其中包含了一部分有价值的建议。但是韦小宝说的好，高明的谎话就在于十句话里九句都是真的，就其中一条是假的足矣。
美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上世纪八十年代造成深远影响的里根改革，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美国获得的商业成功，当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功劳。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美国经济中成功的部分，基本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尚未祸害到的部分。
“二战”后的美国有个奇特的现象，每当华盛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一职因种种原因空缺时，便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无论从就业率、经济发展率、贫困率哪个指标来看都很不错。而一旦主席的宝座有屁股占着时，经济就开始往下滑。像哈伯·斯坦和查尔斯·舒尔兹这样的一代经济学大侠任职期间，贫困率却以2%左右的可怕速度增长。
1975年，经济学家库普曼斯与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获奖论文是《资产分配的最优理论》，这两位专家号称根据他们的理论投资就无往不利。当时有好事的记者问：既然这个理论这么厉害，你们有没有想过用这笔奖金来证实这个伟大的理论呢？二老捋着胡子自豪地答道：“我们正准备如此。”不过，很快他们就用自己的无敌理论把得到的奖金亏光光，只有在老婆面前跪搓衣板的份了。
无独有偶，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以期权定价理论获诺贝尔奖，二人摩拳擦掌组建投资公司，不幸的是，用他们自创的全世界最牛叉的理论进行期货市场交易时，却屡战屡败直至关门。
《华尔街日报》的财经专栏作家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当他在这行混了几十年后忽然大彻大悟，感慨道：“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就是纯属瞎掰。”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演绎法建立的理论。这种理论建立方法典型的范例，就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首先提出了几条不可违背的假设，称之为公理和公设，然后以这几条为支撑，通过演绎法推理建造整个理论大厦。
可以说，大部分理论都是基于演绎法构造的，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是基于如下两条假设：
一是光速不变性，也就是光速在任何惯性参照系下保持不变
二是狭义相对性，一切物理定律（除引力外）的方程式在洛伦兹变换下保持形式不变。
可以看出，这两条假设把惯性参照系和 引力作为例外排除在外。为了容纳这两个例外，爱因斯坦后来有对假设进行了修改，发展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是基于狭义相对论的。如果后者被证明是错误的，整个理论的大厦都将垮塌。而狭义相对论又建立在前两条假设之上，解释宇宙时空的运行规律。如果谁可以挑战这两条假设中任意之一，就可以成为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从逻辑结构上说，如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依赖假设中，如果有一条出了问题，就相当于大厦的地基被抽掉，整个理论大厦都将垮塌。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共依赖三条基本假设，不幸的是，这三条假设，呃，好像都有问题。
尽管根基已经被批判地如同破筛子一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依然没有垮塌，仍然是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
理性经济人假设：
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充满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具体说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
信息完全假设：
市场中的任何信息，由于完全竞争以及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最终总会传播到每一个人，也就是达到信息扩散的静态平衡。
市场出清假设：
商品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flexible），能使需求和供给迅速达到均衡的市场。在出清的市场上，没有定量配给、资源闲置，也没有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
实际上，第三条市场出清假设是前两条假设的必然推论，只要有前两条假设就足够了。为什么单列出来第三条，因为这条跟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很重要：
市场出清假设会必然消灭掉内生创新的可能。
在这两条假设的规定之下，经济系统就非常类似经典热力学所研究的理想气体，每个经济人独立进行决策，就如同每个理想气体分子按照各自的惯性运动，整个群体则形成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市场中的供需如同理想气体通过分子碰撞传递的热量，最终总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经济人假设最早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基于“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己心”参与经济活动，其含义是：
参与社会分工和以商品形式满足他人需要，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需要。
