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为湖畔学员上课
杭州西湖龙井明前茶长得最嫩的那个周末，马云做了一个决定。他选中当下中国最有代表性的44个商人，约他们在千岛湖畔见面，然后找了个教练，把他们一个个扔到了水里。
这还没完。去年被他扔到过水里的企业家们也在同一个周末赶回杭州，迎接他们的是工作人员事先考察好的坎坷路线。帮忙探路的当地人说，他们特意绕开村里刚修好的平坦骑行塑胶道，非要找山里不好走的小路，还指着一个几近90度的泥泞陡坡兴奋地嚷嚷，对对对，我们就要这种容易摔跤的路！
这是身为校长的马云为这群企业家准备的一门必修课——学习失败。
湖畔大学校徽
马云所创立的这个奇怪的企业家组织叫做湖畔大学，他将其定义为一所“不谈成功案例，只讲授失败”的大学。自2015年起，已经有三期企业家学员参与了它的课程。台上讲课的不乏当下最成功的商界精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沈国军、史玉柱等等；台下听课的也都是目前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罗辑思维的罗振宇、快手CEO宿华、58同城姚劲波、霍英东之孙霍启文等等……
每隔两个月，这些外界看来的人生赢家要聚在一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研究失败。第一关就是学习赛艇技巧——如果想要赛艇向前划进，自己先要学会向后倒退，更重要的是，当大家坐上同一艘艇，只有所有人集体向后靠，才有可能全员加速前进。
赛艇教练告诉他们，如果能学会“向后靠”，船速最高可以提高每桨一毫米。虽然一毫米看似无谓，但在两公里比赛里要划180桨，抵达终点时就会成为大优势。
于是在春风得意的江南三月，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家群体凑在一起，住进了西湖景区的民宿。他们打铺盖睡地板，从陡坡上一路滑下来，还要开诚布公，讲述自己的失败。他们卯足劲体味挫折，练习“倒退”，为了目标一毫米的最终胜利。
校长马云曾说，如果有一天要写本书，那他会写“阿里巴巴的1001个失败”。“阿里巴巴的失败”，也是今天刚刚出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在湖畔大学上的第一堂课的内容。这位中国最优秀的战略学教授，将致力于在湖畔大学推行独特的失败教育，“用失败培养中国企业的全球担当和全球化能力”。从协助马云，到帮助中国的创业者，催生未来30年的企业家，成为教育长曾鸣最新的任务。
失败学习这堂课在星期天早上开始，主讲人是史玉柱，一个永远穿着红T恤配白裤子的光头男人，“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
他的失败来得看似毫无征兆。史玉柱说，巨人集团在珠海最辉煌的时候，每一篇文章都是对他的赞扬，他被称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东方的IBM”，“世界的巨人”。但当巨人集团倒下，成功如同一场幻象瞬间消失了。他找人统计，在失败之后一个月内，全国主流媒体连发了超过3000篇文章，批评他和他的巨人集团。他说，感觉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中国首穷”，“活在海平面之下”，“连清洁工阿姨都比自己富有”。
“面对这样的失败，你怎么过来的？”在台下听课的正佳集团执行董事谢萌提问。
早已翻身成功的史玉柱半开玩笑地说，面对失败，自己跟任何其他人的应对也没什么差别。一开始也想过自杀，但仔细琢磨了一下，这样不行——万一自杀成了，第二天报纸一出，“史玉柱自杀”，不仅事业失败，还把自己弄死了，这不太好；但万一自杀没成，第二天报纸一出，“史玉柱自杀未遂”，自己不仅事业失败，想死还没死成，好像更不好了。
后来，他去爬了珠穆朗玛峰，终于“差点要把自己弄死了”。他对上课的学员说，隔天早上醒过来，“感觉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下山以后他重新开始，性格也变了，不再如最初那么狂妄，坚持集中所有精力做自己热爱的事，一次只做一件事，不再想着做大做全。
作为湖畔大学“失败学习”项目负责人，徐斌介绍说，这是失败学习的其中一种尝试——案例分享。
“创业者有个最大的特征：他们都是永远在犯错误的人。正是因为创新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他们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踏到边界，一脚掉坑里。”他说，过来人分享失败，至少先知道坑在哪里。
