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 1980年代是我们的“来处”

“退后一步”与1980年代

文 | 蔡 翔

引言

什么是1980年代，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好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以，我选择“退后一步”这个小小的角度，来讨论1980年代的某些特点。

既然是“退后一步”，那么，先要回答1980年代从什么地方“退后”，从哪些问题“退后”。这就涉及到1950-1970年代，1950-1970年代是1980年代的前史。

01

如果说，1950-1970年代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特点之一，可能就是安全。这个安全和冷战有关。

冷战构成了“二战”后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在这个世界格局之中，新中国更在这个世界格局之中。冷战对中国1950-1970年代影响巨大，这个影响，一是领土的安全，二是人心的安全。

领土的安全，起自朝鲜战争，冷战中的世界格局进一步变化，后来又因中苏交恶，领土的安全威胁也随之变大。

人心的安全，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安全，这和所谓“和平演变”有关。“西方”是攻方，中国实际出于守势。但是表现出来的形态，是“寓守于攻”。这个“攻”，就是关于普遍真理的争夺。这种争夺，后续形成了各种“政治正确”。这个“政治正确”的弊端，在1970年代显现，但它的起因，需要讨论。这个起因和冷战有关，也和安全有关。

领土安全和人心安全，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焦虑，1950-1970年代，有各种焦虑，安全是最重要的焦虑。这个焦虑影响了国策，也影响了人口的治理方式。

1950年代，毛泽东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关系。“大仁政”讲的是国家的长久之计，这个长久，包括工业化。工业化和现代国家有关，也和安全有关。中日战争，使得中共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朝鲜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强调工业化，就会有资本积累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只能内部消化。这就牵涉到“民生”，也就是“小仁政”，“小仁政”要服从于“大仁政”，这就是当时的国策。不是说，1950-1970年代，不注重“民生”，而是说，当“小仁政”和“大仁政”发生冲突时，“小仁政”仍然要服从“大仁政”。这就是1960年代陈毅和查良镛（金庸）关于“核子”和“裤子”之争的国策背景。

《今天》杂志第一期，1978年9月

因为领土的安全，而导致领土内部的安全焦虑。从而出现一种新的人口治理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这个“政治运动”指向残余的旧统治阶级，也指向各种思想改造，更指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冲突。而在1960年代，则具体表现为“接班人”问题，也就是“子一代”的争夺。政治运动的治理方式，既给当时的民众提供了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但其极端化和频繁化也搅乱了民众的生活世界，1980年代的“去政治化”，实质是“去政治运动化”。而“接班人”问题，则异化为1960年代的所谓“血统论”，这是1960年代最恶劣的思想表现。1980年代的反思，实际上建立在遇罗克的思想基础上。

1967年的遇罗克（在家中）

对1950-1970年代的反思，应该建立在“冷战”和“安全”的前提下，明了这个前提，才能展开对这个时代的分析，包括民众如何愿意让渡出一部分的权利，以保卫自身的安全。说当时“闭关锁国”，没有错，但是要搞清楚，这个关是怎么闭的，国又是如何被锁上的。同时，也因为“安全”，民众让渡出的这部分权利，又是如何被滥用的，滥用的结果反过来威胁了民众生活世界的安全。1980年代的意义首先从这里开始。

1970年代的中美建交，是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是1980年代的前提。也意味着安全问题得以被暂时搁置。

1980年代是在安全问题被暂时搁置的前提下展开的，当安全不再成为首要的威胁时，1980年代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关键词，这就是“发展”，这个发展是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格局中的发展，有自己的考虑重点，也有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富裕，所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深得人心。

中美建交是外因，中苏缓和也是外因。

1950年代开始的“大仁政”到了1980年代，效果显现。工业化初见成效，国力渐强，是内因。

在这个前提下，1980年代才有可能从容地谈发展。这个发展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启蒙，二是富裕。