体现出“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相互帮忙”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间接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关系。
两百年来，经济人假设遭遇过无数质疑和修正，但仍然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因为这条是最关键的假设）。
新自由主义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转化为只有技术工具意义的学科。
新自由主义“经济人”的假设边界是：
纯粹的“自利性”而无“利他性”，纯粹“追求
个人利益最大化
”而无“公共利益”，没有社会规则的约束。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经济人”只有在
完全竞争
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实现最大的满足和效率，从而进一步将市场置于中心地位。
在经济管理实践上，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完全是依照经济人假设建立的管理理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管理工作重点在于提高生产率、完成生产任务，而对于人的感情和道义上应负的责任，则是无关紧要的。
简单地说，就是重视完成任务，而不考虑人的情感、需要、动机、人际交往等社会心理因素。
从这种观点来看，管理就是计划、组织、经营、指导、监督。
这种管理方式叫做
任务管理
。
2、管理工作只是少数人的事，工人的主要任务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拼命干活。
3、在奖励制度方面，主要是用金钱来刺激工人产生积极性，同时对消极怠工者采用严厉的惩罚措施，即：
"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
美国工业心理学家
麦格雷戈
在他的《企业中的人性方面》（1957）-书中将泰勒的理论称为X理论。
麦格雷戈认为X理论已被证明是建立在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更科学的人性假设，并将其称之为Y理论。
这种假设对人性的基本概括是：
人生性并非懒惰和不可信任，组织成员对工作的好恶，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组织给予积极诱导和激励，成员将渴望发挥其才智，反之则视工作为一种痛苦。
后来，日裔美国学者威廉·大内基于日本在八十年代赶超美国的经验提出了Z理论，认为要信任员工，信任是最好的激励，对员工的控制要含蓄委婉；
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特点，根据各自的个性组成团队，来提高工作效率；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需要良好的个人感情的；
提供员工参与管理的机会；
让职工得到业务范围之外的培训机会；
终身雇佣，缓慢晋级。
上述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还只是对纯粹自私这一动机的修正，基本还认为人是理性的，而且人是独立作出决策的。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他通过大量心理学实
验得到的研究成果证明，人类的大脑从总体上说是非理性的。由于计算能力有限性和认知资源的稀缺性，个体通常不会采取理性最大化行为，而是采取简单的拇指法则或行为惯例。
丹尼尔·卡尼曼
1979年，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更好地说明人的经济行为。他们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等。
卡尼曼关于决策过程的“拇指规则”理论对研究证券市场经常无缘无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帮助。他的其他行为经济理论还解释了为何人们省几个美元宁愿开几十公里车去买便宜货，而不愿就近购买较贵的商品，虽然这样他们会节省费用。
至于金融市场上的老手，早就明白人类决策的非理性，一直在暗搓搓地利用人们的非理性牟利。
股神巴菲特有句名言“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揭示了在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环境中牟利的一般性法则。
比起崇尚价值投资的巴菲特，专注于投机活动的大鳄索罗斯则更深刻地理解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
索罗斯
索罗斯早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选修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课，但是索罗斯认为自己没从米德那里学到什么，反而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对他的投资理论影响很大，波普尔鼓励他严肃地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索罗斯用这样的方式形成了反身性理论。
卡尔·波普尔
反身性理论的假设，可以说正好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反：
人的决策是非理性的，而且人们的决策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人的决策会影响市场，投资者都是持“偏见”进入市场的，而“偏见”正是了解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所在。
当“流行偏见”只属于小众时，影响力尚小，但不同投资者的偏见在互动中产生群体影响力，将会演变成具主导地位的观念。
就是“
羊群效应
”。
索罗斯说：
“市场总是错的”“羊群效应是我们每一次投机能够成功的关键，如果这种效应不存在或相当微弱，几乎可能肯定我们难以成功。
”
