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传 |“马克思”与“青年”视野的归来

2016年12月27日至28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博士生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自我国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和英国、美 国、荷兰等地汇聚而来的博士生，围绕“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性与性别研究”、“网络直播的视觉文化研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与技术”、“数字时代的影像技术与文化”以及“文化表达与网络社群”等主题，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在与会学者及老师的点拨下开启了激荡而深入的对话。

每至年末，学术会议便作为论文产业的展销环节而被批量炮制。平日里如同小农一般耕耘自留地的广大学术青年，踏上专为知识劳工筹备的名为“研讨”却往往实为“社交”的例行之旅。若说这一次文科博士与“青椒”们在重霾之中的相聚有何特别，便在于它在学术会议产业化的处境下仍孜孜追求并建构批判性学术共同体的真诚。就整体而言，这场年轻的会议既聚焦当下中国海峡两岸及澳门地区夺人眼球的数字媒介现象（以及个体浸润其中的日常经验），又能以历史之维度介入文本与田野的具体社会语境。不同学科、不同资历的与会者，能够基于报告的亮点与不足，展开积极而有效的对话与批评。会议设置了清晰的问题意识，从阶级、性别等面向重审劳动（非物质劳动）、技术（信息技术）、数字媒体与新自由主义之关系，辨析并反思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的结构性问题。继而对日益个体化的生活展开了一次不只是礼节性的思考，而是嵌入整体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批判。由此，会议召唤学术青年以一种总体性、历史性的研究视野与关怀，做自身在场而非超然其外的研究。

为有效传达会议生气勃勃的青年气象，本文以评带述，在综合会议报告、会场讨论及其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会议的问题意识、方法论反思及学术共同体诉求。首先，本文将此次博士生研讨会之题旨，置于近年来批判传播学检视资本主义“数字转型”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指出会议的贡献在于集中考察和分析了此一全球性现象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实践。其次，笔者依循会议的几大焦点与热词，串联起诸位博士生与老师的专题报告与发言回应，评述其启发及不足。最后，回到方法论的层面，重申会议以“跨学科”与“反学科”为意识、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及重建学术共同体的诉求。惟愿 此种范式能够对有志于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青年有所启发或助益。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博士生专题研讨会，采用了批判传播学者丹Ÿ 席勒(Dan Schiller)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概念。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去工业化、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以及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转型，伴随着信息通信产业的兴起， 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规则，比如追求最大利润及生产效率、剥削劳动。反之，信息产业更加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和不稳定性。比如，2007-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信息技术革命仍包裹在经济崩溃的危机之中。在西方世界的“反资本主义”风潮之下，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兴趣复归，而后者对于资本积累、意识形态及社会斗争的分析之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困局仍然有效。如今，不仅是互联网产业，大多数产业都嵌入了数字化的运营模式；而几乎所有人，都被裹挟进入网络大数据无限扩张的洪流之中。新的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交平台加剧了受众商品化(audience commodification)，改写着传统的“劳动”与“剥削”概念。

龚伟亮老师在会议尾声的圆桌论坛中准确地指出，本次博士研讨会暗含了“马克思”与“青年”两个不言自明的关键词。可以说，此一题旨紧紧扣连着近年来批判传播学“马克思归来”的理论回潮。2012年由《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网络学刊发起、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莫斯可（Vincent Mosco）主编的论文集《马克思归来》（Marx is Back），即聚焦于数字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强调回归马克思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2016年，该书中文版由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赵月枝、吕新雨等传播学学者积极组织的译介，以及光启读书会第四期围绕该书所展开的集体讨论，均针对如何“让马克思回到中国语境”此一命题提出了富有指导意义的路径。比如，“将文化研究的具体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架构结合起来”、“强调文化本身不可能直接替换为政治经济关系”、“建立更加良好的、互相鼓励和激发的学术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其方法论要义，在本次博士生研讨会中均有所体现。

“马克思归来”，对于有着社会主义遗产的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媒介文化研究者如何不单从宏观的批判框架出发，而是坐实于本土的微观层面？王洪喆在2016年写《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的启示》一文指出，西方学界将全球资本主义解读为一个整体趋势的理论，通常受到各自社会脉络的局限，很难单纯挪用以解释具体的中国经验。比如，这些研究大多忽略了国家作为行动者的作用、缺少对技术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的战略性思考。相反，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关系转型，明显是受到国家以“互联网＋”和“双创”为特征的发展政策引导。因此，行之有效的观察路径，是从历史、理论和现状三个维度出发，尝试搭建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论框架，切入现实细部。