启蒙和个人有关系，强调的是个人权利，所以反对“救亡压倒启蒙”。道理很简单，只有安全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当时才可能从容地讨论“救亡”和“启蒙”的关系。也就是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富裕同样和个人有关，1980年代的发展实际指向的也是个人的富裕。就是所谓的“小仁政”，“小仁政”和民生有关。但“小仁政”有赖于“大仁政”的施行。

这样，就出现了新的人口治理的要求，这个要求，包含了个人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既有思想的权利，也有富裕的权利。思想的权利体现在文化阶层，富裕的权利体现在平民阶层。这两种权利要求遥相呼应。所以，1980年代，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获得了一种暂时的联盟。这是1980年代文学所谓黄金期的根本原因。

《读书》1979年创刊号，

刊发了李洪林老师的著名文章《读书无禁区》

这是从“安全”问题上的“退后一步”，这个“退后一步”发现了很多问题，反思和这个“退后一步”有关，只有退后，才能反思。同时，又发现了通向未来的许多可能性。所以，这个“退后一步”也和未来有关。

和平－发展是1980年代潜在的写作逻辑。

02

《红灯记》李奶奶“痛诉革命家世”，构成了一个“阶级情”的共同体隐喻，这个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正是阶级。阶级同时构成了国家的政治主体。

京剧《红灯记》唱段 李奶奶为铁梅痛说革命家史

但是。在1950-1970年代，这个政治共同体是不稳定的。当“阶级”这个概念呈现出超强的包容性的时候，它常常突破了“出身”的限制，具有一种强烈的召唤性，这种召唤来自共同的政治信仰、理想、以及乌托邦的愿景。同时，它整合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构成一种强大的共同体形式，这就是五星红旗的政治内涵。

可是在激进政治的驱动下，这个共同体开始清除自身的异质性，以求一种更加纯粹的政治形态。1950-1970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都和这种异质性的清除有关。这种对异质性的清除，固然来自“安全”的焦虑，可是持续不断的运动方式，却对生活世界造成了更多的安全威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运动是一种“中断”，是对日常生活的“中断”。频繁的中断，也会引起生活世界的情感反应。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即是对这种“中断”的表述。当代的政治运动，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政治运动的描写，表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无意识和相应的情感活动。而这种累积的情感反应在1980年代则构成了明确的政治诉求。

而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共同体也一直处于分裂－整合－再分裂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受到伤害。1980年代，从“伤痕文学”再到“反思文学”，讲述的，就是这个“伤害”的故事。不能说这个故事不真实，相反，很真实。

“阶级”这个概念也开始退向“出身”，这就是“阶级成分”的流行，从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社会压抑。1960年代的“血统论”则把这种“成分论”推向极端，是当代最恶劣的思想表现，构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的社会形态。以至于张承志在四十年后，仍在思考“歧视”的不平等含义（张承志《四十年的卢沟桥－献给遇罗克的冤魂》）。

遇罗克的《出身论》是196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1980年代的政治反思，建立在遇罗克的思想基础上。

“伤痕文学”的意义，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从政治（运动）退出，回到所谓的“亲情”，意味着政治共同体的真正破裂。

因此，1980年代实际上意味着从政治世界退回到生活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

回到生活世界，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消失，相反，1980年代一直在要求结构新的共同体。而这些新的共同体和生活世界的重新发现有着密切关系。

“共同美”是1980年代的重要表征。“共同美”的提法来自何其芳“在《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九期里回忆毛泽东同志谈话的文章，毛泽东同志是肯定了共同美感的。他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中，是把共同美和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并列的，而所谓人性，即是“人类自然本性。”人道主义建立在人性和人情的基础上。这就实际构成了1980年代的普遍真理。这种普遍真理是具有政治性的，它要求以此真理结构新的共同体，并生产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这是启蒙精神的实质。

因此，从政治世界的退后一步，并不是真正的“去政治化”，而是重新的政治化，在这种重新政治化的诉求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边界的划定，正是这种边界的划定保证了生活世界的安全。这是1980年代的普遍诉求。