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常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手，但是他本人已经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最为彻底的质疑。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他在《感觉的秩序》一书中写道，心智是一个分类系统，只能对比它简单的系统进行分类，不能解释比它复杂的系统，也不能完全解释自身个体的认知过程总是受制于其心智产生的分类规则，不存在超越规则的、孤立的认知过程。因此，个体的认知是局限的，存在根本的无知。
卡尼曼和索罗斯只是从经验实证的角度，证明了人的非理性，哈耶克则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次上，批判了理性经济人的荒谬。
用一个简单地比喻来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当于把理论基础建立在假设 “人的表面是完美球形”，卡尼曼用实验证明人的表面不是完美球型，索罗斯则用人的表面不是完美球形作为假设，挣了很多钱。哈耶克则是釜底抽薪，从哲学高度论证完美球形根本就不存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科技的进步，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推动了脑神经科学取得了巨大进展，从大脑的运作原理上阐明了其非理性运作机制。
脑科学家P. D. 麦克林（MacLean） 于 1970 年代初期提出脑结构三分说。
根据这一观点，人脑是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大脑的解剖结构可分三层，其一是脑干或“爬行脑”，形成于两亿年前，其二是外缘系统或“哺乳脑”，形成于四千万年前，其三是前额叶或“现代人脑”，形成于三百万年前。
由爬行动物脑，人类有了动物本能。
由哺乳动物脑，人类有了情感。
由现代人脑，人类有了理性；
越是古老的部分其优先级越高，因此人脑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决策，而是建立在本能和情感的基础上，再有一点点理性。
埃克尔斯在1989年发表的著作《脑的进化：
自我意识的创生》中，描述了脑神经科学家所认为的大脑运作机制。
大脑是由上千亿个相互连接的神经元构成，这些相互连接的神经元构成的复杂神经网络可逐层凸显为意识和思维活动，人类的任何一个意识都是神经元网络中信号交互的“涌现”。
如果对人脑的认知达到复杂神经元网络的层次，理性经济人假设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经济人假设被摧毁的同时，信息完全假设也成了幻影。人脑是复杂神经元网络，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网络，信息不断地从这个复杂网络中涌现，而且信息本身也会成为信息出现的来源。再加上信息传播需要消耗时间，并且传播过程中会发生信息扭曲，因此市场中永远不会出现信息完全的情况。
经济系统是复杂网络
信息完全假设的意思相当于所有个体信息完全对称，而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说所有个体共享同一个理性的心智模型。
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的三体人，彼此信息完全透明，而且心智模式一致。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发生在三体星上的科幻经济理论。
于是我们就要面对这样一个魔幻现实：现实世界在用一个存在于科幻世界的虚拟理论指导实践，而且还指导了这么多年！
理论根基都不存在了，还要坚持理论，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成为双重标准的两面派。相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则分成三类：
要么蠢，要么坏，要么人格分裂。
哈耶克认识人的非理性后，反而更加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的作用。其逻辑是既然人主动做的事都不靠谱，那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定是错的，还是交给万能的市场来解决。
至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脱离了科学的范畴，进入了神学的领域，“市场
”
的地位就相当于万能的上帝，人类是非理性的，一切都交给市场来决定吧！
哈耶克号称是卡尔·波普尔的至交好友，波普尔认为科学都是假说，要具备可证伪性。不知道这两位有没有聊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否具备可证伪性的话题。
面对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质疑，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与哈耶克并立的另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巨擘弥尔顿·弗里德曼的辩解可谓经典：
“理论的有效性依赖于其预测结果的准确 性，与理论基本假设的真实性无关。”
弥尔顿·弗里德曼
我墙都不扶，就服这位老兄
——的脸皮。
这句话基本就相当于撒泼打滚嘛！
尽管前提可能无效，只要预测结果有效就行了。至于如何让预测结果有效呢？预测一百次，去除掉那些不准确的结果，剩下的都有效了！
这和许多男人与自己老婆讨论道理时，遭受的打击是一样一样的。
别的理论都需要逻辑基石，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需要！它真正的根基是如下两条假设：
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成为了这样一幢建在空中的神奇大厦。
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今天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如此不靠谱，当初理论的创造者为什么要选择这两条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