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发清：作贼记②燕园风雨.上篇

© 刘发清／文

五十年代北大新闻专业

　　北京大学创建了我国高校历史上第一个新闻研究会，第一个开设新闻课程，但却未办新闻专业。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大中文系名为编辑专业，后易名新闻专业。而燕大新闻系草创于1924年，是我国创办最早的新闻系之一，它是在国际知名人士、燕大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直接关怀倡导下和世界首创新闻系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先后派美籍教授白瑞登（R. S. Britton）等人来中国协助创办的。燕大新闻系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只有两所办有新闻专业，即北大新闻专业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其时北大中文系设三个专业：中国文学、语言学和新闻学。前两个专业主要培养高等学校教师、科研人员和部分中学教师，而新闻专业则培养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马列主义基础等四门政治课，还有俄文、体育、逻辑学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有中国文学史等八门。专业课有：新闻理论与实践、苏共报刊史、新闻写作与实习、国际关系史、中国新闻事业史、评论文写作、政策宣传、西洋报刊史、新闻摄影等。德高望重的老新闻教育家罗列任中文系副主任，主管新闻专业。中国新闻事业史权威、学科奠基人方汉奇教授授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家甘惜芬教授讲授新闻理论，伍福强先生教新闻摄影等。
　　此外，北大中文系开出很多选修课，如中国文学史名著选、红楼梦研究、鲁迅研究、美学等等。北大中文系名师荟萃，群贤云集，新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都由本系名家亲自讲授。如系主任杨晦先生授“文艺学引论”，游国恩先生、季镇淮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分别分段合作讲授“中国文学史”，王瑶先生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十周以后由乐黛云先生接授），高名凯先生授“普通语言学”，杨伯峻先生授“古代汉语”，林焘先生授“现代汉语”，季镇淮先生授“中国文学史名著选”，吴组缃先生授“红楼梦研究”，陈涌先生授“鲁迅研究”，蔡仪先生授“美学”等等。诸先生讲课各自精彩，风格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能够极大地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以致后来不论从事新闻工作抑或未能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均有同感：正是中文系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和那种奋发图强、独立思考、不甘平庸、不断开拓的北大传统精神与学风，对我们同学的事业和一生影响至深，帮助至大，使我们终身受益，永世难忘。
　　北大新闻专业1952～1953年每年招一个班，约40余人。而1954年开始扩招到100多人。3年以后，成为中文系最大的专业。新闻专业1954级有以下特点：1．调干学生多，年纪普遍较大，有的人将近30岁；2．中共党员较多，各班都成立了党支部，直接领导各班工作；3．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保送生较多，全级有10余人，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不少人读速成中学以前只有小学程度；4．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工农干部领导各班工作。这些特点，对后来的反右派运动有直接影响。
　　新闻专业乃应用型学科，因此十分重视专业实习。四年学习生活中安排了三次实习。第一次实习在1956年暑假。有的到武汉，有的到天津，大部分同学安排在东北地区各省辖市报社实习。如《哈尔滨日报》《长春日报》《沈阳日报》《鞍山日报》等。第二次实习在1957年5月底6月初开始，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规模整风反右派运动之初，热闹非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在北大和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00多个同学被分成许多小组，包括分配在《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和各省（市）一级报纸实习。这次实习时间尚未过半，6月30日学校来急电：奉上级令，所有同学立即返校开展反右派斗争。此次实习没有完成计划。第三次叫做“毕业实习”（代替毕业论文），安排在毕业之前，即1958年五六月份，把所有同学下放到北京附近郊区农村，一边劳动，一边为乡一级基层政权每周办1期一张蜡纸大的油印小报。当时叫做“为工农兵服务”，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
