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回顾，这件事的重要性超过2019年发生的所有事件，甚至可能是这一百年最重要的几件事之一。
然而身处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却对这件大事无知无觉，甚至獐子岛又死了一批扇贝，韩国杀了五万头猪，乃至北京提前一天供暖，都比这件事更加吸引眼球。
这件事说大也不大，不过是在
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公布了一条消息，题目是《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该《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形成一批创新活跃、效益显著、质量卓越、带动效应突出的深度融合发展企业、平台和示范区，企业生产性服务投入逐步提高，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两业融合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这则通知在
发改委网站上也很不明显，隐藏在“政策发布中心”的子目录下，前一条消息是11月12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北方大城市冬春蔬菜储备工作的通知》。
也许有人会认为，笔者实在是小题大做，发改委发布的通知多了，有啥大惊小怪的？
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往往开始时并不起眼。
西方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起点在于黑死病。而黑死病传向欧洲的起点，只是一支蒙古军队攻打克里米亚的一个海港受挫，撤退之前用发石机扔进城几具病死的尸体。
西方走出蒙昧的起点是造纸术流向西方，其起点在于唐朝与阿拉伯在怛罗斯打仗意外失败。有个唐军士兵以前做过造纸工匠，而且他又很不巧地被俘虏了。
前述通知中蕴藏的奥秘，听我慢慢解读。
首先，这条消息的发布机关众多，包含了十五个国家部委，
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网信办、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版权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知识产权局。
这要放到古代，相当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除了兵部和刑部之外四部联合发文，而且是对具体产业规划进行部署，规格之高，相当罕见。
更重要的是，该《实施意见》的核心意思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并透露了如下关键信息：
一是梳理出10种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包括建设智能工厂、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推广柔性化定制、发展共享生产平台、提升总集成总承包水平、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供应链管理、发展服务衍生制造、发展工业文化旅游以及其他新业态新模式等。
二是提出了10项可能的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实施意见》针对制造业重点行业、服务业重点领域，提出了加快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等重点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的10项可能路径。
三是提出发挥多元化主体作用。
《实施意见》提出，要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行业骨干企业、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平台型企业和机构等重要作用，释放各类主体融合发展潜力。
四是给出了5种保障措施，分别是优化发展环境，强化用地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加大人力资源保障，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
简而言之，这是一篇相对清晰的战略规划纲要，有目标，有路径，有实施主体，有保障方案，接下来就是部署下去实施迭代，加速推进。
核心就在于，《实施意见》主张推动产业融合，也就是打破原先泾渭森严的产业壁垒，实现不同产业跨界协同发展。
这一主张，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正好相反
。自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界一个牢不可破的基本假设是：
社会
分工提升经济效率。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就是从制造别针的工坊的分工为例，从分工提高效率这一前提出发，建立了整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
后来的经济学家无论怎么挑战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对于“分工提高效率”这一前提提出异议。
不仅自由主义经济学（即中国人常说的西方经济学）一派如此，中国长期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把劳动分工作为理论基础。
毋庸置疑的是，过去数千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分工推进效率提升的历史。
