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养老，“孝道的衰落”备受关注， 阎云翔就说“在赡养老人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老机制的关键——孝道的衰落”，这离不开传统到如今的落差、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政策的介入等因素作用。“孝道”的“道”发生在家国同构的框架中，其实包括了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的软硬件。
1、简单的梳理：孝道的衰落
一方面，孝道的衰落是养老之所以成为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一冲突又与年龄、性别和城乡等维度相勾连：今天，五零后六零后的父母和八零后九零后的子女彼此间的代差显著，他们对“孝道”理解的差异也尤甚；农村地区儿子养老被制度化为应尽的责任，多集中在保障父母生存的经济层面，女儿养老越来越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
简单来说，在今天“孝道”依然具有政治正确和伦理正当的性质，但是它的内涵——一种社会地、历史地、文化地、制度地、情境地建构物，却在不断的变动与协商之中。如郭于华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在农村两代人际之间，“付出与回报的对等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公平理念；然而‘给’与‘还’的实际内容，即可交换资源却有了分歧。……父母一方注重物质交换的生命方面或可称为先赋性方面……老人将后代应该做出的回报视为长久的、终其一生的；小辈人则更看重现时现报，似乎不大关心已经成为过去的你生了我、养了我。”
无疑，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很多因素有关，对此不少学者都强调国家对传统父权文化（特别是在村落空间中）的理念与体系的打破。也就是说，两代人个体性的生命历程和被压缩了的现代化进程中宏观、宏大的力量同构互渗，投射到养老议题中，就使得传统中的“天经地义”变为了转型期的各种“挠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我们眼下面临的养老困境，“矛盾”是一个重要的框架。如阎云翔提出，《新婚姻法》既批判又依赖传统养老体制，自相矛盾；再如唐灿等点明，家庭的功能衰落和家庭的不堪重负之间存在冲突。
2、突出的矛盾：伦理还是经济
我以为，养老中“伦理”和“经济”的颉颃对峙也很值得思索。
谈到伦理，一方面是指赡养老人的支持性文化资源，它具有工具、情感和道德等价值。从其发生发展来看，孝道伦理得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前提，是以包容生产和消费等一揽子功能的家庭为单位来实现对老人的照料服侍。而且，如果说“伦理”一词的制度性、规范性和外部性的意味更浓，那么如今则是更加轻松自由、也更个体取向的“感情”一词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吉登斯对“纯粹关系”的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