这的确是一个失败危机四伏的残酷世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2016年的统计，中国每天有超过1万家新企业诞生，理论上北京每160秒就可以诞生一家新公司，但在这其中，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只能存活3.7年，中小企业还不到2.5年。对他们而言，成功是一个保质期有限的稀有名词。
“他（史玉柱）一直说一句话，失败是成功的难产。他自己相信失败是常态，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过程，甚至可能是成功的一部分。”第二期学员班主任张振翼说。
“失败是最佳的营养。”马云在今年湖畔大学开学典礼上这样说。“我见过无数政界领袖，跟中国商界基本上所有杰出的企业家都交流过，我不是对他的权力、光芒感兴趣。每个人走到这一步都经历过无数挫折，我不断去思考别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怎么跨过去的。”
湖畔大学校长马云提出“湖畔四为”，表示湖畔大学的使命就是培养更多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中国企业家群体。
不过，对史玉柱而言，他至少还有一个失败后遗症没有跨过去。在课堂开放提问环节，抛给他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老穿红色的衣服？
这是史玉柱第一次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过36岁本命年的时候，正好是巨人失败的第二年，母亲在过生日那天送了他一套红衣服。相比于大起大落的挫折时段，那年过得还比较顺利。为了延续这个好运气，他此后就只穿红色的衣服。
所以，即便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也有自己对于幸运符的执着，目标很明确——不能输。
就在从失败翻身的史玉柱在茶园讲述自己的失败故事同时，研讨失败的企业家组织了另一场分享会。在湖畔大学位于西湖风景区里的主校区，湖畔大学第一期学员正在复盘自己过去一年的失败。
负责失败学习项目的徐斌说，最初他们觉得失败课主讲人必须得像史玉柱这样，“跌到谷底，再绝地反击成功”，但依照这个标准找来找去，符合条件的并不多。
“我认为史玉柱谈的根本就不是失败。他只不过是成功中拐了一个小弯儿而已，统共也就两年时间。”一期学员、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说，“所以说本质上我们学习的是成功，那一段失败只不过是大成功的前奏罢了。如果有一天，湖畔真的邀请了一个世俗意义上完全的失败者来分享，而不是找一个曾经失败过的成功者，那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新突破。”
所以在新学期的课程上，失败学习开始第二条教学路线——让仍处失败低谷、遭遇事业挫折的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历。
这也是湖畔大学笔试的第一道题：在你的成长和创业过程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次失败是什么？
“创业上的失败痛苦，一个创业者不敢跟家里人去讲，怕家里人担心；不敢跟员工讲，怕员工离开；不敢跟投资人讲，怕他不投；不敢跟政府讲，怕他不给优惠政策；不敢跟银行讲，因为怕不放贷。所有的痛苦只能自己吞了忍着，搞不好就出心理病了。”徐斌说，“以前开玩笑讲，创业者未来走着走着就变成‘两院院士’了，要么去医院，要么去法院。”
湖畔大学课堂
在课堂上，秦致主动举手上台分享，“我觉得成和败，得跟失，都要有一个时间周期来考量。”
就在一年前，秦致还是上市公司汽车之家的明星CEO。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又获得了依阿华大学计算机硕士和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回国前曾供职IBM、麦肯锡等国际大公司，是标准意义上的商界精英。但是和大多数英雄故事一样，秦致也遭遇了败局。2016年6月26日，在持续数月的股权之争后，中国平安成为汽车之家最大股东，秦致出局，不再担任CEO，后离开董事会。
“不管怎样，我在2016年失去了汽车之家这个事业平台。我觉得这个是果，因呢？还是想自己想得多，想别人想少了。这并不是指利益上的考虑，而是我起心动念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导致很多关系没有处理好。”秦致说。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尝试复盘自己的这段失败——失败的症结在于，没有站在股东的角度去思考，帮助他们理解这笔投资的重要性，协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投资环境。整个过程中只想到了自己，而自己对这个危机浑然不觉。