　　1957年的反“右派”对新闻专业1954级伤害极大。在极左路线指导之下，有人认为划“右派”越多，“成绩”就越大。全级3个班共划17人。名列如下：
　　一班：张玲、文秉勋、蒋文钦、刘发清、张本古、黄安栋、孙复；
　　二班：金仲民、夏锡尧、邓荫柯；
　　三班：林昭、孙文铄、杨吉林、韩其慧、刘秉彝、王国乡、赵雷；
　　全级约100人，占17%（到1979年全部“右派”都得到改正）。“右派”人数比例之高，不但在中文系各专业各年级首屈一指，而且在全校各系各班级也名列前茅。如果说北大在全国高校“反右”运动中是重灾区，那么新闻专业1954级则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些“右派”分子大都是学习成绩优良、思维活跃、有独立见解有个性的同学。反右运动彻底改变了许多同学一生的命运。如才华横溢的女同学林昭（原名彭令昭），由于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并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于1968年在上海被“四人帮”爪牙杀害。在她身上闪耀着北大人坚持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的不屈不挠的传统与精神。她的事迹不断被人提起。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林昭悼念会。2000年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由文坛老前辈许觉民编辑并作序的《林昭，不再被遗忘》。全书20万字，收集了部分北大同学和社会各界人士写的怀念文章、诗歌。另一位湖南籍张本吉同学被送往有名的清水河劳教农场劳教，自1960年大饥荒后失踪了，从此音讯杳然。这些年轻人没有犯法，更没有犯罪。而是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提了一些不同意见，结果以言获罪。凡成另类者，少数送去劳教，多数毕业以后不许搞新闻工作，发配到大西北边陲荒远之地，人身自由大部分被剥夺，成为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一员，尝尽人世间最低层的苦难与酸辛。个别分配到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只准干打扫卫生、排字、杂务之类的“劳动改造”的活儿。
　　另一部分与“右派”沾边的所谓“中右”同学，虽没有戴“右派”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也不让搞新闻工作，只得改行，有的即使当中学教员之类，却仍受到各种限制和歧视，不被重用。有一个福建籍姓陈的同学，是归侨生，原本性情开朗，心直口快，爱说爱笑，英文程度极佳，为全级同学之冠。反右时，他的“主要罪行”就是写了一篇日记。在日记里，他表示“反右”斗争非常可怕，毕业后他准备回东南亚某国去。这日记被一个姓赵的同学偷看到了，向班上作了报告。这可不得了！因此他被班里定为“右派分子”，上报系总支批准时，被总支副书记、其时被人称为“老右倾”的罗列先生以此学生是1954级唯一归侨生，对他在政策上与国内学生应有所区别为理由“保”下来，按“中右”对待。最先他被分配到南方某省中新社，对方不接受“中右”，后来改分配到内蒙古某单位。在饥荒时期，他好不容易调回他的家乡厦门集美华侨中学任教。由于心灵受到政治运动的巨大创伤和震撼，自毕业以后，他不与任何北大老师联系，不与任何北大同学联系（哪怕当年关系最密切的同学也不例外），不参加任何与北大有关集会，即使百年校庆，寄去的邀请函也恍若石沉大海。然而据确凿消息，他至今还健在，盖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生活很不错。但他仿佛已从地球上蒸发。他率真的性格已被荒诞时代所扭曲，变成了另一个人。
　　统而计之，北大新闻专业1954级约有30%的同学被迫不能从事新闻工作。可以说，这是人才的一种浪费，对于中国新闻事业也是一个损失。
　　还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57年大鸣大放之时，传来北大新闻专业要并入人大新闻系的消息。北大新闻专业同学都不愿意到人大去。我们1954级反应尤为激烈。因此有同学执笔写了反对合并的大字报贴在大饭厅南门门楣上方。大字报的大意是：我们考入了我们向往已久的北大，北大有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什，我们对北大怀有深厚感情，因此我们坚决反对合并到人人去！大字报同时还要求上级调请萧乾先生来主持北大新闻专业……全级60%～70%的同学在大字报上签了名。但后来大字报的策划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我们这一届毕业以后，1958秋北大新闻专业全体师生400余人就并入人大去了。