今日学术青年如何立足旧的历史资源，以新的历史条件（全球性的数字化转型）为视野，厘清自身经验（后社会主义的数字化转型），可谓意义重大。回望整场会议，不论是与会者对当下网络流行语、网络直播、 网络慈善、VR音乐、脸书、电影榜单等数字化日常生活的理论细探，或是对淘宝村、信息扶贫、宗教媒介的田野深描，这些案例都展现了具体而复杂的现实情景。而其他检视过往的研究——比如对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电影”以及80年代“文革”创伤电影的分析——亦为之提供了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演化的历史视野。笔者之所以花费篇幅介绍前述的研究范式，不但是为了整体性地审视此次会议的贡献与不足，亦为更加清晰地提炼共同的问题意识，指出未来研究的着力所在。接下来的综述将围绕此次会议的几大焦点展开，兼论及会议热词所连缀起的整体社会生产关系。比如“暖男”一词，暴露了流行语作为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物质再生产现实；再如直播网红的“颜值”命题，透露出阶级本身以及非物质劳动不可磨灭的物质性；而频频被提及的“新穷人”、“数码劳工”与“拖延症”等词语，都关涉到后福特制及新自由主义的劳动转型及其阶级后果。

在第一场分组研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性与性别研究”中，三位讲者分别以流行语、微博和网络小说作为文本，来具体回应当下中国大众文化之中女性主义或女性意识何为，以及本土女权经验何在的命题。吴靖老师在评点时强调，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方法论而言，首先要思考今天文化研究的文本是什么？文本的社会代表性是什么？文本背后的社会群体是什么？就理论层面而言，务必反思今日“女性主义”话语资源的历史断裂。本场的文本多为城市新兴中产群体/白领阶层之表述，由此观之，若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话语分析，必须谨慎处理性别问题中的阶级交叉。

殷思远博士通过采样及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以城市中产为主的微博使用者如何透过西方影视作品、学者及其理论积极探讨女权思想， 继而分析这种参与本身对于现实生活的政治文化意义。她强调文化帝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与反霸权运动思潮是处于博弈共存的状态，并指出中国本土受众对西方主流文化（如好莱坞）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女性主义解读——尽管个中依然存在过度依赖西方主导的传播路径与权力结构、重性别平等而忽略阶级或种族平等的问题。吴靖老师指出，此一路径的话语分析尝试勾连跨语境的文本，但局限性在于对“本土”的指认缺乏清晰的社会学脉络。以特定的关键词检索微博文本，很可能只关 涉了以博士生、研究生、西方留学生为主的特定群体，而难以与更广泛的“本土”群体有效对应起来。作为社会群体的微博用户，其性别、职 业、地域等社会学信息都有待进一步的爬梳与考证。

就此而言，黄炎宁博士对于中国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方法可供参考。他将话语分析（流行语及相关网红言论）与深度访谈结合并置。参照汪晖的《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一文，将访谈对象按照阶级、工作划分为 年轻城市白领与年轻打工者两组，继而从社会含义及语义流变上考察直男癌、霸道总裁、暖男、国民老公、小鲜肉等流行语所内置的女性视角与性别政治。通过从话语文本到具体社会群体的对接，暴露出今天的性别想象实际上内置了阶级差异（比如“凤凰男”一词即内含阶级歧视）；而流行的女性主义话语则很大程度上被消费主义所挪用（消费主义女权），沦为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就城市白领女性而言，一方面透过流行语宣誓了对于男性的话语主权（比如可消费小鲜肉的颜值）；另一方面，其逻辑又预设了女性既是消费主体，又是被物化，且具有经济依附性的对象。比如，王思聪坚实的物质财富使之成为永恒的“国民老公”；而暖男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则直接导致了性别魅力的不足。相反，在新工人群体（由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群体）之中，上述流行语并未成为日常语言，他们的理解偏离或是挑战了主流中产的诠释。比如，受访的年轻打工女性对于“国民老公”王思聪几乎一无所知；对于“暖男”的赞赏亦无关消费能力，而是指向对家务劳动之性别平等的诉求。在笔者看来，两种“新穷人”对于流行话语的认知差异，或许很难用以论证“工人阶级”女性较之“中产阶级”女性是否具有更高的性别平等觉悟———我们甚至很难声称此一语境下是否存在抽象的阶级主体意识（“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之别）。不过，这种由田野访谈补足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至少可以警醒研究者反思自身的“主体性”：我们的研究是否已被自身的中产视野或学院概念所局限，遮蔽了常识性的社会经验？正如黄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在信息资本主义的今天，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网络空间生产各自的话语文本，如果说微博具有鲜明的中产属性，那么打工者的言论天地可能是 QQ 空间之类的地方。如何更深层地将话语生产嵌入社会脉络，成为话语分析的应有之意。