“站得稍微远点，对自己有一个观察，就能发现很多优点，也能发现很多缺点了。”秦致说。
有次参加活动，当天工作人员时间协调出了点差错，导致一位特别在意准时的业内大佬误以为是观众迟到，当场冲台下发火：“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没有时间观念？”
“我看着他发脾气，突然觉得，他不知道是他自己没搞明白，把发火对象弄错了，也不会有人纠正他，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真相。但事实上，他的确错了。”秦致说，当时看着他就在想，“这不就是我吗？”
在忙着采龙井茶的茶园旁边，史玉柱的失败课开始新环节。他向台下学员提问——现在政策、环境、市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窗口已经关闭了，未来应该怎么样选择？
加速更迭的企业生命周期对所有身处其中的商业决策者都是一个挑战。柳传志来上课时，带了一沓打印好的名单，上面写着十年前评选的中国十大商业领袖，挨个发给学生，然后让他们在里面找，现在还活着的企业剩了几个。
“我从1984年创办企业，18年间和我同台领过奖的许多知名企业家，今天回过头去看，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柳传志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如果把企业定位成100年，那么每25年，这个企业一定会有一次巨大的变革。未来30年该怎么走，是延续原来的路继续，还是重新走一条新的路？”谢萌说，“我现在也开始重新学习，梳理内心当中你最关注的东西。”
在徐斌看来，这是失败学习当中的重要目标——理解未来。
他说，很多企业在现在的发展过程看来毫无问题，但站在产业终局看，或许早就跑偏了。比如很多传统产业遇到问题，就是因为所有竞争统统只看到5年，结果一进去都是红海。“大家看的都是5年后的市场啊。你能不能看清未来二三十年自己产业的方向呢？这很关键。”他说，“只顾着低头做事，抬头看天的时候，市场早已经变了，跟他无关了。”
湖畔大学公开课
“假设回到十几年前，找当时如日中天的诺基亚那一代CEO，谈谈那时的他对未来10年的思考，再和现在的结局做对比，我觉得（这样学习失败）可能挺有意思的。”周航说。
当学员们在讲台上分享失败经历时，卢洋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拿个小本儿边听边做笔记。卢洋是湖畔大学秘书长，和他一同记笔记的还有教育长曾鸣。
在他们的设想里，失败需要一套训练机制，就像一本创业者的失败“本草纲目”，大到一个企业可能遇到的生死危机，小到一个错误决策，通过这套训练机制，能够得到反思。
这是湖畔正在思考的一个议题——设置“失败的约束机制”，为失败设防。
“在美国，越来越多地出现一些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败，但依旧活得非常好的企业，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训练体系。”负责二期学员的班主任张振翼说，这正是他们试图提炼的“创业者规律”——如何让天才创业者自由成长，良好地运转自己的公司，而免于经历以往企业周期中的重大失败。
比如，其中一项设想是CEO带着CPO回到湖畔，集体复盘。“湖畔同学在这里学完了，自己改变挺大，但不管多强大的人，回到公司一定会被旧势力拖回去，‘哎老板这东西在我们这儿不行啊’，学习失效。”徐斌说。“我们希望通过组织学习，加强组织对失败理解的改变。”
这堂失败课下课后，失败学习以一场集体大醉结束，“都喝高了”。谢萌说，那一天的课程似乎对史玉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让他意识到——原来新时代的企业家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失败学习”这个有点虚无的课题。
一个最显著的反对意见是——“学习失败”，不就是变相逃避问题吗？
“今天我听了这堂课，我自己觉得不好。”一名一期学员在当天的失败分享课上说，搞一堆务虚的哲学化理解没用，应该直接分析失败，“仗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对有的学员来说，“失败学习”只是一种营销措辞，本质还是“学习别人的经历”，“失败只是个代名词，你说学习失败，高大上；你要说学习经历，太土了，谁还来啊”？