　　上世纪50年代北大新闻专业在短短几年中培养出了300多名毕业生。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国新闻事业的骨干，如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新华社著名记者陆拂为、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瑾希等。还有一大批人成为各省市一级报纸、新华社省分社、广播电（视）台、文化出版部门和教育等部门的老总、编审、高级记者、专家、教授等。上世纪北大新闻专业为国家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为我国各项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燕园学习生活片断

　　1954年参加高考，我只填报：一、新闻（北京大学）；二、中国语言文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实际上只报了两个专业三个学校。我没有填报师范院校。因为我想，我已是在职中学教师（广东梅县一所完中当音乐老师），何必又读师范？但我不相信能考上北大。而当接到北大粉红色录取通知书时，我流下了快乐而激动的泪水。
　　1954年秋，武汉华中地区闹洪灾，北上列车受阻。我们从广州出发花了8天，9月中旬才抵达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看不见任何学校的新生接待处。北大已上课两周。初来乍到，我感到学习最吃力的是俄文。虽然从字母学起，但我从未接触过它，先怕了一半。1954年新闻专业招了一批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和大批调干生。有人首先反映俄文难学，要求免修。中文系决定：工农学生和调干生可以申请免修。我也是调干生，当时也想提交申请。但我又想，我将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去苏联老大哥那里采访、观光，不懂俄文怎么行呢？系里还决定：可以给愿意学俄文而又有困难的工农、调干生编个“慢班”，于是我成了“慢班”的一员。俄文系姚学吾老师为我们的授课老师。他对工作非常热情认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同时不断帮助我们树立学习俄文的信心。我认为他是我此生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在他的诚恳鼓励和耐心帮助下，我由怕俄文逐渐转变为对俄文发生兴趣。大一俄文期终口试（其时，北大各门功课考试皆采用口试形式），我得了“优”。到大二，“慢班”取消，合并到“快班”，和一般同学一起上课。我越学越有兴趣，又加学了一年。三年下来，与别的科目比较，我裤袋里天天装着俄语单词卡片，手里抱着俄语课本或资料，未名湖畔花神庙后山树林里，俄文楼前芳草地中，30斋、41斋旁边都曾留下我朗读俄语的声音。为学俄文我花了整个自学一半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天道酬勤，到大三下学期，借助俄华词典，我基本可以看懂莫斯科出的俄文版《真理报》和《友谊报》，且阅读速度不算很慢。我计划再自修1年，在听、写、读、说方面打下扎实基础，把俄语真正“拿下”来。但，由于形势突变，天违人愿……
　　我们54级新闻专业学生俄文程度参差不齐：一部分人未学，一部分人修了两年，另一部人学了3年。有的人中学阶段学过俄语，有的从未接触过。若从学而致用的观点看，大多数人“学了无用，白费力气”。而我却因为学了俄文帮了自己的大“忙”。因1958年毕业后，我被“发配”到甘肃农村偏僻小县——礼县。我在劳动改造一年半后，礼县中学无人教外语，我便当了俄语教师，从初一教到高三，成了“把关”老师。文化大革命开始，该校领导收缴所有文科教师的教案进行审查。有个语文教师在学生写的一篇关于“太阳的光辉”文章上，眉批“太阳也有黑子”，被上纲为“政治问题”，竟遭狠批。而我的俄语教案，全用俄文书写，未用一个汉字，无人可审查，加上我是“逍遥派”，虽有“前科”，遇到过一些麻烦，却总算逃过此劫。
　　新闻，是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然而，经过两年基础课和少部分的专业课学习，我发现我真正喜爱的是文学，而且自己的性格和兴趣已转移，已不喜欢搞新闻工作。因此，学完二年级我给系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转文学专业学习。等了又等，没有回音。过了一年，我才突然接到系里答复。在现转抄如下：

刘发清同学：