邓小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协定

这种以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重新构成的共同体，本质上是文明共同体，而文明需要启蒙，这是1980年代启蒙主义崛起的重要理由。文明指向教养，因此，如何习得文明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下，美也是需要习得的，在这里，习得和自然本性（包括共同美）之间，并不是没有裂痕。这个裂痕最终导致1980年代文学的分裂。更重要的是，无法习得的人，自然被归结为愚昧，这就是1980年代文明和愚昧的主题。所以，这个新的共同体也是有边界的，不可能容纳所有的人，而被排除在这个共同体之外的人如何表现，则成为1980年代文学的难题。

1980年代，文明重新区隔了人群，这种区隔有无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歧视，不是一个小问题。1980年代的文学，包括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本质是歧视－伤害，不是压迫－平等。这种有关伤害的叙述，带有一定的阶层性。因此，反歧视的另一面，就有可能生产出新的歧视，对所有庸众的歧视。

《伤痕》

这一由人性等等要素重新结构的共同体，基本排除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因此带来纯真的主体性要求，在这种要求中，1980年代对世界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审美论代替了政治论；同时，一旦它走出这种纯真的主体性，面对一个真实的政治经济学的世界，难免进退失据。当社会重新阶级化以后，这种普遍人性的有效性，就会导致文学的怀疑。

03

1950-1970年代，政治性很强，尤其到了1970年代，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政治正确”。1980年代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政治正确”的反思，当时有句话，叫“假、大、空”，非常形象。

可是，1950-1970年代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这个政治有很多面向，其中一个面向，是教化，不是简单的规训。毛泽东在《读的谈话》中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有什么底。”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上是平等，是劳动者的权利，这个人和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政治关系，还意味着伦理关系。因此，教化本身带有道德意味。要求对人的最终的完美塑造。

毛泽东对这种完美的人的概括，体现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这种教化下形成的个人品格，就是德性，是现代的君子。是儒家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不过，现代的德性，突破了传统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是无分国族阶级的德性，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即是。因此，这一德性，又多少有了一点阳明心学的意味。

1950-1970年代，对普通人，也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之一，即是高尚，高尚也会构成压力。德性压抑了欲望。人总是有欲望的，甚至包括对庸俗的欲望。

所以，1980年代从“政治正确”的退后一步，实际上会带动许多领域的变化，包括德性。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是。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代背景。

而导致这种退后的，关键一点，就是经济，在文学，就构成了围绕“生计”的叙事。这个“生计”，就是贫穷，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起点是贫穷，贫穷构成一种社会恐惧，这种恐惧压倒一切，包括德性。而改革的终点，是富裕。富裕构成了改革的正当性，同时构成了改革的合法性。从起点到终点，势必要重新改写革命史，革命史的起点是压迫，终点则是平等。这是隐藏在1980年代最为根本的冲突。

1988年5月海南居民排队抢购大米

1980年代的改革，从生产力开始，而如何解放生产力，是实践的重要内涵。生产力从生产关系中的脱颖而出，将带来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化。其中包括务实的政治品格。这个时候，文学选择现实主义，有着充分的时代理由。

但是，政治并没有消失，生产力中间隐藏了重新政治化的要求，1980年代的文学，是有政治性的。这个政治性将围绕“私”这个概念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随之生产出新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主要局限在道德领域。计划经济的逐渐松动，同时威胁了公共性的观念领域。

尽管在1980年代，所有制并未根本变动，但私有经济的成分开始出现，个人从精神走向物质，走向物质的个人带来社会活力，这个活力由野心和欲望构成。

04

1957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标志是公私合营，这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的终结。而后开始的社会主义实验，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带动了各个领域的变化。政府逐渐地“全能”化，单位则政府化，是个小全能的政府，生老病死，样样管。文化也开始单位化，政治化是一面，另一面是政府化，这个政府化改变了文化场域的结构。文化人成了“公家人”，生老病死也有人管。现在喜欢讲文学的生产制度，文化的“公家人”，是重要的生产制度。当然，文学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一方面，文化的单位化保证了文化人的生活，这一点，文化人是满意的；但是，思想和表述的自由，是文化的根性，这一点，又和文化的体制化是冲突的。所以，这个冲突，在1980年代全面展开。当然，1980年代的文化人也一直没有放弃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

