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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德·菲尔普斯,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罗曼·弗雷德曼，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全面封锁的城市、一片恐慌的金融市场、裸露的货架，还有缺乏床位的医院。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未在战争以外出现过的现实场景。
通过要求人们实施居家隔离，政策制定者希望能减缓并随后扭转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速度。但仅靠实施封锁或印刷一大笔钱是无法阻止这场疫情或是挽救经济的，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干预，然而当前许多政策提案似乎都被误导了，有些甚至令人感到可悲。虽然还有一些人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却其作用却有点过于零碎了。
数百万人因经济严重受损而丧命的极大可能性为政府行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合理依据。
而这项行动应被视为专为我们的生命和生计而设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形式短期系统性保险。
鉴于我们对上述两者所赋予的绝对价值，民众和政府应准备好为这种保险支付一份看似过份高昂的保费。
而当前所需的系统性保险要求政府牵头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做出努力：
这么一个系统性保险远远超越了目前那些花费数万亿美元的提案，因为后者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源自于那些将危机误判为总需求不足或常规供应冲击的政策动议。同时这些提案虽然计划投入大量资金实施救助，却并未将其用途明确限定于企业参与抗击健康危机及其经济后果的举措。
因此当世界各地的官员正考虑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投入巨资时，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其实是当前筹划中的政策是否能提供足够保险以应对眼下迅速增长的系统性风险。相关判断条件很简单：
让我们首先思考第二个条件，政府为帮助维持民众生活水平而实施的所谓“直升机撒钱”（直接现金派发）手段不应该是当前讨论的一次或两次性支出，而应当是周期性的。同时失业救济福利的提升再加上食品券和其他此类付款获取资格的放宽也将有助于提供支付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而那些旨在刺激就业的政策——比如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倡的削减企业税或所得税等做法——则肯定无助于遏制疫情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供应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能依赖那些已经患病或身体孱弱从而对他人构成危险的员工来维持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眼下一个令人痛苦而清晰的事实是医疗设备和设施正陷入空前的供应短缺。而同样明显的则是美国正在考虑的各项政策主要依赖于对现有制造能力的自愿转产，因此也根本不足以弥补日益扩大的
供应缺口
。
重新整备工厂以生产病人辅助呼吸机和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设备本来就需要时间，因此必须立即扩大这些措施的规模。此外这种重新整备需要大量的财务支出，但这对一个持续垮塌中的经济来说并非易事。
为了重新利用现有产能，政府应有条件地对任何愿意生产关键设备（由医学专家团体指定）的私人企业提供支持并向其员工支付合理工资。为避免价格欺诈，必须将医疗用品的价格定在危机前水平。
而这种条件限制不仅应适用于那些设备生产企业，分配纳税人资金的系统性保险手段还会要求那些大型服务业企业（例如航空公司或连锁酒店）只有在重新调整自身能力以支援抗疫工作时才能获得救助。应当为航空公司提供资金来改装飞机以运送医疗用品和设备，或是将患者转移到有能力救治的地方，而不是让客机闲置在那里等待人们恢复出行。同理，只有当连锁酒店集团同意将旗下酒店改作临时医院后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除了重新利用现有产能外，系统性保险还要求被救助企业的员工能继续获得足够工资，不得将救助资金挪用到管理层的加薪，股票回购或分红上。
而使系统性保险如此史无前例的一点在于它不仅需要政府支出（可以被视为保费的现金部分），同时还需要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以决定我们的经济该如何生产及分配商品和服务。这种国家行动所涉及的范围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员——也是人们经常提及的类似事件——要广泛得多。
但对我们的经济进行这样的重组不只存在操作上的困难，特别是在历史以来一直严格限制政府直接干预生产活动的美国。尽管政府对现代经济的干预存在多种形式，但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均衡状态的根深蒂固观念仍然在阻碍着对当前危机的充分回应。
迄今为止，特朗普总统和一众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偏爱那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指导——实际上是重组——私营部门的时候。纵使情况已是如此危急，他们对市场和私人行为动机优越性的本能坚信却使其不愿实施足以挽救我们生命和生计所需的政府干预。
而我们绝不能让那些挥之不去的、对国家适当角色的过时看法成为缓解当前严重系统性风险的绊脚石。须知各国政府在应对另一种存续性威胁（即气候变化）方面的糟糕记录可没法激发起人们的乐观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