　　关于你转专业的间题，系里已经研究过许多次，同时也向教务处征求了意见，系行政和教务处都认为最好不转。系里计算了一下，要是转新闻三年级，正规课加上补修课每周要34学时，课程门数为十二门，所以转三年级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转二年级的话，就要牺牲一年，这对国家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损失。并且要转的同学有十几个人，要是转过去以后，毕业的时候就会打乱了新闻、语文两个专业原定的计划，同时在分配工作上就会有影响，也就是不能完成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并且高教部也规定过，由于根据自愿和兴趣出发的要求，一概不能转专业。
　　你认为以前分专业分的乱，这是不合事实的，当时情况是这样，如果完全根据个人志愿来分配，就不能满足某一专业的要求，这样就必须有部分人要服从分配。
　　最近我们和留校的同学们谈过这一问题，有的认为过去对自己考虑过多，对国家考虑不够，把分专业误解为盲目乱分。通过反右派斗争的学习，大家明了实际情况，有的自动的撤消了转专业的念头，有的经过谈话也愿意撤销，因此特地给写信说明一下情况，希望你慎重地考虑一下。
　　　　　此致
敬礼
　　　　　　　　　　　　　　八月十五日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章）

　　需要说明：一、上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有三个专业：文学、新闻、语言。统一录取新生入学再分专业。二、此信用黑色复写纸复写，括号内我的姓名用钢笔填写。三、此应该是给语文专业要求转新闻专业的学生的复信，而且，“要转的同学”不少。也许由于疏忽大意，却把它套给我这个新闻专业要求转语文专业的学生了。四、其内容强调服从国家计划，不考虑个人自愿和兴趣。新闻专业54级有几位像我这样要求转语文专业的同学，没有一个达到目的，而语文专业同学也没有一个能转到新闻专业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使同系想转专业也很不容易。五、时间在1957年。因为北大反右斗争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7年7月，第二阶段从同年秋开学以后，第三阶段是1958年春天。信说“通过反右派斗争的学习”，指的是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阶段以后，但反右远未结束。
　　新闻专业安排的所有课程中，除过中国文学，我最喜欢《西洋文学》，授课者是西语系赵隆襄老师。他讲课有声有色，活泼生动，深受大家欢迎。因为《西洋文学》打开另一面窗户，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更广阔无边的文学海洋，使我们眼界大开。大三开始，我整天倘徉在欧洲文学大师的长篇经典名著中，如《堂·吉诃德》《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一部接一部，废寝忘食地阅读，有如一只小蜜蜂闯进百花盛开园中，尽情汲取鲜花营养。在众多名著中，斯汤达的《红与黑》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影响最大。《红与黑》的主人公——锯木场小老板的儿子——聪明、能干、精力充沛、超人意志的于连，执着追求真理和“人格尊严”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而贵族的卑微家庭乐师出身的克利斯朵夫，勇敢坚强，坚忍不拔，“不屈、不挠、不息”永远保持精神独立的斗争的故事与情节，大大地震撼了我的灵魂。它们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在即将降临的“大鸣大放”中的一些表现。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乘之者成”的浪潮中，虽然我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自认为自己的言行没有任何反党动机和目的，但还是被大风暴击倒了，被时代和同学所抛弃了……而《西洋文学》考试，我们新闻专业1958届一班七位后来被划为“右派”的同学都考得“优”的成绩，后在反右斗争中，有人莫名其妙、心怀叵测地质问：为什么赵隆襄老师的好学生都成了“右派”？
　　在长期身背十字架的惩处中，我先后把北大学习时所有书籍、课本、讲义、笔记、资料等统统丢失了，只有赵隆襄先生的《西洋文学》部分章节打印稿和季镇淮先生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油印资料留在身边。但在文革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被红卫兵摸走了。1979年我调回故乡，嘉应师专（现嘉应大学）缺“外国文学”教师，我以赵先生的《西洋文学》不完整的打印稿为基础，找了其他有关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看法，编成《外国文学》讲义上课。后来我还教《中国古代文学》《逻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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