1950-1970年代，公有制是核心，公有制在文化的反应，是激活了相关的传统，这些传统包括大同思想，也包括公的道德观念。所以，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包括纯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是，1950-1970年代，道德（传统）隐藏在社会主义里，这和1980年代不一样，1980年代，社会主义隐藏在道德（传统）中。所以，社会主义改造，是公对私的改造。这个改造既指向所有制，也指向人心，里面，是有教化因素的。

但是，有一个领域是特殊的，这个领域是农村。尽管农村也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不可能彻底，即使人民公社化，公社也不可能全能化，生老病死样样管，做不到。做不到，就是特殊化。所以，人民公社是半计划经济，另一半，是自然经济。这个半计划半自然的经济形态，就形成了公私兼顾的1950-1970年代的农村现实。反映在文学中，农村题材的小说，公私冲突，要远甚于城市。这里面，有经济基础。而相比较其他阶层，农民从这个体制的得益也是最小的。

所以，1980年代的改革，选择从农村开始，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彻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但是集体所有制已经松动，最终，人民公社解体。

土地承包，是1980年代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把公私冲突推向文化的浪尖。不过，土地承包并没有带来农村新的阶层分化，这也是事实，这和土地的所有权关系没有根本变化有关。真正变化的，是现代市场的崛起和对农村的渗透，这个渗透才造成了农村的阶层分化。

但是改变已经开始。1980年代的退后一步，在文化上，是从公领域的逐渐退出。这个退出，开始改写文学史。曾经被1950-1970年代压抑的“发家”思想开始成为社会实际的主流文化。《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成为1980年代农村改革文学的真正起源。

柳青《创业史》

这个退后一步，在思想史上，即是从大同退向小康，《礼记·礼运篇》讲“大同”与“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是谓大同”，这是理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谓小康”，这是现实。1980年代乃至以后的问题，是小康的问题。

无小康，则无大同，这是1980年代的共识，后面，是对贫穷的恐惧，也是对“一大二公”的怀疑。怀疑的依据，是效率，这个效率指向富裕。富裕得到官方的支持，启蒙则由知识者推动。二者有合有分。

但是集体所有制的动摇，同时动摇的，是坚固的思想结构，这个结构既包含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包括传统的价值观念，二者在当代史上是混杂在一起的。

所谓个人即从这种生产关系中脱颖而出，在平民阶层，这个“个人”不是从苦闷中生产出来，而是从贫穷中挣脱而来，它和启蒙主义者设想的个人并不完全一样。它是物质的，不完全是精神的，但却是1980年代的真实的个人。所谓束缚性的关系，也不是封建的宗法关系，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但是在1980年代，这种集体关系常常会被指认为封建关系。这是1980年代个人产生的真正前提，因此，1980年代的个人，有其自己的独特的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五四”以后现代史上的“个人”。所以，1980年代的个人，是需要认真辩证的。1980年代，有两种个人，一种是精神的，遵循的是“苦闷－觉醒”的写作逻辑，这一点，和“五四”类似；另一种，是物质的，主要由“贫穷－富裕”构成。二者有分有合，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所谓物质的个人，由物欲构成，说的通俗点，就是“私心”，它是1980年代乃至以后的“个人”的起点。这个起点包含了个人为了生存的努力，然后成为经济人，再走向理性，这样一种个人的演化史，并不等同于启蒙主义者对人的完美设想，但却是真实的1980年代个人涵义的变化。1980年代再现了西方现代性的漫长过程。

私欲构成了1980年代文学隐蔽的叙事动力，并成为一种新的崇高的美学形态。任何一个文本，都由多重叙事构成，最为隐蔽的叙事，则表现出写作者对自我乃至世界的想象。在合作化小说的背后，隐蔽地表现出写作者的大同理想，而在1980文学的后面，则是小康。