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都邑城址”联合申遗项目2024年底首次列入最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其背景是2023年启动的“东周列国都城遗址”跨省联合申遗项目。东周列国都城遗址联合申遗由山东淄博发起，先期联盟遗址有齐国故城遗址、秦雍城遗址、楚纪南故城遗址、侯马晋国遗址。“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2023年7月在淄博成立，淄博、宝鸡、荆州、侯马四市共同签署《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章程》，全力以赴推进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保护和申遗各项工作。临淄齐故城、楚纪南故城、秦雍城、侯马晋都等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跨省联合申报项目“周代都邑城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保护和联合申遗进入新阶段。结合申遗前期咨询服务专业机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轴心时代的东方文明”的申遗定位，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轴心时代”是卡尔·雅斯贝尔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并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同，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东西方分别出现了文化和思想上的腾飞，人类在这一时期几乎同时开始“文明觉醒”，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轴心时代”全球范围的文明集中区域有东地中海区域、西亚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南亚古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黄河流域。“轴心时代”的古代文明城址和遗址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雅典卫城（Acropolis, Athens）；古犹太的耶路撒冷古城及城墙（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新巴比伦王国的伊什塔尔门（Ishtar Gate）；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古印度的塔克西拉（Taxila）等，而中国尚未有“轴心时代”的文化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
轴心时代，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一批影响人类文明、引领精神思潮的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一直影响后世的人类社会，实现了人类文明精神领域的重大突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波斯贵族琐罗亚斯德深深的影响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古印度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佛教；在中国则出现了先秦诸子。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子，兵家的孙子、吴子等夯实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止戈为武”的和平思想，“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儒法并用”的治理思想，“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两千多年来浸润于每个国人心中，成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构成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刘庆柱先生认为：构成文明的四大要素中的文字、城市、金属器、礼器与礼制建筑，在考古发现中主要集中于都城遗址。都邑、都城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体现。都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王朝的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都城是国家、王朝的代表。
周代八百年，礼运东方，东周时期又是诸子百家的诞生时代，列国都城遗址又是培育他们思想萌发、形成、传播的物化载体，“周代都邑城址”联合申遗是当代中国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的具体体现。因此，“周代都邑城址”联合申遗将周代城市文明尤其是都城遗址这一遗产类型系统化、整体化，同时填补“轴心时代”东方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
在文明与国家形成、发展的考古学研究中，首选的田野考古工作对象就是城址（即都城、都邑遗址）。古代都邑、都城是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是考古学研究国家的龙头课题。东周列国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一直是商周考古的重点，东周列国的都城遗址几乎都建在邻近大河的冲积平原上，保存情况一般较好，大多地面上存在着夯土城垣和宫殿基址。都城选址、布局形制、营建方式等规划理念，具体实践了中国古代礼制。东周时期中国城市建设日趋成熟、发展迅猛，而列国都城则是典范代表，为后世城市建设和文明进步奠定了基础，集中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特点。考古勘察和发掘明确的列国都城遗址有：临淄齐国故城、秦雍城遗址、侯马晋国遗址、楚纪南故城、曲阜鲁国故城、郑韩故城、赵邯郸故城、燕下都遗址以及吴国阖闾城遗址等。
上述都城遗址经过数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积累了大批资料，对东周时期经济社会生活、艺术与科技、地域文化的了解不断深入。东周时期经济发展，城市迅速兴起，列国都城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齐、鲁、燕、晋、赵、秦、楚的都城及东周洛阳城、郑韩故城城址中，有的未发现城墙，有的则发现了用夯土筑起、用于防卫的城墙。可以看到的共同之处是，宫殿都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常建在地势较高的地点，并筑成高台，往往形成明显的中轴线，对宫殿区、作坊址、平民居住区、王陵区和平民墓地等具有统一安排。多数城址的宫殿区，筑有宫城，城周一般长数公里。为加强防御修筑的外廓城，或在宫城外围，或在宫城近旁，范围大至周长十余公里，其中分布有民居和作坊遗址，有的还将贵族墓地圈入。考古证明，东周时期的科技快速发展，完成了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手工业的门类更全、分工更细。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金属货币在东周列国中流行起来，黄金也成为交换的媒介，度量衡器得到了广泛应用。
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作为“周代都邑城址”的重要组成，不仅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展现周代城邑丰富的内涵，而且其城市规划、文化内涵、经济思想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凸显的的东方智慧，对全世界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影响。“周代都邑城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助推相关东周时期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走向深入，新的考古发现和成果也必然丰富列国都城遗址的价值内涵。
东周列国都城遗址是我国典型的大遗址，大遗址的保护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保护过程中，大遗址保护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困境，保护难度大、成本高、矛盾多，需要在规划和保护、发展和利用之间取得平衡。《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指出：大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国家属性；坚持考古支撑；坚持保护第一；坚持合理利用；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融合发展。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乡发展建设之间的矛盾也亟需探索一条双赢发展之路，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推动大遗址融入现代生活。
已发现确认的东周列国都城遗址全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齐、秦、晋、楚、赵、鲁、吴等都城遗址均列入“十一五”到“十四五”国家大遗址保护名单，且多数完成了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并成为指导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考。“周代都邑城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极大的激发各地方政府大遗址保护的积极性，推动地方政府在考古前置、规划引领、一址一策、相容使用、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促进都城遗址的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东周列国都城遗址所在城市地方政府的实践经验也将在大遗址保护执行和落实层面为我国大遗址保护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案例和样本。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是新时代的文物工作要求，《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中倡导大遗址利用应遵循“坚持保护第一、注重文化导向、服务社会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遗产的活化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
东周都城遗址如曲阜鲁故城、楚纪南城（熊家冢）、郑韩故城、赵邯郸故城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他都城遗址大多正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代都邑城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无疑将助推相关文物保护工程和展示利用项目的建设，增强地方政府文物保护利用的信心，同时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是有利于文物保护项目各级各类资金投入；二是有助于遗产保护利用类项目审批；三是有益于推动传承创新、科技创意、多维度、多方式展现大遗址价值内涵。同时，遗产的加速活化利用会助推东周列国都城遗址的价值阐释和传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推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东周列国都城遗址联合申遗是系列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临淄齐故城、楚纪南故城、秦雍城、侯马晋都等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作为“周代都邑城址”的重要组成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对联合申遗相关省份和地方城市申遗策略和方向的肯定，将促进申遗城市联盟的壮大，提升周代都邑城址这一系列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地方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