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真正实践中的感性行动。理性选择包括经济学对此的辩解往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认定个体成员的非理性行动,在宏观的层面上将被忽视掉,即从总体来看,单个的行动偏差最终会被纠正,总体社会成员的行动结果仍然是理性的。另一种辩解是相当有力度的,即承认现实生活中的非理性选择,但是仍然将理性选择作为一种理论的基础假设。既然是假设,就可以追求一种理论片面的深刻性和简洁性,并依此为逻辑起点,实现更大程度的模型化,也就是自然科学化(Zafirovski,2001)。前者,即宏观层面的聚合纠偏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关于奥斯特罗姆、布坎南等集体选择的非理性,西蒙、特沃斯基、卡尼曼等人的认知心理学,席勒等人关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所批判。而对于后者,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追求模型简洁化的假设前提,这种理性选择的研究的确是十分具有必要性的。但是,作为旨在反映实践的真实性和经验性的社会科学,仅仅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是远远不够的(Zafirovski,2001;Tversky & Kahneman,1986),这也正是理性选择以外其他理论存在的重要意义。
作为有着丰富的感性论理论资源的感性选择理论,尽管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当下以感性选择为明确指导的各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却仍然停留在理论发展的初始阶段,即试图从经验中证明感性选择行为的存在。这种证明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存在的自我辩护。这种自我辩护来源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固有的理性偏见,以及人们在日常经验中对理性选择理论思维方式的认可。在理论发展的初创阶段,这种自我辩护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但是却对理论的未来发展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况且,这样的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已经由认知心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研究多年。因此,感性选择理论的研究群体,其当务之急不是要证明个体社会行动的性质究竟是感性还是理性的——这甚至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家和理性选择理论学者所论证的事情,而是要迅速地对已经存在的真实感性实践,被以往社会科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的感性现实,做出理论概括和发展。
在笔者看来,感性选择理论的未来发展,需要在几个方面应对挑战以摆脱来自学术研究与现实经验层面的困境,首先是在方法上,如何发展出适用于观察、理解和描述相对不具有规律性和逻辑性的感性行动的方法。其次是在理论上,首先需要阐明感性选择理论和以往的同样不以理性假设为前提的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最终是要在感性选择或者感性行动这一基础性概念的基础上,对宏观的秩序问题、权力问题进行重新的理论建构和理论解释,并且将其应用在中国社会的市场理性、国家治理理性的历史建构过程之中。
从研究方法上,当下主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强调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现象中的客观规律。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下,感性选择理论面临从概念到客观可观测性和测量性层面的困难。这种困难可以在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比较中体现,基于理性选择的行为是有规律性和逻辑性,是一种可以被形式化、数学化和模型化的研究对象。理性选择的这种特质,使得从微观层面上的人类行为,上升到宏观层面上的集体选择,以及微观选择导致的宏观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测的,正如同牛顿发现的完善的物理学体系一般。而感性选择的行为,至少就目前的学科进展来看,是很难概括其规律性的,在微观层面上放弃对个体的理性解释,将会回归到一种行为动机的混沌和模糊的状态,尽管这种混沌状态更加真实地表现了人性和人心的复杂性,更加逼近真实,却很难被模型化和操作化。正如同在量子力学体系中,海森堡学派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中,微观的粒子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被准确测量一样,人性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感性选择在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化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
至少仅就目前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而言,感性选择的研究尚未在实证阶段取得令人完全信服的成果。此种原因,既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分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日常经验回溯和研究中的体现密切相关,也和感性选择本身的模糊性与实证主义的确定性要求相冲突有关。实际上,即使将感性选择行为客观化和可测量化,最终的实证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更多地在于验证了感性选择行为的存在,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正是认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正在进行的工作。当前的学术进展已经表明了理性选择行为的诸多偏差,只是较少以感性选择的概念来概括这些偏差。而作为社会学的感性选择理论,其经验研究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行为性质的实证层面。
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相对,如果感性选择理论将研究目标定位于对社会现象、历史事件的诠释上,基于对特定时空情境背景下实践的诠释,则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意义。因为这将提供一种与简化论式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一样的视角,也是人类理解社会实践活动的新思路。在这样的诠释主义视角下,感性选择理论不需要追求绝对的规律性、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应当追求一种历史性、特殊性、主客观的融合性,借鉴哈贝马斯等后诠释主义的观点,借鉴格尔茨的“深描”等人类学研究方法(格尔茨,2014),发展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将“心”等概念引入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设想(费孝通,2004),或许可以从这一方面取得经验研究层面上的突破。
从未来的理论发展角度而言,感性选择理论迫切需要回应的第一个理论问题是,如何与现存的理性选择之外的理论进行有效的对话。传统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社会学中的核心矛盾是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格兰诺维特看来,以往的社会学往往偏执于过度社会化——即强调结构对个体的制约性(Granovetter,1985)。这实际上表明,主流社会学研究更多的是在以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来驳斥个体的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的传统中,尤其是迪尔凯姆开启的实证社会学传统,用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更加注重对于社会结构和环境因素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个体行动者的行动是感性还是理性的讨论。