潘佼佼博士的报告借由当下不同类型的女性穿越小说，处理现代商业环境之中女性主体的意识形态镜像。她将穿越小说视为女性生命历史的追溯方案，指出其文本叙事多以封建王朝或当下社会秩序作为女性权力想象的资源，却抹除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女性曾经作为主体 进入历史的劳动经验。这背后反映的正是学界常年讨论的一个症候性问题，即“告别革命”与“历史断裂”的表征与后果。穿越小说通常嵌入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化秩序当中，却缺乏平等政治的想象和实践，无法在性别平等的框架之下建立女性的主体性。这恐怕也正是此类文本在“告别革命”之当下大肆流行的原因。

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场论文的女性主义想象及理论资源亦是“告别革命”与“历史断裂”之语境的产物。吴靖老师在点评中指出，这种聚焦西方舶来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却省略本土社会主义资源的话语范式，与后冷战时期的女性主义的整体转向遥相呼应。参照弗雷泽（Nancy Fraser）的《女性主义之幸：从国家管理型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危机》（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一书的观点，女性主义在后冷战时期从寻求跨界团结的政治，转而成为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强调个体解放、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解放政治。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阶级、性别、种族三个维度，不难发现，当女性主义话语日益受到大众消费文化青睐，并被当下主导秩序接纳或调用时，阶级分析的维度却明显被边缘化了。二者的失衡亦造成消费主义女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成功兴起。如王洪喆老师强调，伊戈尔顿（Terry Eagleton）的意识形态定义表明其成功运作必有相应的物质性基础。比如，中产阶级女性对于“暖男”的暧昧态度。恰恰体现为男性白领本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受到压制的状况。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语境下思考“文化研究何为”，要更进一步看到所谓社会的齿轮是在哪里被卡住了，继而思考如何推动跨界的团结，乃至政治、社会、政策层面的变革，而非仅仅是个体境遇的改变。

若以“回归马克思”的思路检视数字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关键命题是“回归劳动”，即如何重新认知资本运作之中、媒介技术缠绕之下的劳动和剩余价值，重新思考受众商品论与数字时代的劳工问题。本次会议的多篇报告围绕网络直播、脸书（Facebook）来考察数字时代作为休闲和消费的非物质劳动，辨析人人皆为“数码劳工”的时代境遇。

在“网络直播的视觉文化研究”一场报告中，近年异军突起的网络直播与 VR（虚拟现实）技术备受关注。王丹青博士分析 VR 音乐现场 如何打破了传统摇滚乐现场的权力关系，这既可能产生新的解放空间，也可能仅是幻象，导致阅听活动更加个人化/私有化。2016年是网络直播的元年。赵珞琳博士从主播、观众与网络平台三者的关系来考察网络直播的空间政治。她指出主播—观众互动之下的凝视权力关系，以及平台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隐性权力并驾齐驱，依照资本和商业的逻辑运行并维持着网络直播的生态。祁玥博士以网络红人“吃货木下”为例，考察“吃播”背后的社会文化症候。她着重分析作为一种身体动作符号的“吃”、高度程式化的“播”，以及何人在看、为何要看“吃播”。结论指出，“吃播热”关乎城市化和互联网导致的“群体性孤独”以及社会性的形体及心理焦虑，而作为自我解压方式的观看，则创生了商业价值巨大的“无聊经济”。张慧瑜老师指出，网络直播虽有新技术加持，但究其实质又不算太新，仍属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产物。这让人想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镍币电影”。“镍币影院”因每次只收五分镍币的廉价而得名，主要顾客是社会最贫困阶层的美国移民，却带来了巨额经济收入。进而思之，今天直播为何会火？ 主流观众是谁？ 张慧瑜老师认为答案正是鲍曼（ZygmuntBauman）所谓的“新穷人”，即消费社会的新穷人，贫穷的消费主义者。观看直播可以廉价地消耗大量时间，当每一个劳动者处在紧张压力的状态时，视觉上需要一些无意义的内容（比如他人无聊的没有任何情节的私生活）来缓解紧张感。在这个意义上，直播服务于新自由主义体制，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休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