男性负责狩猎，女性负责采集和养育后代的分工，可能是猿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这种性别分工甚至对今天的人类仍然产生影响。
例如女性视觉擅长在静态背景中辨别细微颜色的差异，男性则擅长捕捉动态目标，这就导致了女性唇膏出现了数百种色号，而男性对此则一脸懵逼。
人类文明社会的诞生，基础是出现了农民这一分工；
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更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大发展的进程。
专业化，深耕细分市场，这与我国最近一段时间提倡的“工匠精神”的本质也是一样的。
谁敢于质疑“分工提升经济效率”，无疑相当于给自己贴上了经济学白痴和历史盲的标签。
王兴说：
太多人关注边界，而不关注核心。
这里的边界，指的是业务类型的边界，而核心，则是以用户为核心。
他的意思是，既然用户的需求是多元的，没有必要将自己束缚在某些特定业务中，而应当围绕满足用户需求做文章。
至于能不能做好，那就看你的能力有多大了。
梁建章是留美的经济学博士，他坚决主张专业化反对多元化，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市场规模会变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也会更加专业化。
同样的逻辑，越是市场大，人口多的国家，产业的分工就会更细。
一个小国（如日本）最大的电商公司，可能又做旅游，还做金融。
但像美国这样的大市场，分工很细。
电商只做电商，旅游只做旅游，外卖只做外卖。
中国未来的市场规模超过美国，分工可能比美国更细。
多元化公司虽然规模大，但是需要和其他资本竞价投资好的企业，或者需要靠烧钱追赶创新者，所以一般来说资金回报就会较低。
在风险资本不发达的年代，多元化公司具备一定的金融资源的优势，所以还能取得不错的回报，例如日本，韩国过去的风险资本不发达，就出现了不少多元化的企业财团。
作为对比，在美国，风险资本发达，多元化公司就很难获得很好的回报，美国的GE公司是美国最好的多元化公司，但是就连GE，近几年的业绩也不如人意。
最近几十年，相对于日本，美国的专业化公司要比多元化公司发展要好的多，整体美国的创新力也更旺盛。
中国的企业更应考虑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发展，因为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大，产业细分程度会超过美国。
另外，中国经济还是处于快速发展期，很多行业还处于创新期，这有利于专业公司。
很多美国公司取得本土市场的成功后，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化，而很多中国公司却首先考虑多元化，去投资或者进入新的业务。
在他看来，这可能和中国公司的全球化能力不强，或者公司本身的优势就不是来自于创新有关。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太多经济学判断的普通人，从直觉上判断，是不是觉得上面这段话实在是很有道理？
如果把公司比作一个人，无论这个人再怎么能干，再怎么出色，他也不可能精通所有知识，包打天下，还是走专业化道路与其他人合作，才是正经。
那些将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的人，可能又要嘲笑中国政府违反经济规律瞎胡闹了。
但这些人在心理优越感爆棚之前，有没有费点心思仔细思考一下：
HK一些青年就是这样，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其实是一帮跳梁小丑，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真理”，可能自始就不存在！
在“社会分工提升效率”这一表象之下，实际上隐藏着更深一层的规律，
那就是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网络协作成为可能。
经济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网络系统。
根据复杂性系统的理论，交通和通信手段将各个节点连接起来，节点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创新的涌现，而创新会导致更多节点的出现，从而使得网络变得更加复杂，推动下一轮创新的涌现。
在我的“进化战略”（正在构思大纲，准备写书）理论中，将其称之为三种创新的相互推动，如下图所示：
应用创新（模式创新）推动技术创新，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会创造出更好的经济生态，推动更多应用创新，从而产生创新不断涌现的飞轮。
工业革命的前提在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发达的海运使得原先分散的生产要素相互连接成为一个复杂网络。
需求的快速扩张，推动供给侧生产方式的改革，也就是出现了应用创新，依次点亮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最终形成创新飞轮。
当时最高频的大规模消费是服装，棉纺织业产生了最尖端最复杂的产业链。
由于需求的旺盛，人们千方百计地推动效率提升，以赚取更多利润。
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极大提升了织布效率，使得纺纱效率成为供应链上的瓶颈，于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后人又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纺纱效率迅速提升，动力成为瓶颈。
瓦特改进了蒸汽机可以用于纺纱，解决了动力问题，而蒸汽机的用途远不止于此，于是创造了新的生态，推动了新一轮应用创新的爆发。