“别看我天天嘻嘻哈哈的，实际上我每天都在焦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想要把这种焦虑传递给大家，因为这个世界很残酷，不给我们犯错的机会。”另一个学员说，我不能接受你们这样，心平气和还学什么接受失败、理解失败，你要不甘心，要记住失败的痛苦，撕裂口子让自己看着，你要复仇，不能认输。
这恰恰是这场“失败学习”最难的一环——面对失败这个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学习到底该如何进行？要不要有边界？
学员徒步扩展
“这件事最难的就是场域的营造，让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反省自己。他们一开始以为只是别人在分享失败，但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在跟自己对话。”卢洋说，“我们做的失败学习，不是想去揭人的短儿，而是希望借此形成一种自省的训练机制，在别人的失败中发觉自己的失败基因。”
二期学员、纳恩博总裁王野说，他在失败学习中最受触动的地方是，将自己焦虑的失败坦率地说出来后发现，原来许多人都有一样的苦恼。他形容自己的失败是：辛苦打拼7年，公司从500万做到了2000万，但是北京房价从一平米5000涨到了50000，“远远没有跑赢房价的增长”，害得最早跟自己创业的兄弟“结局都不好”，没能在北京安上家。他一直为自己懊恼，结果雷军来课上分享，他也曾有一样的感受，“做得很累，事倍功半”，因为犯了同一个错——只凭情怀往前冲，忽视了环境，逆势而为，“跟自己的时代过不去”。
“我觉得所谓的失败学习，更重要的是一个让创业者抱团取暖的地方。”王野说，因为很少能有一个场合，能够允许甚至鼓励创业者，说出自己的失败，以及对失败的恐惧和焦虑。
新学年第一期失败学习结束了，至少有一件事情在改变，现在这些参与其中的企业家，已经不再避讳谈论失败了。“看见没，现在大家都开始聊失败了，没人聊成功了，成功不流行了。”开始采访前，谢萌半开玩笑地跟自己的员工说。
他说，中国人很少讲走麦城的事儿，都搞得神神秘秘，好像成功企业都是突然冒出来似的。但这些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定是经历了人生各种折磨，摸爬滚打，能有人试着把其中要义系统地整理出来，总归是件好事。
徐斌说，今年湖畔大学开学典礼上所提到的“不耻败仗，来日方长”，就是他们期待未来创业者能够体会到的氛围感受。“谈失败不可耻，谈失败说明你很自信。”他说。
当然，学习失败的过程不一定总是美好的。第二期学员要组织集体徒步爬山。设计临近终点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校方有两个选择——一条路一路泥泞曲折，另一条路心理落差大，先是鸟语花香，大道平坦，但最后几百米突然陡峭，一不留神就会摔倒。
这就像是任何一个企业会遇到的真实境遇——在公司最辉煌的顶峰，在误以为一切都已经安稳顺利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恰恰是最致命的危机。
尽管给学员设计了一路的考验，但在最后一关，他们还是心软了，选了前者。一路泥泞曲折，但“辛苦得很平均”，没有心境上的大起大落。
规划路线的教练说，从体验上来说，没选的那条路固然更考验人心、磨练意志，更接近真实创业中的危机路径，可给一群拼了命努力、以为自己熬到头的创业者来这么致命一击，“实在是太残忍了”。
对于正在经历失败的人来说，这份温柔也许也是一种帮助。周航说，去年一次课后，他去找曾鸣聊天。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很迷茫”，准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心里很慌，“我不知道该休息多久，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足够的心力重新出发”，怎么办？
在长满郁郁葱葱竹子的湖畔大学校园里，散步中的曾鸣轻描淡写地回答他，那就先晃晃，晃个六年八年的。
周航说他吓了一跳，“啊？晃六年八年啊，都50岁了，那我人生不就废了吗？”
“人以后要活120岁呢，你着什么急啊？”曾鸣回答他。
“如果你把人生的长度放到120岁来考虑，人的生活状态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今天没有明天来嘛，明天没有后天来嘛。”周航回忆说，“即便失败学习还有点失败，但为什么失败了还在坚持，这也挺有意思的。尽管不知所措，但信念从来没有湮灭过。放到百年来看，这才多久，着什么急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