感性选择理论的提出,具有一种潜在的理论可能性,既不是简单研究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忽略其中的行动者,也不是在微观层面为了追求规律性而将行动者的自主性简化为理性,而是寻求从更加逼近真实的选择行为出发,理解更加宏观的社会现象。在类似的道路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竞争性理论,例如在组织研究、经济社会学、社会运动研究等多个领域兴起的认知框架理论,既不是强调个体的理性行为,也非完全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制作用(Scott,2002;Castell,2013)。此外,除了感性因素之外的情绪、情感、传统等因素,以及例如布迪厄提出的“实践感”、“误识”等概念,应当被更好地纳入到感性选择理论中,还是应当被部分地排除在外。这些都需要感性选择理论主动地做出对话和回应,如何借鉴或者承继这些理论,不断地发展自身的边界和解释逻辑。
在未来理论建构中,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感性选择理论如何跳出简单的感性选择概念认定上,拓展出基于感性选择概念的理论,从微观的行动性质假定,上升到中观和相对宏观的概念和理论层面。正如前文所述,感性选择理论在论证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感性选择行为的路上,已经做出了足够多的尝试,但是在发展相对中观和宏观的概念,以及解释中观或者宏观社会现象上的工作却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感性选择的行为设定应当是一种理论的起点,而不是理论的终点。例如,如何发展基于感性行动基础的感性权力概念,这种提升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基于理性基础的权力概念,意味着权力的生成是双方经过理性思考的、博弈的、交换的产物(Coleman,1994),往往具有一种保守性和现实的辩护性,而基于感性的权力概念则意味着权力结构可能建立在无意识、欺骗、震慑、诱惑、非理性的基础之上,无疑更加具有批判意义。同样,基于感性行动的诸多社会设置和社会结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其真实建构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化约为理性行动者的契约或者博弈产物,我们将会发现更多掩盖在合理性外衣下的无意识和不平等的真相。
感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对主流研究取向的影响。这种理性的文化和理性的观念,有可能使作为观察者的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时,产生认知上的偏差,甚至也会造成行动者自我回溯的偏差。这也是感性选择理论,在经验层面上似乎有悖于日常生活的经验的原因之一。而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和功利化的总体进程,通过现代理性化的制度安排,理性化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建构出更多的自我认定为理性的行动者。一方面,理性观念向社会的渗透增强了社会成员的运用理性的能力,产生一种预言自我实现的效应;另一方面,功利主义社会的到来,使得社会成员混淆了追求利益和理性能力之间的关系,理性之外的逐利行为也可能被自我和研究者进一步判定为理性选择行为。在这样的困境中,感性选择理论发展仍然停留在对行动性质判定的阶段,尽管这一判定的科学基础已经被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等人所证实。
面对人类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和理性化进程,面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受到理性文化而产生影响的偏差,面对中国社会的功利化进程,感性选择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而这些现实的理性建构过程尽管可能带来了知识精英、国家治理层面的理性文化,实际上,并不能涵盖整个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底层运作逻辑。以感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之外的诸多解释框架,一旦揭示出理性在中国社会被自我判定和外部建构的过程与机制,其自身就具备了更多的理论合法性。
在理性选择理论与传统的社会结构决定论之外,感性选择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较新的理论领域。这一视角的研究,既可以不同于传统的结构决定论,又可以不同于基于利益判定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格兰诺维特试图以社会关系和嵌入性的概念打开二者的对立类似,感性选择理论也具有同样的理论可能,即无需以结构的制约性来替代驳斥理性选择。自帕森斯以来,统一性和宏大的理论基本上逐渐隐去,理性选择试图统一社会科学的野心也备受质疑。感性选择的理论不应当替代理性选择理论成为一种统一性的宏大理论体系,而是应当成为一种批判性、竞争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未来,感性选择理论应当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拓展研究的范围。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理性冲突与融合,理性化的现代制度与感性化风俗习惯并存,市场化改革与亲缘化交易并存,网络空间与传统社会空间融合等等这些特定时空背景和应用情境下,感性选择理论应当开启学者们理解和诠释社会现象的新维度。
①见《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②例如,在竞争性的社会环境下,将对方的无意识行动理解为精心策划或者富含深意的行动,既可能造成误会,但同时也会起到积极的防御作用。这就存在一种过度诠释理性的理论可能。
③普罗宁(Pronin)等人在心理学实验中发现,当回忆起个体的过去时,个体更像是和他人一样的观察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自我更像是他人(Pronin,Gilovich & Lee,2004)。
④在第一层面,关于人类选择行为性质的实验,西蒙率先提出了人类理性行为的有限性(Simmon,1955),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发现,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包括非回归性预测,基率忽视偏差,过度自信和高估容易回忆事件的频次(Tversky & Kahneman,1974)。后来,卡尼曼将这种偏差推广到不确定条件之外,提出了这种系统性偏差可以归结为归因的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Kahneman & Frederick,2002)。在第二层面,关于对自我、社会和他人的认知偏差上,罗斯等人(Ross)在实验中发现了信念保持(belief perseverance),人们倾向保持原有的信念和预期,不惜对事件进行精神建构(Ross & Ward,1980)。Bem和MacConnell的实验表明,人们可能会重新建构自己过去的记忆和态度(Bem & MacConnell,1970)。
⑤关于自反性的现代性的概念,吉登斯偏重强调行动者的反思性,而贝克则强调现代化蕴含着推翻自身的力量。吉登斯的概念显然更加强调人类具有自我反思的理性能力。
⑥笔者曾在《操演性视角下的理论、市场、行动者集合》中遵循早年国内社会性别研究的译法,将Performtivity翻译为操演性。其后,国内出版的关于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著作《如何以言行事》中,将其翻译为“施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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