蒸汽推动的火车、轮船出现后，使得节点间的连接效率百倍提升，推动新一轮生态创新和应用创新的爆发。
过去人们将动力革命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但比动力革命更重要的是连接革命，动力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用于连接方式上才取得巨大效果。
因为连接方式的改进，会进一步提升创新涌现的可能性，创新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原理。
阿里的曾鸣教授在他的新书《智能战略》中，也讲了因为连接推动创新飞轮的例子。
阿里巴巴将成千上万的小商家连接在淘宝平台上，这些小老板土得很，也不怎么会上网，阿里想了很多办法给他们做培训，帮他们装饰网店，忙死了也顾不过来，于是干脆开放生态，让第三方来做这些事情，于是推动商家数量迅速扩张，而且还诞生了淘宝模特，摄影师，网店设计工作室等一系列衍生的职业，这是互联网电商这一生态推动的应用创新。
随着商家数量迅速膨胀，淘宝的服务器撑不住了，逼得阿里必须进行技术突破，研发出阿里云，这是应用创新逼出技术创新。
阿里云广泛应用后，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数据与计算能力赋能，于是催生出更多应用创新，这些应用场景为AI技术的落地，物联网的发展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分工造成效率提升”这一论断，就知道其问题所在了。
经典经济学理论只是看到了经济复杂系统发展壮大过程中一个个的节点发展，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连接这些节点的网络生态，而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看不见的手”这一黑盒子，忽略了建造这一生态的国家发挥的巨大作用。
由于片面强调“分工提升效率”，美国在“产业微笑曲线”的指导下，还进行产业链的纵向分割，将价值话语权不高的制造业环节大量迁移到其他国家，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回报率，符合了急功近利的金融资本的利益，但是却埋下了美国衰落的伏笔。
（参见
“产业微笑曲线”蕴藏的惊人秘密
）
西方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其实也只是众多经济学理论的一支，为什么存在如此重大缺陷，却被奉为主流呢？
这就是金融资本为了一己私利，把经济发展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刻意隐瞒忽略了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于是把符合其利益的理论捧起来，在巩固自身地位的同时，也给自己挖了天大的坑！
在
《
“产业微笑曲线”蕴藏的惊人秘密》
那篇文章发出后，有读者留言担心，中国将来也步美国后尘，出现制造业空心化怎么办？
其实根本不用担心，制造业并不会大规模外迁，即使外迁一部分，也是配合“一带一路”，建立国家同盟的战略性转移。
如果排除政治等因素，制造业转移的内在驱动就在于降低成本，但是孤立地看人工、土地、房租、水电等成本意义不大，工厂出厂价也不是全部，而是要看制造业参与经济网络的综合成本，看用户的到手价，其中更重要的是供应链的健全、稳定性，市场信息反馈的及时性，仓储物流的廉价高效，而这一切都依赖通信、交通形成的生态环境，未来还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随着中国进一步推动产业融合，中国的经济生态会进化到新的形态，产业就更难外迁了，就好比你适应了都市便利的生活，让你去条件艰苦的农村，你会去吗？
产业迁移的前提假设是不同产业、产业内不同分工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这并不符合事实。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种站在供给侧视角的划分方式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好像服务业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衍生出来的。
如果站在需求侧视角，用户需要的始终是满足其需求的服务，所谓产品只是承载服务的一种载体。
比如说，其实用户其实并不需要猪肉，他只是想吃一碗香气四溢的红烧肉，只不过出于成本以及其他种种考虑，他选择买肉自己做，也就是自己采购产品并为自己提供服务。
换句话说，服务业自始存在，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是把各种服务外包出去的过程，其中一部分服务通过物质承载成为产品。
工业时代B端主导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的线性链条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为了提升供给效率牺牲了用户个性化真实需求的折衷方案，但是在供给能力远大于求的今天，从用户到工厂（C2M）的智能柔性制造才是未来的主流。
用形象化的说法，人们真正需要的穿衣服务其实自始没有变过，就是过去贵族所享受的落实到每一个细节的定制化服装，由于成本限制，我们只能做出各种妥协，穿工厂批量生产的带有尺寸标号的定版服装。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普通人享受到越来越细微贴心的个性化服务逐渐成为可能。
这就意味着服务业（直接面向C端）与制造业（产品提供方）的深度融合。那些横跨服务业和制造业，并进行反向赋能的平台型公司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比如某宝，某多以及某团。
我在自己的课程中，将称这种模式之为产业n型曲线（与微笑曲线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